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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河桥畔“扛毯子的”

——300多年前京城脚下的中俄互市

作者:胡忠良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0-11-27 星期五

    从明末开始,欧洲人不断出现在中国海域,他们不远万里,通过海路,前来与中华贸易,其中以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等为首的老牌欧洲列强,一直千方百计地不断变幻各种方法,试图深入到中国内地进行贸易,尤其是梦想有朝一日能在京城进行贸易,但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通过武力才达到了目的。由此可见,当时欧洲人要想在中国内地,尤其是北京进行贸易,实在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情。然而,清朝初期,在京城中,也曾一度出现过大批来自欧洲的商人,老北京人称其为玉河桥畔“扛毯子的”。

    1698年,俄皇彼得一世关于给来华使节义杰斯允许其在荷兰出版使华日记的特权证书。

东进的“罗刹”人

    这群须浓深目、体型高大、身形似熊的“扛毯子的”,来自欧洲,确切地说来自俄罗斯,清人称其为“罗刹”人。

    1480年,莫斯科公国摆脱了蒙古金帐汗国的统治,获得独立,并逐步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之后开始急剧扩张。17世纪,跨过乌拉尔山的俄罗斯人不断向东推进;随后,征服外西伯利亚的竞争愈演愈烈。1649年,哥萨克的军队抵达贝加尔湖以东太平洋的沿岸,甚至渗入到黑龙江流域。俄罗斯人开始在这个面积数倍于莫斯科公国的广阔寒冷的地带修堡驻兵,实施战争与商业并进的策略。17世纪末,俄罗斯已实际成为中国北疆最大的陆上邻国。与此同时,除了我国东北与蒙古地区的边贸,俄罗斯很早即已开始尝试以入京通使、通商的方式与中国联络,由外交使团携带一些商队,进入京城进行商业贸易活动。

    整个17世纪,俄国遣使来京至少有7次。其中,在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期间,俄国还曾派专使或信使来京呈递国书。由于其人数规模不大,故未作为使团对待。

    这些使团所肩负的使命,从最初探寻通往中国的路线和沿途进行地理、风俗考察,到寻求与中国建立商贸关系,再到试图与中国建立比较全面的外交关系,以解决两国之间所存在的各种争端,两国逐渐从远交走到近邻。从实际效果看,这些来华使节,虽然肩负有外交使命,但更重要的任务是进行商业贸易活动。1690年,当俄国义杰斯使团来华时,清康熙帝曾对传教士张诚说:“自其人之外貌观之,任何人均可得而断定彼之来仅为通商而已,且其来携有毛皮六十车,尤可为证。”

    直至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最初几年,随俄国使团入京的商队规模并不大,且尚以私商为主。随着《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其中规定“两国既永远和好,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准其交易”。俄罗斯人看到了入京互市的大好商机与红利,开始将入京贸易商队改为国有商队,并不断扩大商队与商品交易的规模。从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至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是俄国商队来华入京互市的黄金期。据统计:自1698年至1718年短短20年间,共有俄罗斯商队10次来华。由于路途遥远,通常是上一个商队还没回到俄国,下一个商队已走在了进京的路上。

    入京的俄罗斯商队,主要带来的是毛皮。俄国占有西伯利亚后,成为世界上最大毛皮出口国。当时,俄国对外贸易主要商品是各种珍贵的动物毛皮,包括头、中、次等貂皮、银鼠皮、松鼠皮、山猫皮、北极狐皮等。各国王公、贵族纷纷以华美的裘皮服装来显示其身份地位。当时,俄国每年出口大量毛皮,带来的收入一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当时,1000卢布的毛皮运到北京,可换回6000卢布的中国商品,而这些商品在俄国售卖,甚或再卖到欧洲,价格还会翻倍。

    当时,中国对毛皮的需求量很大。在清朝,冬季的服饰特别使用毛皮种类来显示皇室、王公、官员的等级差异,因制作冬季冠服的需要,遂使北京成为毛皮制作中心。由于俄国输入了大量毛皮,原来作为等级象征的毛皮服饰,逐渐成为中国各地流行服饰。诞生于18世纪的《红楼梦》第五十二回“俏平儿情掩虾须镯,勇晴雯病补金雀裘”中,贾母送给宝玉一件俄罗斯产的孔雀毛氅衣,名为“金雀呢”,由此可见,当时富人阶层中也已普遍穿着毛皮服饰。

