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学上海
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1900年前后的日子并不好过。国难常常伴随着家愁，在饱受外来压迫的晚清帝国，民众的个人境遇也总是很难如意。祖籍浙江绍兴、1883年生于四川成都、9岁便有神童之誉、16岁在绍兴县试名列榜首、17岁结婚后前往上海游学的马一浮，在1900年到1902年之间更是愁云惨淡，“极人世之至悲”。
1899年，马一浮首次前往已成为新思想、新思潮活跃的上海。他与岳父汤寿潜的学生谢无量朝夕相处，一起学习英文、法文、拉丁文，以便直接阅读西方原著，真正了解西方文化。1900年春，马一浮先是父亲瘫痪、口不能言，接着二姐去世了。因母亲早逝、大姐已出嫁，马一浮不得不返回绍兴上虞，与妻子共同服侍父亲，但他还是于次年3月辞世。马一浮则先得奇疾，再逢父丧，与妻子相对而泣，“念家道之酷，终不能相保，计不知谁先死哉”。马一浮安葬完父亲后，去到上海游学。然而，不到一年又一噩耗传来，妻子汤仪终因苦病缠身而奄奄一息，等马一浮昼夜兼程返回家中之时，青灯之下，曾经相濡以沫的贤妻已撒手人寰，马一浮悲难自抑，从此一生再未娶妻。
不过，茫茫苦海终有舟楫可渡。当腐朽的晚清帝国行将落幕之时，有志之士均奋力寻找救国良方。虽然1898年的“百日维新”失败了，但学习和引进先进的西方文化以拯救中国民众，已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首选。年轻的马一浮也是如此，试图以游学的方式，汲取新的营养，找到救国救世的良方。
1901年，马一浮再次游学上海，住在虹口租界区。当时，他除每日与上海南洋公学的谢无量相处外，还与在震旦学院学习法文的马君武结为好友。他们共同创办了《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每月1册，分12个栏目：《哲学史》《哲学泛论》《社会学》《社会主义》《宗教进化论》《政治学史》《政治泛论》《法律泛论》《最新经济学》《教育史》《地球之最要新闻》等，尽可能全面地介绍西方文化。
在上海的游学，是马一浮年轻时一段难得的激情岁月，不仅为他学习和翻译西方文化打下了基础，而且相继结识了李叔同、邵力子、黄炎培等一大批有识之士，良友间相互激励，可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然而，巨大的苦难接踵而至，使马一浮几近绝望。在沉痛的心绪中，他迫切地想要离开伤心故地，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为苦难中的自己和家国寻找新的出路。
“万里来寻独立碑”
1903年，清政府驻美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需要聘请一位既懂英文、又懂拉丁文的年轻人担任秘书，马一浮应聘成功。他于当年6月初由上海出发，中转日本后横渡太平洋，在美国西部城市旧金山登岸，之后又走了2000余公里，最终到达圣路易斯，此时已是7月3日。
“万里来寻独立碑，丈夫到此自堪悲。”这首写于初入美国时的诗句，既表达了马一浮到异邦寻求出路的初衷，更是充满了悲伤的故国情怀。
到圣路易斯的第二天，便是美国“7·4”独立纪念日，马一浮看到满城的美国人正喜气洋洋地庆祝，不由地将此情此景与故国相对比，“慨然念故国之悲境，感叹不能寐”。第四天，他第一次到美国博览会工场，“叹其建筑之壮伟”。第七天，马一浮上街购买了西服，返回后便“截辫改服”，用实际行动与过去彻底决裂。
只是，马一浮“截辫改服”的行为，被“同住者皆笑而讪之”，他身边的大多数中国同事，虽然身在美国，却处处表现出对清王朝的愚忠。马一浮很是不屑，日记中称他们是“真奴隶种也”。这种在观念上的截然对立，再加上马一浮不善交际，使他很快成为一个“异类”，孤独之感油然而生，以致于他虽有工作，但主要时间仍是用于学习、读书、翻译西方著作。
圣路易斯的中国书生
在美国工作，马一浮于国内所学的英语是远远不够用的。因此，到圣路易斯后的第七天，他就和几位中国人共同找了一位名叫Codela的女子当英语指导老师。然而，马一浮很快就对这位老师不满意了，认为她“一无学问者之状”，费用也是极高。8月，当他又找到一位名叫Stein的女老师后，赶紧转学，努力进行口语对话，并大量阅读英文书报，英语水平提高很快。
