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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名校 一纸云烟

——记清代内阁俄罗斯文馆

作者:胡忠良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0-12-18 星期五

    中国历史上,翻译这一职业很早就存在了。商朝时期,擅长“四方之语”的人不但会得到重用,而且还有专门的官名。《礼记》记载:“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当时,掌握东方语言的翻译官称为“寄”;通晓南方语言的为“象”;懂得西方语言的叫“狄鞮”;熟悉北方语言的被称作“译”。在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撰写的《警世通言》中有一篇《李谪仙醉草吓蛮书》,讲的是李白醉酒后为唐玄宗书草答渤海国国王可毒国书的历史传说,描写的很传神:“李白左手将须一拂,右手举起中山兔颖,向五花牋上,手不停挥,须臾,草就吓蛮书。”“吓蛮书”即渤海国的文字。可见诗仙李白不仅诗剑精通,还会外文。

    清朝以前,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过几次外语学习兴盛的时期,无不与丝绸之路有关。第一次兴盛是两汉时期。自西汉汉武帝隔空“凿开”西域,到东汉的班超经营西域再次打通延伸了“丝路”。由于朝廷需要接待西域来使、处理朝贡文书、翻译宗教经文等事,促进了翻译事业的发展。自汉武帝始,朝廷设立了大鸿胪机构,负责对外联络。大鸿胪的主管称“译官令”,辅佐的官员称“承”。为了培养翻译人才,官府还设立专门学校。第二次兴盛是唐宋时期。唐朝时期,陆路“丝路”重开,海上“丝路”也日益繁荣。此时,鸿胪寺的翻译官称“译语”,由20人构成;此外,中书省也设置了一定数量的“直中书译语”。唐贞观十九年(645),朝廷在国都长安设立了相当完备的译场,人员编制达600多人,规模宏大。直至宋代,宋太宗效仿唐太宗做法,于宋太平兴国七年(982)设立译经院,也具备相当完善的组织和明确的职责分工。第三次兴盛是元明时期。在元朝,由于政治、军事、文化交流的需要,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在元大都(今北京)设立“回回国子学”,开始用比较正规的教学方法培养“亦思替非文字”、波斯文、阿拉伯文的翻译人才。这是中国最古老的“外国语学校”。明永乐五年(1407),政府设立教习外语的官办学校是四夷馆,《明史》记载:“提督四夷馆,少卿一人(正四品),掌译书之事。自永乐五年,外国朝贡,特设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通译语言文字……”四夷馆初归翰林院辖,后归太常寺管。

筚路蓝缕 仓促建校

    清朝以来,世界格局大变,传统的朝贡外交体系面临着新的挑战。在清代“四夷馆”改为“四译馆”,但不再受到重视,且不断更名,虽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才裁撤,但很早就沦落为一个接待朝贡使者的办事机构。

    清入关伊始,不断有西方使团来华访问,但四译馆无法承担西语翻译一事。朝廷只能从在宫中当差的西洋人或从民间临时招募翻译,不胜狼狈。为了形势的需要,开设新的西语学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然而,直至咸丰十年(1860),清廷实际上只开设过一所官方西文学校——内阁俄罗斯文馆。

    内阁俄罗斯文馆的开设,实在是形势所迫的结果。17世纪中期,沙俄不断东扩,最后向中国黑龙江流域进犯。经过两次雅克萨战争及尼布楚谈判,清廷有效地遏制了沙俄的军事滋扰。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明确划定两国边界。此后,双方开始了近百年的正常外交和经济贸易往来。由于此前两国少有接触,在进行尼布楚谈判时,竟然都找不出懂得双方语言的人员,最后只能约定用当时欧洲通行的拉丁语作为正式谈判用语。谈判时,中方使团不得不请精通拉丁语及满语的法国传教士张诚和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来担任翻译。因此,中俄双方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正式文本为拉丁语,另有满文与俄文文本。

