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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进行曲》在这里诞生

作者:姜龙飞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0-09-28 星期一

    1949年9月27日,开国大典举行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确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决议。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国歌正式写入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巧合的是,《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时候,其词作者田汉、曲作者聂耳、歌曲命名者朱庆澜都栖身于上海,住址依次是永嘉路371号、淮海中路1258号3楼、永康路109弄雷米坊。正是在这3处老房子中,如同星宿般流动的3位主人公,极其偶然地重合交叠,联手完成了一幅历史坐标图,完整地勾勒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诞生路径,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歌咏奠定了永恒的基调。如今,你若从他们的房檐下经过,那雄浑而又熟悉的旋律,仍随时可能从掩映的窗棂中飘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风云儿女》里的时代强音

 
    1935年5月24日,抗战故事片《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首映,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也随影片首映第一次回荡在大上海开阔的天穹下。

    《风云儿女》由许幸之执导,田汉、夏衍编剧,聂耳配乐。曾经在晚清和民国政府中担任要职的朱庆澜,为影片慷慨投资。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的热映而唱响唱红,广为流传。

    《风云儿女》以抗战为背景,讲述了一度贪图享乐、沉迷于温柔之乡的青年诗人辛白华,最终因为挚友梁质夫的牺牲,被激发起沉睡的爱国情怀,奋勇投身抗战的故事。

    为了提示和凸显主题,影片在片头播放字幕时即穿插奏响《义勇军进行曲》,人声合唱两遍,小号和军鼓伴奏4遍,以激昂的旋律开头,直奔抗日主题,这在当时的电影中是不多见的,为的是从一开始就让观众对影片的抗日救亡主题有一个心理设定。

    但是,如果开门见山就大讲抗日救国大道理,别说当局电影检查官通不过,恐怕连普通观众也接受不了这种说教。因此,田汉设计了一段花前月下的浪漫故事,作为影片的主要剧情,以吸引观众。这便有了青年诗人辛白华堕入寡居的史夫人的财色与浮华之中,将天下安危抛于脑后的种种情节。

    然而,深埋在诗人心底的爱国火种并未泯灭,当辛白华看到“铁蹄下的歌女”历经的亡土之难,特别是得知挚友梁质夫已牺牲在抵御敌寇的战场上时,如遭雷击,顿时猛醒,毅然斩断情丝,穿上戎装,拿起武器,投身到汹涌澎湃的抗日洪流中去。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即为辛白华写的长诗《万里长城》的最后一节。按照田汉原来的设想,主题曲还应更长,后因其被捕而没能如愿,其原诗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为了应对国民党政府和租界当局不准在影片中出现“抗日”或“日本”字样的禁令,导演一律将其以“敌人”代替,好在无人不知“敌人”指谁。

    影片荟萃了当时众多当红影星,除了袁牧之、顾梦鹤、王人美外,还有谈瑛、陆露明、王桂林、高逸安、王明霄等,周璇也在片中客串,可谓明星璀璨。

    首映之后,《风云儿女》连续放映达80余场。与此同时,影片出品方、发行方上海电通影片公司(以下简称“电通公司”)创办的《电通半月画报》,推出《风云儿女》特辑,全文刊登田汉撰写的近两万字的《风云儿女》文学故事,并以通栏标题刊登了《义勇军进行曲》。

抗日烽火中的创作激情

    《风云儿女》的创作缘起于1934年初。电通公司为了支援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决定拍摄一部有关抗战题材的电影。其时的中国,继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正被侵略战争的阴霾所笼罩,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白山黑水之间,爱国志士们自发组织起“抗日义勇军”等武装组织,与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进行殊死搏斗。曾任黑龙江省将军、东北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的朱庆澜,当时已脱离政坛,领衔组织起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到处为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捐资募金。

    本身就是电通公司影片创作负责人之一的田汉,接受公司委托,在他租住的永嘉路371号内,先写出了一个文学性的电影故事,题名《凤凰的再生》。然而就在剧本筹拍之时,田汉却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为了尽快开拍,夏衍只好亲自出马,将故事改写成电影脚本。其间,电通公司导演孙师毅征得田汉的同意,将片名改为《风云儿女》。

    1934年11月,当时在天一影片公司担任美术设计、电影置景的许幸之和担任电影摄影的吴印咸,联手在上海青年会举办绘画、摄影作品展。夏衍看过展览后,约见许幸之,希望他和吴印咸一起从天一影片公司“跳槽”到电通公司,分别担任导演和摄影,接受《风云儿女》的拍摄任务。在明知田汉等人已经被捕、白色恐怖甚嚣尘上的情况下,是否接受邀请,对许幸之来说是个考验。他并不是中共党员,只是一位留日归国画家,以前除了有一些零星的舞台导演经验外,从未执导过电影。但一向左倾的政治立场和电通公司的知遇之情,还是促使他克服顾虑,慨然允诺夏衍之请。

