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通时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百年之前，中国正处于山河破碎、国家危亡之际。“一代儒商”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海门常乐镇人，清末状元，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改革家）创办实业、兴办教育，奉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念，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弘扬其矢志不渝探索富民强国之路的精神，本报从即日起，与江苏省南通市档案馆合作推出《江风海韵话张謇》专栏，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田彤教授任学术顾问，依托馆藏档案，讲述张謇作为中华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经营理念，提倡实干兴邦，造福乡梓的故事。
张謇的人生，简单地讲，以1894年为界，前半生考中一个状元，后半生在南通进行了早期现代化的探索。高中状元使得张謇取得京官身份，这是张之洞委任张謇兴办大生纱厂的重要前提。张謇在科举道路上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磨砺了意志，拓展了人脉，扩大了眼界，为创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张謇
冒籍风波
张謇（字季直）的状元之路走得漫长而坎坷。他从1868年开始应试，到1894年状元及第，历时26年之久。其中，包括6次乡试、5次会试和1次殿试。
1856年，张謇3岁，其父张彭年开始教他学习《千字文》，4岁时就随3个哥哥入了邻家私塾，跟随海门本地的邱大璋（字畏之）学习，一直学到10岁。其间，他读过《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酒诗》《鉴略》《千家诗》《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张謇曾用“日悬天上”对老师邱畏之命题的“月沉水底”，张彭年感觉儿子是块读书的料。于是，1864年延聘宋效祁（字蓬山）到家中给张謇、张詧和张警兄弟3人授课。宋先生发现张氏兄弟在音训句读方面问题不少，便要求他们重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同时教授四声，并结合《三字经》《四字鉴略》《千家诗》讲述历史故事。一天，有个武官骑马从其家门前经过，宋蓬山就举“人骑白马门前去”要求应对，张謇语出惊人：“我踏金鳌海上来。”宋先生听后大喜过望，张彭年也喜出望外。1866年宋蓬山去世，张謇根据父命，到通州（即南通）西亭，住进宋蓬山的侄子宋琳的家中跟读，间或也向宋蓬山的儿子宋琛（字璞斋）问业。
张謇寒窗苦读多年，当他准备踏进科举考场时，却面临着一个不可回避的“冷籍”问题。当时有一陋规，童生考试，有“暖籍”和“冷籍”之分。“冷籍”就是指家中此前三代没有考取生员者。冷籍的子弟不是不可以参加科举，但必须找一位保人为其担保，这样一来，“冷籍”子弟就会受到学官和保人相互勾结的多重勒索。为防止童生报考作弊，朝廷推出了“认保”和“派保”的制度。所谓“认保”，即由童生在本县廪生中自行选择一位为其保结，担保其符合报考资格的要求，如身家清白、没有隐瞒守丧等，这里所提的“廪生”是指享有官府所发廪食的生员，他们只有在岁、科两试中考列一等者才有资格获此身份；“派保”则是在府试和院试时，由府、州教官将派出保结癝生的名次张榜公布，由考生选择为自己加保的人，称为派保。广西凌云县曾于1890年立了一块“禁革考试陋规碑”，其目的就是严令禁止以认保、派保来勒索“冷籍”子弟。由此可见，当时“冷籍”子弟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张謇幼年时就聪慧过人，乡人皆认定他肯定会走科举之路，当时他的家中也稍有积蓄，又是“冷籍”，因此，虎视眈眈准备“敲竹杠”者大有人在。
通州三姓街的族人张兆彪与张謇之父张彭年是同辈，习武中举，经商起家，感慨家族中虽在咸丰、同治两朝习武中举者有十几人，却没出过一个文士，出于其光宗耀祖的愿望，他希望张謇能作为家族中的代表前去应试。于是，张兆彪求助于宋璞斋，宋璞斋就把他熟识的如皋张駉介绍给了张彭年，让张謇以张駉兄长张驹孙子的身份，在如皋注籍。出于对宋璞斋的尊重，张彭年一一依计而行。由此，张謇陷入了一场无妄之灾。
