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中下旬，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署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以下简称“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接二连三地收到湖南省常德县突现鼠疫疫情的急电。面对这种“蔓延迅速，传播甚广”且“为害之烈甚于霍乱、伤寒”的突发疫情，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迅速秉承国民政府“从速防治”的指示，协调和组织了20余支防疫队，共计200余名防疫人员驰赴疫区，争分夺秒地发起了一场“保卫生命”的鼠疫阻击战。
花季少女首确诊 防疫机构速组设
1941年11月11日晚，湖南省常德县关庙街蔡洪盛炭号的11岁少女蔡桃儿“骤发高热”。次日清晨，她的高热症状虽经县城广德医院医生谭学华的全力诊治，但却未见好转。此时，“头痛、周身不适及神志不安”等不良症状开始折磨患者，相关检验结果更是呈现出“颇与鼠疫杆菌类似”的两极染色杆菌。
13日晨，蔡桃儿不治而亡。当天下午，充满疑惑的谭学华会同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第二中队队长钱保康、医护队队长肯德二人，小心谨慎地对蔡桃儿进行了尸体解剖，发现其肝脾肿大等均符合“可疑之鼠疫病理变化”的症状。随后，谭学华等人结合临床诊断、尸体解剖和显微镜检查等综合情况，初步断定蔡桃儿即是常德县第一例鼠疫患者。其后，国民政府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检验学组主任陈文贵又对时年28岁的第六例鼠疫患者龚操胜进行了尸体解剖，之后又继续进行了细菌培养和动物接种试验，最终确定此次常德鼠疫是由感染鼠疫杆菌的鼠蚤叮咬而引起的腺鼠疫。
为了有效地应对此次突发的鼠疫疫情，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快速地指导常德县各界人士召开紧急会议，并于11月20日组设了常德防疫处，该防疫处下辖总务、情报和防疫等七个办事组，由湖南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欧冠兼任处长，负责统筹鼠疫防控相关事宜。其中，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和省银行分别负责文书、交际、工程及筹款等工作，常德县三民主义青年团、警察局、商会分别负责宣传、疫情调查、疫区病人管制及死尸处理等工作，内政部卫生署医疗防疫队第14分队和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医务队及县卫生院等，分别负责各界防疫注射、清洁环境卫生、设立检查站和隔离医院及治疗病人等工作。
此外，常德防疫处还特设立了常德防疫设计委员会。其中，包括当地和各方驰援的所有医护人员，同时推举湖南省卫生处处长邓一韪为主任委员，常德县卫生院院长方德诚兼任隔离医院院长。至此，该县的防疫工作“日见成效”。
措施专业暂控制 疫源剑指细菌战
1942年春，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署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撰写的
《防治湖南常德鼠疫报告》（部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从1941年11月中旬至1942年2月底，经常德防疫处和常德防疫设计委员会精心筹划、多方协调，采取了一系列阻击鼠疫疫情的专业措施：一是备足药械，大批鼠疫疫苗和治疗鼠疫的化学药品、消毒用的喷雾器等防疫药械，被紧急运往常德县城；二是搜集病例，建立疫情报告监控制度，在常德县城四门外设置诊疗所，并派遣医护人员广泛搜集鼠疫病例；三是隔离治疗，将搜集到的鼠疫病例，收治于县城东门外的隔离医院，进行免费治疗；四是加强检疫，在隔离医院附近设置“留验所”，并将关庙街和东门两地划分为甲、乙两种不同的疫区，区内所有居民必须迁入“留验所”，由军警协助执行，同时还在县城交通要道设置了检疫站，负责检查来往旅客，并对全城军民进行预防注射；五是捕鼠灭蚤，全城进行防疫清洁卫生，在街巷周围“筑以短璧”，掘开鼠穴，喷洒消毒剂；六是死亡处理，遇有死亡病例报告，立即派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填写调查表，设立火葬炉，将鼠疫患者尸体一律进行火化。
