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着一份汪伪江苏省教育厅致伪教育部的呈文及无锡日伪特务机关的报告。该呈文中陈述的案件被转至多个部门审理，最后还要“密呈行政院核示遵办”，显得极为严肃。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呢？其实，只是几名小学生的作文簿内“杂有抗日文句”，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恐慌。
学生抵制奴化教育
抗日战争初期，华东地区战火肆虐，教育事业陷入停顿，大量儿童失学在家。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在中国奉行“以战养战”的策略，除恢复沦陷区的各项生活秩序外，还要重建教育体系。但是这种教育的重建，是在丧失中国的国格基础上进行的。日本侵略者为了稳固殖民统治，企图通过奴化教育对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实施洗脑。
伪教育部刚刚成立，就要求各中学每周实行1小时的“精神训话”，宣传“中日共荣”等奴化思想；伪南京市教育局制定了《南京市中小学训育方针》，规定在小学要养成儿童“和平亲善敦睦友爱”之精神，意图消弭对日反抗情绪。伪江苏省政府主席高冠吾更是厚颜宣称：“青年人思想及教育均在强烈变化之中，担任中等教育之职者当知所负责任之重大，应将和平建国之意义，灌输诱导，并以之为中心思想，躬行实践，矢志不渝。”这完全是一副汉奸嘴脸。
沦陷区的百姓对于这种教育却十分抵触，孩子们在看到亲人被日本侵略者无辜杀害、家园一片狼藉后，更是抵触日伪教育。伪南京市政府经常强迫学生参加颂扬日军“战功”、庆祝日本节日的活动，学生多以此为耻。在活动中，学生们垂头丧气。活动完，大家纷纷将汉奸发放的小旗子扔在地上，踏碎来发泄。官办学校规定必须上日语课，学生们便常常罢学、罢考。学校在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学生们则以“上课不听，课后不练，随学随忘，毕业忘光”的策略来应对。
“私学”传播抗日救国
“官办”如此教育学生，百姓们更倾向把孩子送去私人开办的学校读书。于是，曾在清末民初数量剧减的私学又逐渐兴起，私学主要对学生宣扬抗日爱国思想。据伪南京市教育局统计，1939年仅南京市区就有私塾16所，私塾先生162人，学生6164人，农村私塾的数量更是大大超过正式小学。据《江苏省志教育志（上）》记载：以泰县姜埝区为例，正式小学与私塾的比例为1:200。由于日伪教育系统不可能全时管控、约束这些私学，老师们便会尽全力向学生们宣讲事实，传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
档案中提到的无锡县民益小学就是这样一所私立学校。该学校设有七个年级，学生300余人，教职员10多人。当初，民益小学将校址定于无锡光复门（东门）外的东新路，距城区有五六里，就有避开风头之意，但最终也没能逃过日本宪兵队的查验和刁难。
1940年10月23日，伪江苏省教育厅关于无锡益民小学作文有抗日文句事致伪教育部的呈文，附无锡特务机关报告及抄录作文（部分）。
1940年9月30日，濑川宪兵队无锡分队到民益小学进行检查，发现该校学生的作文簿内“杂有抗日文句”。随即将校长章键、教员丁剑倩等人抓进宪兵队。
宪兵队将孩子们写的这些抗日文句视为“罪证”，记录在案：
《假使》其一
（五年级学生 王玉如）
假使我是一个学生，
我希望早些毕业，
我要多求些学问和知识，
在社会上做一个好民。
假使我是一只飞机，
我情愿飞到日本，
我要尽量轰炸日本东京，
还要帮助中国攻打日本。
假使我是一棵果树，
我希望早些开放，
我要尽量长着碧绿的叶，
还要希望早些开花结果。
《假使》其二
（五年级学生 宋元和）
假使我是个军官，
我要尽量抗敌兵，
我要叫兵士打仇人，
我只要国家强，
我愿意牺牲在战场。
《我的自述》
（四年级学生 钱正元）
我是民国十七年所养的……日人带了飞机来轰炸……逃难的时候很是困难，受到那日本人的痛苦，他常常来轰炸，他还要来杀我们中国人。后来那日人到了南京，我们就得到常州……无锡来，又到益民小学读书。
严厉整肃百姓反抗
10月9日，日本陆军司法警察官中原贯义对章键、丁剑倩进行了审讯，二人毫无惧色，“直认抗日不讳”。伪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张仲寰在给伪教育部的密呈中，详细报告了章键的经历和审问情况：章键，无锡人，时年22岁，因和民益小学原校长姚云泉有同窗之谊，遂受其所托在1940年8月1日接任了校长一职。审讯中，中原贯义向章键提了三个问题，其一是为何抗日，他说：“此乃当然之事，灌输抗日思想是（吾）本分职务，学生发表此类文字，深合吾主张，余引以为喜”；其二是对新中央政府（汪伪）有何看法，章键认为汪精卫不孚众望，国民政府必会收复国土，获取真的和平；其三是问他对未来的看法，章键表示：“日军系侵略中国，所以应抗战。日本国力不支，故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等。”虽然，民益小学校长章键岌岌无名，在其他史料中也难寻踪迹，可这番话展现出其非凡的勇气。
民益小学的老师被羁押近一个月后，伪教育部认为章键、丁剑倩“公然违背政纲，阻碍和运，殊属胆大妄为，罪无可恕”，准备向濑川宪兵队无锡分队交涉，将人押回伪政治警察署纠办，并分令各县“永不任用”。除此之外，伪教育部还据此严厉申斥了该县县长安聪白等人，并给县督学记大过一次。
从学生们所写的文章来看，无非是事实陈述，表达了自己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之情，并无不实之词，但这样的文章日本侵略者难以容忍。无锡特务机关针对此事认为：“新东亚建设最大的癌症就是排日思想，而排日教育是其温床……”伪教育部、警政部有关人员更是亦步亦趋，提出两项举措附逆作合。其一，令督学、教委对民益小学教育情况进行彻查，除教科书外，还要调查学生各项作品有无犯禁情况；其二，要对全校教师进行思想教育，校长和教员要进行“连环保证”，不得再进行抗日内容的教育。
此事刚过，伪教育部和警政部就发布了联合通令，要求各校只能使用伪教育部编的国立小学课本9种48册，“各省市警政机关，尽量协助推行……倘有买卖非国定小学课本情事发生，务令随时查禁”。
严厉整肃后，沦陷区的教育又是何景象呢？据档案记载，1943年7月，在无锡地区比较有话语权的160多家商号忍无可忍，联名把伪教育局局长告到了伪行政院。据指控，这位沈姓教育局局长不学无术，凭一己喜恶扶植党羽，随意任免校长、教员，没收私立小学的校产，仅1943年上半年就无故勒令停办私立小学10多家，导致校长、教员失业。由此可见，日伪统治下的初等教育腐坏、扭曲到了何种程度。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日伪政权为了加强沦陷区的控制，不断制定更加严厉的教育政策，企图让青少年听命、卖命于伪政权，但沦陷区百姓及青少年的反抗一天比一天强烈……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12月25日 总第3620期 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