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帝令大学士马齐招选俄罗斯文馆官学生的满文谕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交往不断升温,每年从俄国来北京的使团、商团络绎不绝,俄文翻译人才的培养问题迫在眉睫。为此,康熙帝下决心创办一所官方俄语学校。满文《俄罗斯学之上谕奏事档》记载:康熙四十七年(1708)三月初八日,康熙帝责令大学士马齐“询问蒙古旗内有愿学俄罗斯文者,具奏”。当时,在内阁专门负责中俄交涉事务的马齐接旨后积极筹办。初九日,他令内阁典籍厅行文吏部,嘱其征募学员。初十日,吏部征募到七名学员,名单交到内阁。十二日,马齐将学员名单呈朝廷,康熙帝认为人数太少,令其“再于八旗蒙古、汉军内”扩招。二十一日,吏部文选司出面协助,终于征选到“愿学俄罗斯语文之监生、闲散子弟六十八名”。名册上呈后,康熙帝下旨:“均令习之”,并指派马齐具体负责招募教习,确定校址、制定相关管理条文等事宜。在康熙帝下令办学的第十六天,大清的第一所西文学校就这样匆匆开办了。

安家皇城 岁月升平

    俄罗斯文馆草创之初,设施条件很简陋,据说只有一个搭盖的席棚而已。为了便于教学实践(直接与俄国人接触),马齐将文馆设立在俄国商团所在地——北馆(今位于北京东直门内东扬威胡同)。后来,由于学生人数较多,加之俄商在馆中自由出入,马齐意识到文馆设在俄罗斯商团驻地颇有不适,便责成内阁蒙古房侍读学士寻觅空房或寺庙,将俄罗斯文馆搬入左翼马市西北大佛寺内(今位于北京美术馆后街一带)。之后,文馆又迁至紫禁城东华门外的北长街,足见清廷对这所外语学校的重视。

    最初,俄罗斯文馆归内阁蒙古房与理藩院共同管理。内阁蒙古房委派一名侍读学士或侍读任提督官,理藩院则指派一位郎中或员外郎协助管理。马齐曾嘱咐中书常度说:“派汝非为通晓俄文俄语,特恐俄人(教习)等欺凌学生,不勤于教授;学生轻视俄人(教习),怠于学习,故令汝监视。嗣后,一切应禀行事件,禀呈办理。所呈所交办之处,均行记档。”

清《职贡图》中俄罗斯官员夫人像、官员像

    康熙五十年(1711),朝廷对俄罗斯文馆开学以来的教学成果进行了考试摸底,结果发现学生中“能学者三十余人,不能学者三十余名”。之后,又对被认为有培养价值的30多人再进行一次淘汰。最终,只留下27人继续学习。从此以后,学生名额基本维持在20多人。乾隆朝以后,规定名额为24人。考虑到正式学生因升迁、改途或病故所造成的减员,文馆也会随时招考少数修补生。康熙五十五年(1716),俄罗斯文馆改由内阁管理,更名为“内阁俄罗斯文馆”,并颁铸了印信,级别提高,可以与其他衙署直接行文。

    相较于学生问题,师资则是个更大困扰。俄罗斯文馆建立之初,在国内找不到合适教习,马齐与俄国商团商务委员彼得·胡佳科夫协商,请他代为寻找俄语教习。不久,彼得·胡佳科夫介绍一位名叫瓦西里的俄国商人到文馆担任俄语教习。开学不到两个月,俄国商队结束贸易活动,瓦西里随商队离京回国,教学被迫中断。马齐及时上报朝廷,建议从“阿尔巴津人”中挑选教习。这些“阿尔巴津人”是雅克萨战争结束后,近百名陆续归附清朝的俄罗斯军人。清廷接收后,将其编入满洲镶黄旗,允许其娶妻生子。马齐推荐拨什库(领催)库兹马和马甲依凡为教习,二人都是生长在中国的混血儿。从宫中档案上看,他们都有被召进宫参与俄罗斯来文翻译工作的经历。虽然他们口语流利,但文法知识欠缺,翻译俄文颇感力不从心,作为教习更是吃力。因此,二人在文馆教学不满3年,就以俄语水平有限为由,提出辞呈,文馆再次面临“有徒无师”的困境。因此,朝廷不得不再次扩大范围,在盛京(今辽宁沈阳)、吉林和黑龙江一带投诚的俄国军人中招考高水平人员充任教习。后来,好不容易招考上一名叫尼堪的俄国人,虽然口语很强,但文法却不高。师资的困扰,一直持续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才有所改善。是年,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来华,入住北堂“罗刹庙”(清政府批准由归化的俄罗斯人所建的东正教教堂)的教堂司祭拉夫连特与辅助人员佳洛夫、阿法纳西耶夫等先后到俄罗斯文馆执教。俄罗斯文馆师资稳定后,教学质量也相应提高。

