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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船东渡济彩虹

一件秘档背后的清代中日“丝路”交往史

作者:胡忠良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0-09-11 星期五

苏州密奏

    清康熙四十年(1701)三月,苏州织造李煦上了一件密奏,“切臣煦去年十一月内奉旨:‘三处织造会议一人往东洋去。’钦此钦遵。臣煦抵苏之日,已值岁暮,今年正月传集江宁织造臣曹寅、杭州织造臣傲福合,公同会议得杭州织造乌林达莫尔森可以去得,令他前往,但出洋例候风信,于五月内方可开船,现在料理船只,以便至期起行。又奉旨赐与孙岳颁房屋,今将织造衙门无用旧局空地一块,现在备料兴工,盖造门房、厅堂、厢房、后楼,共五进计三十七间,大约于五月尽可以完备,合先一并奏。闻俟莫尔森出洋之后,孙岳颁房屋完工之日,再行启奏,伏乞睿鉴施行”。

    清康熙四十年(1701)三月,苏州织造李煦密奏及康熙帝朱批。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这件密奏背后,竟牵涉到中日交往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实际上,这是康熙帝下旨派人前往日本进行的一次秘密考察行动。

    派人秘密考察中日贸易的想法,康熙帝很可能已深思熟虑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他决定选择由苏州织造李煦负责实施。当时,李煦恰好在京,康熙帝便当面将此工作布置给了李煦,要他负责牵头,与江南三处织造的另外两个织造共同商议,拿出个方案。李煦回苏州后,立即召集另外两个织造的负责人共同商议,最终确定赴日考察的人选,并及时奏报给康熙帝。收到李煦的密报奏折后,康熙帝十分满意,朱批:“知道了,千万不可露出行迹方好。”

    李煦接到康熙帝朱批后,做了更周密的安排,在同年六月的一件请安密折中写道:“……臣煦等恐(莫尔森)从宁波出海,商舶颇多,似有招摇,议从上海出去,隐僻为便。莫尔森于五月二十八日自杭至苏,六月初四日在上海开船前往矣。”康熙帝朱批:“知道了,回到日即报。”

    同年十月初六日,李煦密奏:莫尔森已秘密回到了宁波,十一日到杭州织造署报到,十五日即赶到苏州。按照康熙帝的密令,李煦不敢稍有怠慢,立即安排其十六日从苏州起程赴京,向康熙帝当面汇报。

    莫尔森到京后,向康熙帝当面做了汇报。康熙帝掌握了情况,于是做出进一步重启中日官方贸易的决定。

皇帝心事

    康熙帝为什么要派干员东渡扶桑秘密考察?这与他的全局经济战略布局有关。

    康熙中期,“三藩”“台湾郑氏集团”相继平定后,国家统一大业已完成,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文化日益繁荣,但也存在一些隐患。

    中日贸易,一直以来是清廷除“宗藩贸易”之外最重要的海外贸易之一。清初的中日贸易,是明朝中日贸易的延续。但由于明末海盗盛行,尤其清初针对郑成功等海上反清力量,朝廷不得不采取靖海政策,清初陆续颁布“禁海令”“迁界令”(以福建为中心,从广东到山东沿海15公里以内的居民全部迁往内地),加之天下皆知郑氏家族与日本渊源关系,促使清政府不得不痛下决心主动关闭了对日海上贸易。但是,当社稷安定后,如何重开中日贸易成了康熙帝的心事。虽然在平定台湾后,康熙帝立即宣布解除“迁界令”,但还继续维持着不准商船出海的禁令。不久,迫于贸易压力,康熙帝颁布了“展界令”,允许民间进行海外贸易,从此中日贸易进入新的繁荣期。

