1945年8月9日，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24时，11日8时、9时、10时半、11时、12时、18时，连续发出七道命令，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利用各自处于抗日最前线的有利位置，迅即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展开攻势，迫使日、伪军投降，并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朱德的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立即开展对日全面反攻作战，从8月11日到9月2日共解放县以上城市150座，沉重地打击了侵华日军。
朱德为何会在两天之内连续发出七道命令？这还要从1945年抗战胜利已指日可待时，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广大解放区人民的几次打压说起。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的声明。
冲破政治束缚 站上国际舞台
1945年上半年，苏、美、英盟军在欧洲战场取得彻底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伟大胜利。德、意法西斯的覆灭，使日本法西斯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反法西斯同盟国决定进一步加强合作，完成对日最后作战。2月，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根据雅尔塔协定，4月25日至6月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中国政府派出以宋子文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其中，解放区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10名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会议。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代表团中仅获得一个名额，却来之不易。
早在1945年初，当即将召开旧金山会议的消息传到延安时，中共正在召开六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在2月18日的会议上提出，中共一定要派员参加。同日，周恩来致电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表示：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面代表。国民党代表只应占代表团全体人数的三分之一，“设若国民党独占代表名额，将不仅为不公平与不合理，并将表示他们的见地是要分裂中国”。
蒋介石非常排斥中共参加此次的中国代表团，他担心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会增强其影响力，日后更难控制。而他的做法，不仅遭到中共的坚决反对，连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都不能接受。
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在给蒋介石发出的一封电报中婉转表示，如果没有中共代表进入中国代表团，美国就不会提供“实际援助”，这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蒋介石不得不允许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派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但仅给了一个名额。
中共中央经过周密的研究之后，决定派董必武作为中国解放区代表参加代表团。
4月6日，朱德、周恩来等社会各界数百人在延安机场欢送即将前往重庆的董必武。陈毅特意写下《送董老出席旧金山会议，即日出洋》一诗，其中有“万国车一轨，寰球书可同。代表四万万，朝霞大地红”之语。董必武到达重庆后，与随行人员经过简短的准备，于4月12日搭乘一架小型军用飞机飞赴美国。飞机在空中颠簸不断，到美国纽约时已是21日，前后飞行了10天。年近花甲的董必武一路之劳顿，可想而知。24日，董必武一行到达旧金山。
董必武深知他之所以能够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是经过了一番政治较量才得以成行的，因而非常珍惜这一机会。他要助手章汉夫、陈家康和在美国工作的共产党员徐永瑛等人，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中国解放区实录》一书，在联合国的各代表团、新闻记者以及美国人民中广为散发，向全世界系统地、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在政权建设、军事、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军的战绩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他尽可能多地接触旅美华侨，向侨胞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辉煌成绩，阐述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各项政策和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事迹，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旅美侨胞心目中的地位。
董必武作为解放区代表出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联合国制宪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第一次公开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他向世界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民，已经成为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要政治力量。
面对错误指令 速发七道命令
当董必武在国际舞台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壮举时，在中国的解放区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根据中共中央“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方针，从1945年5月开始，对日、伪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
1945年8月11日，延安总部发出的第六号命令。
8月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在杨家岭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时局问题。毛泽东阐述了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他说：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准备发表一个声明。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我们要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这份声明即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的声明（这个声明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说：中国人民热烈欢迎苏联对日宣战。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8月10日凌晨，日本裕仁天皇在御前会上批准了外务省的提案，表示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准备无条件投降。当晚，朱德从军委总部获得这一消息后，马上命令道：“快送毛主席，快送中央！”接着，他指示“军委系统一律取消休息日，各级加强值班和前后方联系，密切关注战局变化，对突发情况你们要迅速反映……”
