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并在当地进行殖民统治。在日军攻占香港期间，香港的教育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许多学校陆续迁往祖国内地办学，各大、中学校师生也纷纷辗转至内地求学。
日寇攻占香港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本中国派遣军第23军第38师团和第51师团、第66联队，在海军第二遣华舰队和飞机、大炮的配合下，从陆、海同时向香港发起进攻。当时由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组成的驻香港守军仅有6个步兵营，基地和港口的武器配备及兵力防御十分薄弱。日机轰炸了香港启德机场后，英国守军被迫退出九龙转守香港岛。12日，日军向英国守军发出最后通牒，18日深夜，日军第38师团在香港登陆，英军苦战一周，最后因弹药、饮水用尽，港督杨慕琦于圣诞日竖起白旗，并到九龙尖沙咀半岛酒店向日军统帅酒井隆中将签字投降。
日军占领香港后，即于12月26日在半岛酒店三楼成立了军政厅。1942年初，日本在香港正式成立了日治政府——大本营直辖的占领地总督部，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节制，首任港督为日本陆军中将矶谷廉介。总督部下设民治、财政、交通、经济、报道、管理和外事7部，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
教育遭受重创
日军在攻占香港的过程中，对当地的教育事业极尽摧残破坏之能事，许多学校的校舍或毁于战火，或被日军占领，香港的教育事业受到重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皇仁书院一度被辟作临时医院，日军占领香港后，将其改作骑兵总部。日军调走后，将校舍拆毁，使之成为一片瓦砾。
香港大学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香港地区的最高学府，其建筑也较为宏伟。日据时期，除邓志昂中文学院和冯平山图书馆因日军将其霸占作为疗养院得以完整保存外，其他建筑物包括刚刚建成的科学馆均遭到破坏。
英皇书院的校舍遭到严重破坏，仅剩下部分支柱；香港官立汉文中学的校舍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严重损毁，图书、仪器荡然无存；庇利罗女子中学在战争初期被英军征用作急救站，日军占领香港后，该校被洗劫一空，校舍也遭到毁坏；圣士提反书院在战争初期被英军征用，辟为伤兵医院，香港沦陷后被日军霸占，改为集中营，校舍损坏严重，图书、仪器散失殆尽；天主教玛利诺修院中学被日军占据，辟作医院，在校留宿的修女被逼走，学校的大部分设施遭到破坏。
此外，东华三院所属的12所免费小学，其中8所男校、4所女校，在日军侵占香港后全部停办。校舍及校内设施也因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
师生辗转归国
1943年1月23日，香港大学临时协济委员会为报送香港大学内迁学生借读国内各大学
名单致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函及附件（节选）。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由于日军的入侵，香港的学校全部停办，部分学校迁至内地抗战大后方继续办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底有多少所香港的学校迁至内地办学，因资料所限，暂尚无法了解清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部等机构档案中，记载了部分迁往国内办学的学校情况：香港华侨中学、私立岭东中学等均迁至内地；香港华南中学迁至广东梅县；香港华南汽车工程学校校董会早在1941年12月1日，即“鉴于局势日紧，为准备万一并培植后方汽车工程人才起见，曾决议迁渝复校”，香港沦陷后，该校即遵奉上述决议，将学校迁至重庆，后“觅定巴县歌乐山地皮一大幅作为校址，建造房屋，积极筹备复校”；香港私立平正高级会计职业学校在香港沦陷后迁至国内，该校校董会呈请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在昆明组设分校，1942年7月26日又呈请拟在广东韶关组设分校。
