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是家庭的核心价值观，家规是家庭的“基本法”，家风是家族子孙代代恪守家训、家规而长期形成的具有鲜明家族特征的家庭文化。《颜氏家训》中说：“笃学修行，不坠门风。”好的家风有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是社会正能量的高度凝聚。重视家风，严于律己，于国于家有益。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一直很重视家训家风，这不仅体现在他对子女的严格教育、对亲友的正确引导上，也体现于工作中。不仅如此，毛泽东自我要求也非常严格，不做任何有损党的声誉之事，特别是在亲情方面，他始终坚持践行三个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
“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湖南韶山毛氏家族的家训、家戒，指导了毛泽东早年的道德实践。在成长过程中，毛泽东有意识地把所学到的新知识与实际相结合，把道德实践引向更广泛的领域，使他对事物的认识和看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比如，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时，他与会员们把“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作为学会宗旨，并相约遵守“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生活准则。这些都与他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和严格家风是分不开的。
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的情景。前排左一为他的老师毛宇居。
1959年6月，毛泽东在回韶山时，还曾专门点名要看世代相传的《韶山毛氏家训家戒》，这本对毛家人的理想、伦理、道德、行为及人生追求有着指导意义的书，对毛泽东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和影响。这本毛氏家训里有“十则”，其中包括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孝养父母、友爱兄弟、和睦相邻、教训子孙、矜怜孤寡、婚姻随宜、奋志芸窗、勤劳本业；除此之外，毛氏家族中还有“十戒”：一戒游荡、二戒赌博、三戒争讼、四戒攘窃、五戒符法、六戒酗酒、七戒胥隶、八戒僧道、九戒谋风水、十戒占产业。在这些家训、家戒中，虽然有些内容带有封建伦理的意味，但在那个时代也有着洁身自好、本分敬业的意义。
毛氏家族一直有着重视教育的传统。1910年，毛泽东听表兄文运昌介绍情况后，想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继续求学，于是，他向父亲毛贻昌讲了自己的打算，但其父打算让他到湘潭的一家米店当学徒，将来帮自己做生意，因此，并没有同意。毛泽东为了说服父亲，请来了老师毛麓钟、毛宇居到家里跟父亲讲读书的好处，其父最终答应了儿子的要求。同年秋，毛泽东带着家训中“奋志芸窗”的理想，挑着行李踏上了外出求学之路，并改写了一首诗以明志向：“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氏家训“十则”中还有一条为“孝养父母”，毛泽东也时刻铭记在心，并付诸实践。有一次，毛泽东与萧三在谈话中流露出对母亲的思念，他说：“我母亲有好的方面，这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她待人忠厚、和善、贤良，她勤劳节俭，做饭、拾柴、割草、缝补、洗衣服，什么活都得做。我母亲在乡下，是位有名的善良妇女。她对亲戚、邻居及乡亲们，都是来往密切，和和睦睦，而且特别关心和体贴穷苦的劳动人民。”1919年4月6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那段时间新文化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毛泽东一到长沙就开始主持新民学会会务，为了解决生活问题，他一边教书，一边忙着组织搞爱国运动。当时，其母身体患病，由他弟弟护送至长沙治疗。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是尽量抽出时间陪母亲去看病，并四处求医问药，在20多天里“亲侍汤药，未尝废离”，竭尽人子之责。10月5日，母亲病逝的噩耗传来，毛泽东心如刀割。8日深夜，他挥毫写下《祭母文》后，思念至深，又含泪写下了“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的挽联。晚年时，毛泽东自称，从天赋条件来说，他从慈母那里继承了“博爱”的天性，从严父那里既接受了刚强和严厉的禀赋，又形成了某种逆反心理和反抗精神。父母双亲的不同气质传承于毛泽东身上，成为他日后大展雄才的一个重要根源。
“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
新中国成立前，湖南韶山境内虽是崇山峻岭，风景秀丽，但交通极其不便，多为年久失修的山间小路，人们如果要去湘潭城走一趟则需赶一整天的路才能到达，这不但给百姓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也限制了当地的发展。但是，民国时期，政府腐败，战火不断，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交通问题更是无人问津。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虽想念故乡韶山，但因国事繁忙，只能把思念深埋心底。1927年元月，毛泽东考察农运时曾回过一次故乡，自从那次离开韶山后至1959年就再也没回去过，乡亲们都盼望着他能再回去转一转，看看家乡的变化，但心里都在为两件事忧虑：一件是进山没有公路，只有一条曲折坎坷的山间小道，要不要修一条公路以方便通行？另一件是旧居的条件实在太差，主席回来后住在哪里合适？因此，人们开始筹划着要为主席修一条通往湘潭的公路和建一栋房子。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新中国成立后，韶山被人们称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纷纷前来参观学习。然而，这里连一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人们进一次山很不容易。有人就把这个情况反映了上去,于是，中共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决定报经湖南省委批准，从湘潭修一条通往韶山的公路。同时，还决定在韶山冲建一座房子，以方便接待客人。