正是得益于这些专业防疫举措，使常德县城内流行了3个多月的鼠疫疫情得到了暂时控制，病死率也被控制在万分之一点五左右。但是，此次鼠疫仍然存在漏网感染者的潜在风险。与此同时，常德防疫处和常德防疫设计委员会在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的指导之下，逐渐查明了此次鼠疫的疫源是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直接结果。
原来，1941年11月4日，日军的飞机曾突袭常德县城长达十余个小时，并投掷下大量米麦、谷粒、棉花和纸片等物品，这其中暗藏着“染疫之跳蚤”。对照鼠疫患者来看，常德最初的四例均是在11月11日和12日发病，与腺鼠疫3日至7日的潜伏期“极相符合”，很显然是日军飞机投下物品后不久即被感染。尤其是第六例鼠疫患者，于19日从乡间抵达县城，23日发病，进一步证明是被疫蚤“螯噬”所致。其他病例发病较晚，与疫蚤生存时间可达数周乃至数月之久“亦正适合”。因此证明，此次鼠疫正是日军细菌战造成的结果。在抗战胜利后，被捕的日军细菌战战犯也对此供认不讳。
急定办法调专家 二次阻击终遏制
为了防范日军继续在中国其他地区实施同样“毒辣”的细菌战，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在总结常德县防疫经验的基础上，迅速牵头有关部门，紧急制定了《防制敌机散布鼠疫杆菌实施办法》及补充办法、《处理敌机掷下物品须知》等防疫办法，呈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通令全国，敦令各地军民注意采用专业防疫措施，严密防范日军细菌战。
在此次常德鼠疫阻击战中，最关键的就是由卫生署商调请来了外籍专员、细菌学专家伯力士参与主持这项工作。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世界顶级的细菌学专家之一，伯力士早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就直接参与了国联防疫团在中国的防疫工作。1941年初，伯力士又被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署聘为防疫专员。迨至11月中旬常德县鼠疫爆发后，伯力士即被紧急调往常德县城参与鼠疫阻击工作。从12月24日至第二年年初，伯力士共计解剖检疫了35只老鼠，并没有发现染疫老鼠。但是从1942年1月底至2月底再次解剖检疫的192只老鼠当中，伯力士却发现了37只染疫老鼠，染疫率为19.2％。根据他的经验，当老鼠染疫率超过20％时，便预示着“人间鼠疫”即将发生。而此时的常德县城，虽然鼠疫疫情得到了暂时控制，但是却处于更大规模的鼠疫爆发的前夜。基于对鼠疫第二次大规模爆发的专业判断，伯力士于3月13日紧急向常德防疫处建议未雨绸缪，提前做好二次阻击战的准备工作。
3月20日，常德县城爆发了比第一次规模更大的鼠疫疫情。在4月达到高峰期时，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病例，尤其是在4月10日，法院西街34号发现了最为危险的可通过空气飞沫传播的肺鼠疫，进一步印证了伯力士的科学判断。
鉴于鼠疫疫情的空前严重状况，常德防疫处于4月13日决议求援当地驻军强制执行一切防疫措施，并委派伯力士“主持指挥各项技术工作”。其采取的有力措施为：一是加强防疫力量，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处长容启荣亲临常德县城督导防疫，紧急抽调20支防疫队驰援常德县，并改组常德防疫处为湘西防疫处，强化组织领导；二是紧急停课、停业，县城所有学校一律停课，全城所有旅馆、剧院和饭店等公共场所一律停业；三是紧急调运防疫药械，可供17万人注射的鼠疫疫苗和大量灭鼠灭蚤的消毒剂等被紧急运往常德县城；四是制定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所有医院、政府机关及基层保甲人员，必须“即时”报告鼠疫患者或疑似患者；五是实施严密的交通检疫，在常德及邻近水陆交通要道设置检疫站，次要水陆路口设置检疫哨，不重要的小路在距离县城数里地带予以破坏，所有过往车船必须强制检疫，并限定出行时间，过往旅客一律注射预防疫苗，只有携带预防注射证才能放行，肺鼠疫流行区域完全断绝交通，无特别通行证者一律不准出入疫区；六是妥善处理疫尸，为了吸取前期火葬疫尸处理不周的教训，决定停止火葬，改设公墓，规定疫尸消毒办法及埋葬地点，这样既尊重民间习俗，又顾及集体安全。
至1942年7月，常德县城二次爆发的鼠疫疫情终于得到了全面遏制。后来，波及常德县所属乡镇及周边地区的鼠疫疫情，也在湘西防疫处和伯力士的共同努力下，逐渐被控制。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9月11日 总第3576期 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