果然，蒋介石政府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欲抢夺和独霸抗战胜利果实，竟不许解放区军队受降。蒋介石于8月10日至11日发布三道命令：一个命令是发给各地伪军的，命令他们“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趁机赎罪”，等待国民党军收编；一个命令是发给国民党军各战区的，命令其“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以主力挺进解除敌军武装”，“勿稍松懈”；还有一个命令是发给朱德的，命令解放区抗日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
自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国民党军队丧失大片国土。解放区军民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并消灭了大量日军。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理应接受日军投降并派代表参加受降事宜。为此，朱德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的日、伪军送出通牒，限他们于一定时间内向人民军队缴械。在缴械后，我军当保护其生命安全，如遇日、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各解放区坚决执行上述命令，陆续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保卫和发展人民的胜利果实。
驳斥荒唐言论 揭露内战阴谋
然而，对于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总部发布的正确命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却在发表谈话时说，那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为此，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关于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谈话和蒋介石命令的评论，发表在当天的《解放日报》上。评论指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于朱德总司令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的评论荒谬绝伦。“根据这种意见，可以逻辑地解释为朱德总司令根据波茨坦公告和敌人投降的意向，下令给所属部队促使敌伪投降，倒反错了，应该劝使敌伪拒绝投降，才是对的，才算合法。无怪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无怪这同一个法西斯头子，又敢于‘命令’所谓地下军（实际上就是实行‘曲线救国’的伪军和敌伪合流的戴笠系特务）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而不许解放区抗日军队向敌伪‘擅自行动’。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可是中国解放区的人民抗日军队，绝不会中此毒计。”
同日，朱德与彭德怀联名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蒋介石不准解放区抗日部队接受日伪投降的错误命令，指出：“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命令我第十八集团军“驻防待命”，“不要打了”，但又命令你的嫡系军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呢？我方在8月10日下达给各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的命令，正是“加紧作战”的意思。“叫他们在‘加紧作战’时，必须命令日本侵略者投降过来，将敌、伪军的武装等件收缴过来。难道这样不是很好的吗？无疑这是很好的，无疑这是符合于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可是‘驻防待命’一说，确与民族利益不符合。”电文明确表示，“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当时，蒋介石在美国以各种方法支持下，调运大军去“接收”并向解放区进逼，积极准备反革命内战。这份电报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教育全国人民警惕蒋介石的内战阴谋。
8月16日，朱德再次致电蒋介石，指出蒋介石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就原地驻防待命”是完全错误的，要他正视解放区军民在抗战中从日、伪军手中夺回大片国土和解放许多人民的事实，收回11日发出的已导致“内战危险空前严重”的错误命令，并向他提出目前制止内战的办法是：“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朱德还郑重地告诉蒋介石：“这不但是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了避免内战，必须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势将引起不良后果。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向你提出严重的警告，请你不要等闲视之。”这份电报进一步揭穿了蒋介石集团准备内战的阴谋。
珍惜胜利果实 勇赴重庆和谈
在中国解放区军民的全面反攻和苏联军队的沉重打击下，侵华日军迅速土崩瓦解。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裕仁天皇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在经历了长达14年的艰苦抗战后，终于迎来了胜利。全中国人民都沉浸在喜悦中，奔走相告、载歌载舞欢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中共中央领导人没有陶醉在喜悦之中，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抗战虽然胜利了，但如何保卫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成为落在中国共产党肩头义不容辞的千钧重担。
其实，对于蒋介石在抗战结束后发动内战的打算，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早就了然于胸。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定》中，表明中国共产党应该对内战有所准备，同时指出在这场守卫人民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从来没有忘记是为谁而战，“任何行动不要脱离群众。扩兵是必要的，但决不可超过人民财力负担的限度。收集物资也是必要的，但决不可只顾军队，不顾人民，尤不可损害人民利益。攻破据点，占领城市应有统一的指挥与严格的纪律”。
很快，消息从重庆传来，蒋介石正在为其既定方针——用战争手段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做准备。然而，由于国际环境，再加上蒋介石发现调动兵力仍需要一定的时间，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还不成熟。在国内外反对中国内战的强大政治压力之下，蒋介石不得不改变策略，暂时做出和平谈判的姿态。8月中旬，他连续三次致电延安，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蒋介石没有想到，哪怕是为了国家和平的一丝丝希望，中国共产党人都勇于尝试。8月28日，毛泽东以民族大义为重，以非凡的勇气，毅然从延安乘飞机赴渝参加谈判，对蒋介石的惺惺作态，给予一记有力的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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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8月14日 总第3564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