    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在大学士傅恒奏定的第一个内阁《俄罗斯文馆章程》中声明,因他再也聘任不到合适的俄国人,往后教习改由文馆中已考试获得八品的官学生升任。乾隆三十八年(1773),内阁《稽查俄罗斯文馆课程》中对这一规定作了进一步细化。

韶华终逝 奉旨裁撤

18世纪内阁俄罗斯文馆的学生试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据史料记载:内阁俄罗斯文馆学生主要学习口语与笔译两门。学生一年内要进行月考、季考和年考。月考在每月初一日由教习拟定文条,散给诸生翻译誊写,教习分等第注册备查;季考则于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之初一日举行,出题、等第均如月考;年考则于每年十月初十日前,堂定日期面试。年考时,本月月考、季考均停止。

    应该说,内阁俄罗斯文馆学生的出路与就业还是很不错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俄罗斯文馆章程》与乾隆三十八年(1773)内阁《稽查俄罗斯文馆课程》先后规定:“五年后考试一次,一等授八品官,二等授九品官,三等不授官,皆留学。八品官再考列一等,授七品官,九品官再考列一等,授八职品官,其不及原考等第者,各照现考等第,分别降级留学,七品官又考列一等,以主事即补,额设助教二人,于教习内奏补,教习即于考得职品各员内派委,以蒙古侍读学士或侍读一人充提调官,专司稽查课程。再由理藩院派委员外郎一人兼辖。”也就是说,作为学生通过“五年一考”,即可获得官职,如果顺利15年后就可获得主事一职。其实,这项措施早在康熙时期就已执行。如康熙五十五年(1716)四月,镶白旗蒙古亳山佐领下俄罗斯文馆的监生长禄和马甲六达子二人都依此掣签补缺。

    从现存档案资料来看,内阁俄罗斯文馆学员的整体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现存清内阁大库及军机处档册,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朝俄文档案数十册,多是由该馆学生整理、翻译;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清季外交史料》所收俄国外交文件的译文,也是出自该馆学员手笔。这些译文流畅通顺,基本忠实表达了原件的内容,体现了内阁俄罗斯文馆学生的翻译水平。

    然而,随着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边境贸易代替了俄商入京贸易,中俄之间交往的黄金期已过。加之俄罗斯传教团在北京开办的俄罗斯学的扩大,内阁俄罗斯文馆日渐衰微,教学开始懈怠。不仅如此,就连理藩院与俄国往来文书,也不是送到内阁俄罗斯文馆翻译,而是交给在京俄国传教士或俄罗斯学的俄国留学生处理。嘉庆十六年(1811),大学士庆桂奏请修葺内阁俄罗斯文馆,经过内务府勘测发现:“俄罗斯文馆房间歪斜,头停渗漏,墙垣倒坏,档案房间糟朽渗漏……”已呈一片破败狼藉。

    道光朝以后,由于升迁与待遇大不如从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降低了。鸦片战争后,世界格局大变,外交工作的内容、方式和重点较之过去均产生巨变。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等奏请朝廷开办新式官办外语专门学校——京师同文馆。同治元年(1862),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办,其课程包括俄文专业。为此,有官员上奏内阁俄罗斯文馆并入京师同文馆。是年五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召集内阁俄罗斯文馆两名助教,3名副教习,13名学生到衙门考试,结果令人失望,因为“学生等并不熟悉俄文,其助教二人,副教习三人内,亦只国世春一人尚称稍通文义”。七月,大学士贾桢等在奏呈的折子中谈到内阁俄罗斯文馆教学没有成效,却虚糜国家廪饩,请旨将其裁撤,谕准。内阁俄罗斯文馆裁撤后仅国世春转到京师同文馆。

    内阁俄罗斯文馆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设立,至同治元年(1862)裁撤,前后历时154年。这所“百年名校”曾培养了无数俄语人才,也见证了“丝路”上中俄交往的历史沉浮。至此,它的使命就这样悄然结束了,曾经的过往和陈迹、辉煌与湮失,都已成为豆棚闲话,一任后人钩沉与评说罢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12月18日 总第3617期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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