    而入京的俄罗斯商人主要购买头等宝石、瓷器、各等锦缎、南京棉布、茶叶等。这些物品,一部分用于满足俄国皇室、贵族等奢侈生活的需要;另一部分则转卖欧洲,获取高额利润。

皇城下的闹市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俄为派商队来京贸易请予优待函。

    进京的俄罗斯商队,有清政府批准的专门互市的场地,称“俄罗斯馆”,俗称“外馆”。京城中的俄罗斯馆分为北馆与南馆。

北馆位于东直门内大街胡家圈胡同。康熙二十四年(1685),攻克雅克萨之前30多年间,清军在历次战役中俘虏、收降近百名俄罗斯人,被安置在京,并编入镶黄旗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给予旗人待遇,“令其彼此相依,庶有资籍”,就是著名的“俄罗斯牛录”。他们的聚居地,称北馆。早期来华的俄罗斯商人就居住在北馆,并在该馆就地设市贸易。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从“永息兵戈,永远和好”的愿望出发,对来京的俄国使团及商队,一律给予礼遇,特设邸舍安置。康熙三十二年(1693),来华的义杰斯使团居留北京期间,经清廷议准一项商队贸易的规定。据《大清会典事例》载,“三十二年议准:俄罗斯贸易,人不得过二百名,隔三年来京一次。在路自备马驼盘费。一应货物,不令纳税。犯禁之物,不准交易。到京时,安置俄罗斯馆,不支廪给。定限八十日起程”。

    康熙三十三年(1694),清廷正式批准确认了新的俄罗斯馆,其位置在东江米巷(现东交民巷),前身为明朝会同馆中“高丽馆”故址玉河馆。据朝鲜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记载:“顺治初,设朝鲜使邸于玉河西畔,称玉河馆,后为鄂(俄)罗斯所占。鄂(俄)罗斯所谓大鼻挞子,最凶悍,清人不能制,遂充会同馆于干鱼胡同。”新设的外馆,又称“南馆”。此后,入京的俄罗斯商队不再居住北馆,而入住皇城脚下的“南馆”。

    清廷对俄罗斯馆设有专门的管理,俄罗斯馆受辖于理藩院,设监督一员管理馆务。立馆之初,一度用御使作监督。此外,还设有馆夫两人,专门承应看守馆门。按照规定,中国商人凭照入馆贸易,而俄罗斯人只能在馆内贸易,未经批准,不准出馆。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二笔》中记载:“康熙间,俄罗斯贡使入京,仁圣令选善扑处有力者在馆伺候。凡俄国一使一役出外,必有一善扑者随之。俄人虽高大强壮,而两股用布束缚,举足不灵,偶出扰民,善扑者从其后踢之,辄扑地不能起,以此凛然守法。”

    由于滚滚红利的引诱,虽然清政府有明文规定,但俄罗斯商队总是想方设法地钻空子,擅自扩大商队规模,延长在京贸易时间,增加商队来华频率,以争取利益的最大化。双方约定的贸易规模不超过200人,时间不超过80天,每隔3年来京一次等规定,不断地被突破。比如,义杰斯使团带来的商队,一直在北京互市了105天,其中3次被责令关闭。再如,1702年来京的萨瓦捷耶夫商团,除商人、随从等总数有565人外,还包括两名东正教教职人员,远远超出了200人的规定。

    皇城脚下的外贸市场十分红火,产生了大量的关于市场内两国精明商人之间讨价还价的笑话,以及俄罗斯商人酗酒斗殴、市场中小偷的神技传说等,一时成为京城百姓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而每次闭市前的“扫货”则成为商贸活动的最后高潮,也是两国商人最兴奋、烦恼的时候。据俄商记载:当时,俄商在京贸易的最后几天,“许多显赫人士曾来拜访大使,朝臣的奴仆以及商人们也都赶来想买剩余的货物:国库的貂皮以及大使本人的货物。他们按以前价格的三分之一给价,对每件货物都吹毛求疵,满以为可以随心所欲地按照他们自己所定的价把东西买走。但大使见到这种情景后,拒绝出售,说:‘如果你们愿意维持原价,那很欢迎;否则,我不仅拒绝出售,也不打算拿货给你们看了,因为我们毫无理由如此便宜地处理它们。’尽管如此,当时能卖出去的价格很低,而剩下的货物就根本卖不出去了,因为他们专门对货物进行挑剔,他们的风气就是这样,每逢有商队要离开,知道有关便宜货的机会,就有大批人赶来,反正货主都不愿意再将货物运回,虽然不得已,也只好以远低于其价值的价钱把它们脱手。”