    实际上,从“展界令”颁布伊始,康熙帝一直在考虑如何重开中日官方贸易。因为他早已意识到中日贸易与大清经济的关系,尤其是日本铜的进口直接影响着清廷的货币政策。从明朝开始,中国出口日本的商品以药材、丝绸为主,而从日本进口的商品主要以铜、银为主。1684年,日本江户幕府颁布“贞亨令”,开始强制限制白银向中国的出口,从而造成了对中国铜出口量的激增。据日本方面史料记载:仅“江户时代”(又称“德川时代”,1603年至1867年)初期的八九十年间,日本铜外流多达两亿多万斤。这对中国来说不啻是个利好的消息。日本是产铜大国,其铜向来深受中国人喜爱,比如明朝著名的宣德铜器,据《宣德鼎彝谱》一书记载,所有铜的原材料均来自日本。在明代,甚至还出现过日本将铜出口到中国后,在中国铸造成钱币再进口到日本的情况。总之,在中日贸易关系中,日本向中国供给铜料,地位至关重要。因为康乾时期,中国真正流通货币只有铜钱(制钱),白银虽然也作为货币,但由于只能通过称重流通,因此并不能成为通用的本位货币。这一时期,来自东洋的“洋铜”早已成为清廷铸币的主要原料,无论其纯度和购买成本,都要比“滇铜”划算得多。然而此时,康熙帝又面临着另一个尴尬的局面:由于中日民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在日本,1698年允许进入日本港的唐船从70艘上升到80艘。但在中国,还是以私商为主。私商从日本购铜棹后,在国内再转手卖给官府,从中赚取差价。

唐船

    在中国,铜一直是由政府统一专卖,为了适应朝廷扩大货币铸造发行的需求,购买日本“洋铜”应由朝廷统一部署的呼声日益高涨。康熙帝意识到,是时候开启中日官方贸易了,故决定重开中日官方贸易,从此将“洋铜”的采办主导权,收归朝廷。道光《乍浦备志》卷十四载:“以彼国铜斤足佐中土铸钱之用,给发帑银,俾官商设局备船,由乍浦出口,放洋采办。”

密探工作

    从康熙帝下旨派人暗赴日本做调研,到决定重启中日官方贸易,整个工作有条不紊地秘密进行,只有极少数人参与,效率之高也很惊人。这其中,除了决策者康熙帝外,关键人物是苏州织造李煦。李煦(1655-1729),原籍山东,其父李士桢在明崇祯年间被清军俘虏,过继正白旗佐领李四泉为子。清入关后,李士桢“从龙入关”,历任江西、广东巡抚。李煦以先父荫入国子监读书,后步入仕途,康熙二十九年(1690),返京任畅春园总管,受到康熙帝赏识,康熙三十一年(1692),曹雪芹祖父曹寅从苏州织造调任江宁织造,李煦以内务府员外郎出任苏州织造,一干就是30年。苏州、江宁、杭州三织造,属内务府编制,是清廷派驻地方的机构。实际上他们都是皇帝的心腹,除了负责宫廷丝绸织造及内廷物品采买(包括安排康熙帝六下江南的一切事宜等)外,实际上还肩负着代皇帝监察地方情况的使命,并被授权可以随时以密奏形式直接向皇帝奏报,权力很大。可以说,江南三织造是朝廷安插在地方的密探,而苏州织造为三织造之首。康熙帝派李煦挑选密探前往日本调研,应该说是其本职。从李煦奉旨布置,并圆满完成如此重大的任务来看,既显示了康熙帝对他的信任,也体现了他办事的能力与效率。

    在李煦这件奏折中,除了提到派人赴日本调研外,还提到了“又奉旨赐与孙岳颁房屋”,李煦备料兴工,为孙岳颁(江苏吴县人,即今苏州人;官至礼部右侍郎,颇得康熙帝宠信,故赏赐其在故乡修建房屋一所,并赐买田银一千两)盖房。

    被派赴日本考察的莫尔森,其职务是杭州织造的“乌林达”。“乌林达”是满语,汉译为“司库”,应该是织造衙门内的一个小吏。但别小看这么一个小小的司库,他在地方上却很是吃得开,甚至豪横跋扈。康熙三十七年(1698),发生过苏州织造“乌林达”李永寿门下的家人孙某,领着一群棍徒在苏州城内当众捉拿姓陆的朝廷官员,并沿街殴辱的恶性事件。这件事,甚至惊动了康熙帝,他在给李煦的朱批中严厉斥责:“自立织造以来,未尝有此异事。今闻苏州乌林达家人犯法,欺辱官宦,深属可恶。”

不止是铜

    重启官方贸易后,中方官商与额商成为中日贸易的主力。运货唐船的规模越来越大,出口的商品质量越来越精,管理日趋规范。仅以乍浦港为例,驶日唐船通常每年跨年度两次往返航行:第一次是在夏至后至小暑前(6月下旬至7月上旬)出航日本,从乍浦出发,如果顺利,四五日即到;如果不顺利,少则十余日,多则三四十日不等。九月中旬,满载“洋铜”、海带等日本货物返回。第二次则在小雪后至大雪前(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再次扬帆日本,在第二年的四五月份返回。按规定,每年运回“洋铜”120万斤,归官府统一调配。