毛泽东得知老家湖南要为自己修路、建房之事后，断然拒绝，并于1950年9月20日电报致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和省委第一副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并告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让地方党政立即停止修路、建房之事。电报中写道：
克诚、首道并告子恢同志：
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
毛泽东
九月廿日
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关于立即停止在韶山建房、
修路给黄克诚等的电报。 中央档案馆藏
其实，修路、建房是一件好事，一方面方便群众外出和参观者进山；一方面也有利于地方发展，无可厚非，但毛泽东并不这么认为，他考虑事情更全面，看问题更深刻。在此几个月前，辽宁省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召开会议，准备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在市中心区修建一座开国纪念塔，并打算在塔上置一尊毛泽东铜像。于是，沈阳市人民政府为此致函中央新闻摄影局，请求代摄毛泽东全身站像四幅，中央新闻摄影局遂将此函转呈毛泽东批示。1950年5月20日，毛泽东在这份公函上批示道：“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在来函中的“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示道：“这是可以的。”但是为他个人铸造铜像会造成不良影响，他对此坚决反对，并在“铸毛主席铜像”旁批道：“只有讽刺意义。”同样，湖南老家的政府想为他修路、建房也是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他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尚未好转，百姓生活还比较困难，修路不但要耗费大量资金，还会涉及拆屋、废田等事，实属劳民伤财。更关键的是，此事一做，定会在人民当中产生不良影响，对党的威信影响甚大。于是，此事便被搁置下来。
“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在毛泽东的记忆里，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湖南湘乡唐家圫外祖父家——文家度过的。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后，其母文素勤怕也像前面两个早夭的儿子一样养不大，就把毛泽东抱回了娘家抚养，希望儿子能在家大福大、儿女众多的外婆家平安长大。在文家，毛泽东不但得到了长辈们的喜爱和照顾，同时也和文家的表兄妹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国事繁忙，一时回不去家乡，文家的一些亲友便纷纷到北京看望他。在相谈中，有些人也委婉地提出希望毛泽东能帮助安排工作的想法，但均被一一拒绝。这在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写给众亲友的书信里能看到很多相关内容，例如：“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虽然要求安排工作之事遭到毛泽东的拒绝，但大部分亲友还是很理解、体谅的。但同时，也有人曾从北京回去后犯过错误。例如，有的人到北京看望过主席回到故乡后，便自我感觉良好，认为和主席攀上了关系，在乡亲们面前就有点趾高气扬起来，甚至有的人还经常讲大话、摆架子，这些都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其不好的影响。毛泽东的表侄文炳璋听到群众的反映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文家有人不服政府管理的情况。毛泽东接到这封信后，高度重视，于1954年4月29日专门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了一封信：
石城乡支部、石城乡政府诸同志：
毛月秋同志来北京，带来你们的报告，甚为感谢。
我的亲戚唐家圫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现有文炳璋同志的一封信，付给你们看，我是同意文炳璋同志的意见的，请你们加以处理。并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圫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
此致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廿九日
1954年4月29日，毛泽东关于严格要求自己的亲戚给湖南湘乡县
石城乡党支部和石城乡政府的信（部分）。 中央档案馆藏
这封信中提到的毛月秋，大革命时期曾在韶山任中共慈悦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在韶山毛泽东旧居做接待工作。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开头写道：“我的亲戚唐家圫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直接指出了亲人不服地方政府管理的错误行为，接着对地方政府提出了具体要求：“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在说明文家任何人不能搞特殊后，进一步讲明了自己的态度：“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毛泽东在信的结尾写道：“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圫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在毛泽东的批评教育和当地乡党支部、政府的帮助下，文家兄弟很快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并及时改正了缺点，有了很大进步。“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在这封信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
人间有大爱，真情自流露。毛泽东把这份浓烈的关爱化作了对亲友们的严格要求。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9月4日 总第3573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