1868年，改名张育才的张謇取中第26名附学生员，获得了秀才身份，在科举之路上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但由此引发的张駉家族成员以及知情者，以不泄露秘密为由的敲诈勒索却是经年累月，导致张謇家无宁日。1871年，张駉的儿子张镕向如皋学官告发了张謇冒籍，随即张謇被扣押于学宫。此时张彭年因为屡遭勒索几乎接近破产，张謇的母亲金太夫人也郁郁成疾。其后，张彭年多方借贷，贿赂了百余两银子才使张謇在3个月后被暂时释放出来。当时，恰逢江苏学政彭久余到通州巡视。在万般无奈之下，张謇向彭久余自首，并请求归于原籍。
在详细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彭久余对张謇的遭遇充满了同情，并交付通州知州孙云锦进一步调查。虽然在调查的过程中遭到了如皋训导杨泰瑛的阻扰，但经过彭久余和孙云锦共同努力，最终还是促成了事情的解决。张謇因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他在1872年一个孟夏的深夜冒雨逃往通州。他原本打算先出如皋城北门，当晚投宿于友人家里，可转念一想，要出北门必须经过县署，恐怕有人看见，于是，他便改变主意从东门折出。出城后，张謇手中提的灯笼在过桥时不小心被狂风吹灭，他只好沿着护城河摸索着前行。因护城河刚刚疏浚完毕，河泥堆积在路上，致使道路高低不平，张謇不时陷入深深的泥泞之中，就这样，他前进了三四个小时才走了两里路。但张謇终于还是走到友人家中，稍微休息后天即放亮，他赶紧雇了一辆独轮小车匆匆赶回了通州。
贵人相助
经过一番周折，1873年仲夏，礼部核准张謇改籍通州。据《通州张氏宗谱》中记载，张謇的远祖原居住在常熟，元朝末年张建因逃避战乱，从常熟土竹山迁移到通州的金沙场，这是通州张氏家族的第一世祖。之后，张氏家族不断繁衍，张謇的祖辈这一支先后迁徙于通州的金西、石港，乾隆年间张謇的祖父张朝彦迁居于西亭，道光年间张彭年又迁往海门常乐镇。
24年后，张謇写下《归籍记》，记录下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这一磨难成为张謇人生的转折点。他由此摆脱纷扰，得以在科举之路上继续前行。
张謇《归籍记》 江苏省南通市档案馆藏
张謇的儿子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这样写道：“从同治七年（1868）到十二年（1873），前后五年，我父奔走四方，所耗费差不多已经要倾家了！但是，精神虽然受尽了侮辱和痛苦，身体受尽了奔波和艰险，可是志气和人格，却得到不少的奋发和勇敢的经历。”1873年，张謇在南京结交了洪汝奎（字莲舫，号琴西，道光二十四年即1844年举人），他告诫张謇：“须耐烦读书，耐苦处境。”这句话既是勉励，也是对“冒籍风波”中张謇的真实写照。
然而，通过“冒籍风波”一事，张謇幸运地遇到了一些处事公正、欣赏他的才华、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官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特别是孙云锦，他虽在接手张謇冒籍案不到两个月时被调离通州到江宁（南京）任职，但临行前仍不忘吩咐继任者要把这件事处理妥当。
张謇处理好归籍事宜后，长兄要求分家，因冒籍而背负的千余两债务，由张謇和他的三哥张詧负责归还，这使张謇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境地。其时，孙云锦又伸出援助之手，约请张謇到江宁发审局去任职书记。1874年，21岁的张謇从偏僻的通海地区（通州和海门的合称）来到了江宁，开始了他的幕僚生涯，从此也使其走上了更为广阔的舞台。
不但如此，孙云锦还在经济上对张謇进行了扶持。孙云锦在发审局的俸禄是每月50两银，却每月从中支给张謇10两银。按照张謇母亲的说法：“通海地区一位资深教师终年所得也不过如此，张謇才走出家门就有这样的收入，不过是孙先生希望贫困中的张謇不要因为生活的困顿而丢失向上的志向。”
在孙云锦的悉心帮助下，张謇不仅在经济上解了燃眉之急，在处事和学问上也有了极大的提升。张謇曾参加钟山书院的官课考试，没有被考官韩叔起录用。自负的张謇不服气，于是就给韩叔起写了一封信，要求解释原因。之后，张謇化名报考了钟山书院的望课，被钟山书院山长李小湖录取为第一名。又化名报考惜阴书院的经古课，惜阴书院山长薛慰农录其为第一名。写信的事后来被孙云锦知悉，他告诫张謇：“少年意气用事，是因为经历世事还少，尚须提高自我的修养啊！”在江宁，张謇结识了一批饱学之士，如李小湖、薛慰农和凤池书院山长张裕钊等，这些名师对张謇的学业进步助益不少。
1876年，张謇入庆军统领吴长庆幕府。军队是另一番天地，环境更加复杂。特别是在1882年随吴长庆入朝鲜处理“壬午兵变”后，让张謇有了更大的历练，使其必须站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审视问题和了解国际事务规则，这有助于日后他洞明世界趋势，以世界眼光解决问题，他认识到，“凡百事业，均须有世界之眼光，而后可以择定一国之立足之地；有全国之眼光，而后可以谋一部分之发达”。
大魁天下