与此同时，香港各大、中学校的师生在战争发生及香港沦陷后，纷纷辗转回到国内大后方工作或插班学习。国民政府教育部、侨务委员会、振济委员会及广东等地的教育主管机关，也相继采取措施，接纳来自香港的师生。1942年1月5日，国民政府教育部致电广东省教育厅“饬将办理收容登记港澳及海外归国员生，随时报部核夺”；同年3月，又令广东省教育厅“派员赴三水等五县照料港九撤退员生，并订定广东省救济港澳及海外回国之学校员生暂行办法，费用均应在振委会前拨之救侨费中开支”。据广东省教育厅统计，仅七八月间，在该厅登记的香港回国侨生即有香斯伟等553人，12月到该厅登记的回国侨生除无业生暨大学生外，还有中学生325人。在回国的学生中，人数最多的当属香港大学的学生了。香港大学创办于1912年，系由港英政府出资兴办，教职员以英籍人士为主，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已设有文、理、工、医4个学院，其中文、理、工三学院学习年限为4年，医学院为6年，共有学生400人。香港沦陷后，香港大学被迫关闭，其师生大多辗转流亡至内地。为了救济香港大学师生并使学生们不中断学业，国民政府教育部与侨务委员会及香港大学有关人员联合成立了香港大学临时协济委员会，由杭立武等人任委员。该委员会曾积极与国内各公立、私立高等学校联系，请求他们允许回到内地的香港大学学生能够进入各校借读。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也于1942年5月25日发布高字第19878号训令，要求各高校接受香港大学学生。据香港大学临时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杭立武1943年1月23日致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函称：至1942年12月25日止，由该会介绍的香港大学归国侨生借读于国内各大学者计276人。其中，在国立中山大学借读的有区柳定等78人，在国立中央大学借读的有颜永泉等27人，在国立湘雅医学院借读的有朱淑濂等23人，在国立上海医学院借读的有邱恩仁等50人，在私立岭南大学借读的有陈广福等30人，在广西大学借读的有蔡承业等24人，在省立广西医学院借读的有李宝莲等6人，在私立齐鲁大学借读的有张文华等21人，在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借读的有周湛梁等5人，在国立中正大学借读的有黄任坤等1人，在重庆大学借读的有1人，在浙江大学借读的有习林等2人，在交通大学借读的有刘友林等2人，在大夏大学借读的有保紫震1人，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借读的有林绍兴等5人。
香港师生在回国及辗转求学途中，历经颠沛流离之苦。黄澍芬在日军占领香港后被迫中断学业，留在家中由当教师的父母亲自教授。过了一年，其父不愿在香港生活下去，决定回国。黄澍芬回忆说：
父亲接获两所学校的聘书，一为省立桂林师范学院，另一为广州私立培正培道联合中学。后来父亲在培联任教，同时也在桂林师范学院兼职教英文，我则入读培联中学初一班。这两所学校距离不远，上学和回家也很方便。我们留在桂林约一年左右。
1944年日军快攻入广西，我们一家与桂林师范学院一起逃难。我们从桂林乘火车到柳州，再从西江上游乘搭小船抵到丹洲。桂林师范在丹洲复课，我也入读初二……
不到半年，我们又要逃难。在逃难的途中，因我是长女，父母安排我和我父亲、其他桂林师范学院的学生约数十人一同走陆路，佣人照顾妹妹，与母亲一起坐船。……逃难队中有广东和湖南的同学，他们非常了得，可以自拟行程。而我却因为第一次走路逃难，感到很不习惯。起初我穿草鞋，刮伤了双脚，走路很痛。后来父亲教先穿布鞋，外再加穿一对草鞋，可减轻脚痛。那山路非常狭窄，当前面队伍停下来，后面的队伍也需同时停下。记得有一次当我们摸黑前行时，有个湖南的女孩子哭了出来，这时有人安慰说：“攀过此山便到达了！”我想他是鼓励大家努力前行，不要气馁。我希望快点到达目的地，但山路仿佛怎样走也走不完……
过了数月，联络上学校大队，我们也离开梅林，前往平越的长平。到达长平后，我入读平越县立初级中学初二班……1945年，父亲收到浙江大学的聘书，我们举家又迁往贵州湄潭。
香港师生内迁途中所受的苦难，笔墨难以形容。黄澍芬一家的经历，只是千千万万自香港逃往祖国大陆师生中的一个缩影。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12月18日 总第3617期 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