从1903年8月起，在圣路易斯城的各家书店里常常会看到一位年轻中国人的身影——马一浮。他购书范围非常广泛，政治、法律、哲学、文学等各类书籍无所不包。他还经常委托当地书店从纽约等大城市为其代购，一旦买到想要的图书，马上便感到孤苦的生命有了依托。马一浮在1903年8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五十日中无时不悲愤，唯得此书及前买斯宾塞《社会学》读本二事，差有生人趣耳。”类似这样的记录还有很多。
那段时间是马一浮全面了解西方文化最集中的一个阶段，仅在日记中他就记载了100多种外文著作，除英文书外，还有少量的日文和德文著作。不仅如此，他还翻译了《日耳曼之社会主义史》《露西亚之虚无主义史》《法国革命党史》等著作。
每当遇到好书，马一浮还常常购买两份以上，邮寄给远在国内的谢无量和马君武，谢无量、马君武等朋友和亲戚也会给他寄去很多中文版的书籍，其中有《楞严经》《牡丹亭》《桃花扇》等，马一浮更是读之不倦。
如果从治学角度看，马一浮在美国的学习，使他一步步迈向了学贯中西的大道。但是，西方文化并没有提供给马一浮救国、处世的良方，反而是中国人被歧视的残酷现实，以及身体多病、自己与现实世界的格格不入，使其时常产生极度悲观的情绪，他甚至称：“平生所怀之希望，对于全世界众生，对于吾国，对于社会、朋友、家族血属之政治思想，必不得毫发遂，而为对于自己求死之希望，断断可成耳，哀哉！”
正因为如此，马一浮有了越来越浓烈的故国之思，不时发出“惆怅不如归去”之类的感慨；他在使馆的工作自然很难如意，虽然也曾与同事到圣路易斯公园、森林、湖泊等处游玩和散步，但终究难与他们和谐相处。1904年4月30日，马一浮被解雇。5月6日，他离开美国。在其随身携带回国的外文书籍中，包括一本德文原版的《资本论》，因此，学者们称马一浮为“原版《资本论》传入中国的第一人”。
回归故土 潜心国学
在圣路易斯的309天时间里，马一浮虽然饱受了苦痛折磨，然而，从客观上讲，他的收获是很大的。孤独的处境、嗜书的本性，让他阅读了大量西方原著，对西方文化有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而身处西方，水土不服，也让他饱尝了圣路易斯酷寒、酷热等恶劣的气候。马一浮真切地感受到，西方并非净土。从而，他不再盲目地学习西方文化。
此后，马一浮虽然受谢无量、马君武等友人的影响，有过继续研究西学、翻译西方著作的经历，但到了1906年，他的治学重点已转向国学。他在杭州西湖广化寺寄居的3年多时间里，每天都要到附近的浙江图书馆“文澜阁”学习，潜心读完了规模浩繁的《四库全书》，并做了大量的读书札记。由此，他完全回归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由于有着对西方文化的全面了解，使马一浮在东西文化的对比中，深刻地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更为根本、更为厚重，他感受到儒学的六艺不仅能统摄中国的一切学问，也可以统摄西方的一切学问，能够为整个人类精神提供最好的帮助。因此，在隐居多年、潜心国学之后，马一浮一旦到浙江大学讲授国学，便开始大力提倡“学者当知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唯其可以推行于全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至高；唯其为现在人类中尚有多数未能了解，‘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特殊。故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的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
此后，马一浮又常年在复性书院主讲六艺之学，使其声名远播，与熊十力、梁漱溟一起，被尊为现代“新儒家三圣”。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12月18日 总第3617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