喧嚣后的寂寥

清康熙九年(1670),俄皇致康熙帝密信。

    到18世纪初,火爆的俄国入京商队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经济方面的原因来看,1716年,来京的古夏特尼科夫商队,回国后,曾将商队售出货物及其价格列出一表,由这张表可以看出,自1696年至1716年20年间,由于俄国向中国大量倾销货物,俄国货物的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十。而中国商品仍大体维持原来的价格,中俄贸易已呈衰落现象。俄商的利润大幅减少。由于利润下降,且入京路途遥远,当时俄罗斯商队从尼布楚入京,要走150天,虽然后来改道由蒙古新道入京,也要走70多天。且由于俄商改道,尼布楚的俄国海关收不到关税,曾一度引起了俄国内部因各种利益关系产生的矛盾纠纷。

    实际上,当时中俄贸易,利在俄国,而中国方面更多的是徒感不胜供应之烦,因为俄罗斯商队来华途中马匹、粮食的供给与军队护送及在京时的招待,一切费用均由清政府承担。当时,清廷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中国历来把对外通商视为一种怀柔政策,以为外夷有求于我,我即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之。《尼布楚条约》签订以来,清廷即以一直要征服蒙古各部并进而与清廷争锋的准噶尔叛乱为虑,对俄国尽量保持友好关系,使其不与准噶尔部联合。此时,虽然噶尔丹之乱已平,但策妄阿拉布坦还未开始作乱,清朝边疆未靖,随时有再起暴乱的可能,因此,清廷审时度势,对准部的潜在危险一刻不能去怀。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情况开始有所变化:由于20年的中俄贸易的积累,加之海禁已开,大量的海外毛皮货物涌入北京,大有“物满为患”的趋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清廷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减少俄商来华的次数;二是只准俄国政府派遣正式商队来京贸易,其余小股商队或非政府派遣者,不得私自来京,只能在边境贸易(当时来京贸易的,也有很多冒名的私商)。实际上,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俄商改道,带动了黑龙江以及蒙古地区中俄边贸的繁荣,尤其是以库伦为中心的中俄边贸日益扩大。库伦位于土拉河上游,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驻扎之所,久已形成蒙古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俄国经常派遣使节前往活动,两地人员往来,商业互利关系渐趋密切。到了康熙末年,俄商入京的商路改道蒙古,库伦成为必经之地,更推动了该地的繁荣。清廷因势利导,开始考虑将中俄内地贸易区前移,重设埠区。《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事例》载,“(康熙五十九年理藩院)议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库伦地方,俄罗斯与喀尔喀互相贸易,民人丛集,难以稽查。嗣后内地民人有往喀尔喀库伦贸易者,令该管官出具印文,将货物人数,开明报院,给予执照,出何边口,令守口官弁验明院照放行,如带军器禁物,立即查拿送院,交该部从重治罪。由院委监视官一人,前往会同喀尔喀土谢汗等弹压稽查,二年一次更代。”雍正五年(1727),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正式开辟了新的两国互市区域,扩大了商贸规模,俄罗斯商队有了新的去处,两国商贸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代。

    此后,紫禁城外玉河桥畔,不复再现外贸市场的喧嚣热闹,而那些来自外邦的“扛毯子的”身影也从此绝迹,成为北京历史的一段记忆。

    不可否认,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商队贸易一直是中俄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同时也是中俄文化交流的主要桥梁。清政府对来华俄罗斯商队的优惠政策有利于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俄国来华商队和兼有经商任务的使团在从事贸易和外交活动的同时,广泛接触各个阶层的中国人,亲身感受和初步了解了中国文化。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记载不仅是早期中俄文化交流的珍贵历史文献,而且在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段中外“丝路”交往史上的佳话,就像夜空中瞬间绽放的灿烂烟火,璀璨夺目,即使是那绚烂绽放后的长长坠落和无边的寂寥,依然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遐想空间。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11月27日 总第3608期 第一版

 
 
责任编辑: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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