1894年举办了恩科会试。当时，张詧从江西写信给其父张彭年，希望劝说张謇赴京应试。那时的张謇由于连年折戟，已经对科举心灰意冷。张彭年当时已经76岁，走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的这次劝说足以改变张謇的命运，乃至南通近代史进程。张彭年苦劝张謇道：“你参加考试固然很辛苦，但你毕竟还没老，我呢年纪是大了，但还没糊涂，你就再试一回吧。”父命难违，尽管心有怯意，但张謇还是起程应试去了。
经过3场礼部会试，张謇取中第60名贡士，礼部复试取中一等第10名。在翁同龢等阅卷大臣的扶掖下，张謇通过殿试终于在41岁状元及第，大器晚成的张謇被授予翰林院修撰。原本张謇可能沿着仕途继续走下去，但这一年其父张彭年的去世改变了这一进程。张謇从北京返回了老家常乐镇按制“丁忧”。1895年，“丁忧”在家的张謇意外地接到了张之洞的指示，要求他在家乡兴办实业。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允许外资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中国的经济利权面临着进一步被侵蚀的局面。据张謇《承办通州纱厂节略》里记载：“九月间，前署南洋大臣张，分属苏州、镇江、通州在籍京官，各就所在地方招商设立机厂，制造土货，为抵制外人之计。”晚清的企业因有了官府背景，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了很多益处。事实上，张謇日后利用他的在籍京官身份，为所办企业争取到了相当优惠的政策。
张謇的殿试策印本
张謇的状元捷报
张謇最初是犹豫和踯躅的，原因是“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需要与商人为伍，这对于一个士大夫来说的确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但长期浸润于儒家文化之中的张謇，最终决定“舍身饲虎”。在他的心目中，教育是强国的根本，而兴办教育必须有资金保障，资金的来源就得从实业中获得。为此只能“捐弃所恃”，义无反顾地设厂兴业。这是中国传统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实践的“张謇版本”。
从张謇为他兴办的第一家企业——大生纱厂的命名，就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的儒家思想，特别是“仁”对他的影响。“大生”来源于《周易》中“天地之大德曰生”。据张謇多年的好友和合作者刘厚生回忆，张謇对此的解释是：“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换句话说，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够逐渐提高。”
张謇能够接受张之洞的委任，兴办通海地区未有的机器生产，除了他的抱负外，与他在科举的同时，时刻关注社会变迁、追踪时代风云有很大的关系。通海地区与上海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张謇经常往来于通沪之间，特别是赴京赶考，需要在上海坐海轮北行，使得他有机会认真地观察这个“万国竞争之场、商战之冲”。作为联系中国和西方的桥梁，上海于1843年开埠后，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广袤的经济腹地支撑，使其迅速地超越了广州成为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上海的工业经济也迅速兴起。1890年，中国最早的机器棉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正式投产，至1895年张謇筹办大生纱厂的时候，上海已经拥有5家华商纱厂。作为舶来品的机器制造方式、股份制的集资方式，都是四书五经无法提供，也是传统书生无法想象的，而张謇几乎是把自己的才学驾轻就熟地运用到了大生纱厂的运营和管理之中，上海对他的影响不容小觑。
张謇家中有一些田亩，还有佃农，此外还经营着瓷器生意。张謇在日记中记载，1876年3月12日，他坐船从江宁下关去往上海，次日抵达。其中写道：“适家中有购碗船在此待行，因定于明日北渡。”从上海批量购碗，可见张家的瓷器生意应该不小。家庭经商，对张謇不无影响。何况通海地区盛产棉花，家庭手工纺纱织布普遍乡里，出产的土布特别受到东北地区的欢迎，但苛捐杂税阻碍了土布的流通。张謇早在1883年，就与本地的土布商人沈敬夫合作，要求官府减少厘金征收。尽管未见成效，但他与沈敬夫的友谊一直保持着，沈敬夫日后成为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坚定的合作者。家庭的熏陶、地方经济的特点，客观上都为张謇投身实业，在经验和人脉上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1月29日 总第3635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