    中日官方贸易的重启,不仅解决了进口“洋铜”统一管理的问题,而且在中日文化传播与交流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出口日本的商品主要为丝绸,日本人对中国丝绸,尤其是江南三织造的产品一向情有独钟。尽管日本本土丝绸生产质量不断提高,清廷也加强了对出口丝绸(尤其是三织造产品)的控制,但日本人对高质量的江南三织造丝绸的追崇并未降温,他们甚至将搜罗的触角延伸到中国内陆,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虾夷丝绸”。日本商人发现,在中国关外东北、蒙古等地,还存在大量高质量的丝绸,主要来源于长期以来,清廷对这些地方王公以及族人的慷慨赏赐,于是日商前往贸易搜罗,只要发现丝绸上织有“三织造”字样的,照单全收。

日本江户时代的《京都市井图》

    再比如,砂糖,日本生产砂糖是在江户时代的享保(1716-1735)之后,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主要靠从中国进口。据研究资料显示:自1642年到1653年,到达日本长崎的中国唐船共409艘,所载砂糖约860余万斤。这些砂糖全部在日本本土销售。在这11年间,平均每艘船运载砂糖2.5万斤,以当时一斤砂糖约合600克计,相当于15吨,对中国帆船来说,砂糖的确是最合适的压舱物。当时,中国出口日本的白砂糖有三种:上等品称为“三盆”,中等品称“上白”,下等品称“太白”。积极推进日本国内砂糖制造的德川吉宗,也是通过前往长崎的中国船主收集制造砂糖的工艺信息。据文献记载,享保十一年(1726)九月来航的六号厦门船船主李大衡曾提供“煮乌糖法”和“煮白糖法”。此后,日本渐渐普及了甘蔗栽培与制糖。江户后期的农学家大藏永常在1842年出版的《广益国产考》谈到在日本,“砂糖在二百年前只有出身尊贵的人才知道,贫贱下人连见都没见过”,后来,砂糖逐渐在日本国产化、普及化。

    唐船东行,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更不可低估,包括“汉学”东渡。江户时代日本学术和教育以儒学为中心,意义更广泛的中国学术在日本被称为“汉学”。后来的明治时代日本之所以能汲取欧美文化精髓而走向近代化之路,也是充分得益于江户时代汉学兴盛的根基。由于江户时代执行严格锁国政策,规定日本人不准出海,而长崎成为锁国体制下的日本唯一对外开放的窗口(当时也仅对中国、荷兰商船开放),它实际上也成为中国文化东渡扶桑的重要窗口。1716年,继任的吉宗将军,自1720年便以汉文书籍进口为主,积极引进中国文化,为此他特意向长崎奉行(类似港口主管)提出了各种预购要求,甚至允准推出一些优惠的政策,比如给载送汉文书籍的中国商船颁发临时褒奖信牌等。由唐船载运流入日本的汉文书籍,主要有《唐律疏议》《六谕衍义》《大清会典》《大明律直解》《古今图书集成绘图》等;还包括《帝京景物略》、元佚书复刻本《御药院方》,以及各种版本的中国地方志等。

    唐船东渡,对日本文化多元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728年,来自中国的唐船,甚至运来了两只大象,日本朝野十分重视,为没有提前预领信牌的中国商船补发了信牌。大象到长崎后,被官府的特殊仪仗队长途护送到京都,之后又送到江户,作为江户的御用吉兽,一路上受到了日本国民的热情观瞻。到了京都,吉象被封为“从四位”(官位品级),并颁发了任命敕书,从而被带进宫廷,拜见天皇,还表演了跪足之礼。天皇非常开心,与朝臣作诗唱和。一个月后,大象又被一路护送到江户,进入幕府将军的御浜殿。200多年前的大象东行,成为中日“丝路”交流史上的标志性文化热点事件,据当时著名的《驯象记》作者奥田士亨记载,在日本,“市井庶民或绘其(大象)状,或塑其像,卖鬻传玩,不可胜记。或者因此致富”。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9月11日 总第3576期 第一版

 
 
责任编辑:杨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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