    电通公司是中国早期私营电影企业之一,曾经实力很强,也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借助社会关系建立的左翼电影拍摄基地,以夏衍为首的5人小组在公司负责创作。公司麾下还有导演应云为、司徒慧敏、袁牧之、孙师毅;摄影师吴印咸、杨霁明;美术设计师蔡若虹、张云乔;音乐创作人聂耳、吕骥、贺绿汀;演员袁牧之、唐槐秋、陈波儿、王莹、王人美、吴尉云、陆露明、施超等等,堪称人才荟萃。电通公司在它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马路天使》《街头巷尾》(未完成)等多部有声电影,并办有图文并茂、宣传新片的《电通半月画报》,据称每期发行量达4万多份。然而,公司终因当局打压、得不到银行贷款而陷入经济困境,1935年岁末至1936年年初被迫解散。

    1935年2月,许幸之接手导演《风云儿女》时,田汉还没有写出主题曲,得知影片即将正式开拍,田汉遂在狱中写出主题曲歌词,请前去探监的同志辗转带出。这首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歌词,就是《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原始手稿。聂耳得知后,主动请命,要求谱曲。早在两年前,他就随朱庆澜将军的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到过热河抗战前线的建平县朱碌科村,慰问驻守在那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骑兵部队,亲身感受过抗敌勇士的风采,胸中久已蓄满火热的激情。得到夏衍的允准后,聂耳非常兴奋,随即埋首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258号3楼,一面对歌词进行修改,一面寻找和酝酿创作情绪,一旦进入状态,即刻伏案疾书,“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内,一气呵成地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

    《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田汉尚未对主题曲命名,而聂耳后来从日本寄回的歌曲总谱上,也仅标注曲式为“进行曲”。最后,还是影片投资人朱庆澜,在聂耳所写的“进行曲”之前,加上“义勇军”3个字,才将歌曲最终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追悼会上的不舍惜别

    1935年4月初,从情报渠道传来当局正密谋抓捕聂耳的消息,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聂耳决定先东渡日本,然后转赴欧洲或苏联,继续在音乐上深造。15日,聂耳匆匆告别朝夕相处的战友,踏上出国流亡的征途。两个月之后,聂耳又从日本寄回最后定稿的总乐谱。

    早在行前,聂耳就已写出《风云儿女》两首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和《铁蹄下的歌女》的初稿。初稿完成后即灌制了唱片,以备影片后期配制之用。聂耳走后,为了使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演奏效果更好,许幸之找到作曲家贺绿汀,经他帮忙再找到侨居上海的苏联作曲家阿甫夏洛莫夫,代为乐谱作配器。这就是影片中以小号和军鼓对主题曲进行渲染烘托的由来。

    令人猝不及防的是,7月17日,流亡日本的聂耳,竟然在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遇难,年仅23岁。8月4日,为纪念这位中国最杰出的电影音乐家和天才作曲家,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千叶县北条町举行追悼聂耳大会,当时也在日本的郭沫若,闻讯在报纸上发表悼念诗词,疾声痛呼:“问海神你如何不淑,为我辈夺去了斯人!”

    聂耳逝世的消息1935年7月底前后传到上海,引起众多爱国人士和文化界同人的一片痛挽之声,大家为失去一位音乐天才、爱国斗士而深感悲戚。田汉、冼星海、夏衍、赵丹等上百位文艺界人士在报刊上发表纪念文章,并在纪念册上签名。电通公司决定发起组织聂耳追悼会,出版《电通半月画报·聂耳逝世专刊》,免费分送参加者。

    1935年8月16日上午9时30分,聂耳追悼会在金城大戏院举行。人们手持花圈,胸佩白花,潮水般从四面八方向戏院涌来。悼念的人流中除了电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和聂耳生前友好外,更多的还是普通工人,他们中有码头苦力、筑路工、打桩工、纺织女工及普通市民、报童。1700多个座位全满,戏院不得不挂出“座满请回”的告示牌。尽管如此,不少人依然在戏院外肃立不去。

    明星影片公司董事、经理周剑云被推荐为追悼会主席。蔡楚生致悼词,著名演员施超读祭文,作曲家吕骥报告聂耳的创作生活。刚刚出狱不久的田汉,得知聂耳罹难的消息,如雷轰顶,悲痛欲绝,一首《义勇军进行曲》竟成他俩合作的绝响!他当即写下悼诗一首。追悼会上朗诵了田汉从南京寄来的这首悼亡诗:“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乡国只今沧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由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夏衍当时已转入地下,回避一切社会活动。然而,他不仅是聂耳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在联华影业宣誓入党时的监誓人,而且《义勇军进行曲》的谱曲任务也是聂耳从他手里“抢”去的。他和聂耳可谓惺惺相惜。8月16日那天,夏衍经过乔装改扮,悄然步入追悼会现场,冒着暴露身份的风险去和亲密的战友作最后的告别。直到现场的另一位友人、影评家王尘无告知人群中出现工部局密探,他才不动声色地迅速离场。

    不是所有的往事,都能让人刻骨铭心;坐落在上海市中心版图中的这3处老房子的主人,却让一个民族为之动容。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9月25日 总第3582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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