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这是一条烈士鲜血染红的征程，这是一场为理想义无反顾的前进，这是一次为信仰赴汤蹈火的冲锋……
在这特殊而“无声的世界”里，与敌对决，让暗战中的我党地下工作者无时无刻不感觉到空气的窒息，无时无刻不在紧绷每一根神经。一切都瞬息万变，一切都关乎生命，但一切也都是为了追求光明、美好与和平。在这条红色隐秘战线上，他们以坚强诠释着信仰的伟大，用生命召唤着破晓的黎明……
百万雄师完成渡江战役
1949年4月26日傍晚，上海滩飘起一阵绵密的细雨。烟雨中，蒋介石携儿子蒋经国、孙子爱伦，乘国民党海军“太康”号军舰，悄然驶抵黄浦江下游的复兴岛。
3天前，我百万雄师刚刚完成渡江战役，并占领南京，偌大江南，已是蒋家王朝风雨飘摇的末世况味。行将覆灭的恐慌，噬咬着前朝政体的每一粒细胞。沪、宁、杭这片中国最富庶的地块，无处不浸淫于特殊的历史变奏中。蒋介石此行，是专程来给他发家之地的那些残余打气的。
就在蒋介石乘坐的“太康”舰驶抵复兴岛的几个小时之后，全副武装的国民党上万军警同时出动，包围了上海的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14所高校，对被列入黑名单的352人逐一搜捕。28日，列入黑名单首位的交通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会员史霄雯在校外被捕；30日，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共产党员穆汉祥亦遭逮捕。5月20日凌晨，两条年轻的生命仆倒在一阵乱枪声中。就在乱枪响起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城的隆隆炮声已清晰可闻。
直接指挥这次行动的，是3月初刚刚出任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此前，他是京（南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手下的二处处长。“临危受命”，毛森很清楚此刻自己该干什么。
5月7日上午，毛森在他福州路警察总局的办公室里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报。在如此狼狈混乱的局面下，“老头子”居然还清楚地记得前不久刚刚抓获的那个中共地下党电台报务员李白，并且恶狠狠地给出8个字：“坚不吐实，处以极刑！”捧读电文的一瞬间，毛森想起几天前这个“老头子”在复兴岛“白庐”别墅接见他时的切齿之声：“我们今天的失败，就是因为杀人太少。”
5天后，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12位中共地下党员壮烈就义于浦东戚家庙。
5月10日，毛森公布了《警察战时禁令》，其中规定：凡警察背叛党国或弃职潜逃者，格杀勿论，并屠其全家。警察局内部还成立了由军统特务控制的“保密组”“防谍组”“生活指导组”，令警察全体签名，实行连保连坐。
13日深夜，中共上海地下警委（以下简称“地下警委”）成员、普陀分局钱凤歧、刘家栋，杨浦分局钱文湘、进步青年蒋志毅，同时遭到逮捕。经过整整一周毫无所获的滥施酷刑，毛森下达了行刑令，4人在宋公园被枪杀。
直到5月24日，解放军已攻入市区，毛森仓皇逃离上海的前一刻，还在电话里问保安处长黄炳炎：“下面还有几个？”
“还有9个。哪能办（吴方言：怎么办）？”
“开特伊（吴方言：毙掉他）！”
少顷，警察总局楼下传出一阵枪声。被关押在底楼拘留所的沈鼎法、施南岳、朱影涣等9名革命志士横卧在血泊之中……
27日，上海宣告解放，潜伏的中共上海地下警委的同志立即赶往宋公园收尸，眼前的惨状令人发指眦裂：钱文湘烈士的10个手指的指甲全部被拔去，钱凤歧烈士的双手被钢丝穿透……
向全国发布“约法八章”
194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宣布“约法八章”的报道。 中央档案馆藏
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对危巢将倾的大势毫无作用，就如鲁迅所说：“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毛森警局内部仍然不断发生情报失窃、机密泄露、黑名单被毁、搜捕扑空的事，他已经嗅到了共产党就在身边的气味。他更不可能知道，早在抗战初期，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就已经开始向警界（包括租界巡捕房）渗透，效果显著。据曾担任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张承宗生前回忆，到抗战结束时，上海警界各单位已成立了11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130多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地下警委成立，由市委直接领导，张承宗负责联系，邵健任警委书记，刘峰任副书记，马益三、贾永顺、姜敏、苗雁群、刘诚等为委员。到1949年年初，这匹深伏在国民党专政机器内部的“特洛伊木马”，已经建立起一个党总支（下属两个分支）、17个党支部，分布在市局、各分局、保安中队及监狱等各单位，党员总数达到了472人，外围积极分子约2000人。上海解放时，全市警察系统除极少数人潜逃外，超过90％的警员留了下来，平静地等待接管、收编，这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全国的城市地下斗争中也是少见的。
1949年4月25日，刚刚指挥完成渡江战役的毛泽东、朱德，向全国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其中第五条规定：“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所有国民党政府大小官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
区别首恶与胁从，高高举起既往不咎的安抚大旗，这是对危巢之中的累卵最具分化力的攻心之策，必将产生雷霆一般的冲击力，轰垮国民党苦力撑持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地下警委认为，只有把中共中央的声音发送出去，才能使它的威慑力得以发挥。但问题是，在所有的舆论之声均遭禁控之时，怎样才能把这枚“心理炸弹”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呢？
经反复斟酌，地下警委决定把“约法八章”印成传单，直接邮寄到全市警局所有巡官以上警官和军统特务手中，并随传单另附警告信一封，必须指名道姓，一人一信，每信均有针对个人的明确内容，是之谓“个性化”警告。尤其是对敌人的头面人物，内容更须具体，使之具有直捣“黄龙”的最大“杀伤力”。
搞到2000余警官及军统特务的家庭住址是完成此次任务的必备前提。地下警委对此未雨绸缪，胸有成竹。
吴炎：红色暗战下密录270名敌特名单
地下警委的这颗“定心丸”来自吴炎，以及和他并肩作战的战友们。
吴炎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市警察局行政处户口科科长，但他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则是中共上海地下警委的成员。1935年，吴炎从江苏省警察训练所结业后，先后在江苏、湖南、四川和上海等地任实习警、警长、户籍科员、科长等职，同时还在警察训练所任教官，长期从事户籍管理及教学工作。资深的专业背景，为他的情报工作提供了便利。他多次向中共华东局城工部输送重要情报，其中包括国民党警察系统的人员编制、指挥系统、武器装备情况，以及警察局局长俞叔平、毛森的动态等等。他还通过重点户口调查，获得了全市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姓名、住址、电话、驻沪军队番号、兵力、机关位置、物资储藏点，以及标注了郊区防御工事、碉堡位置的地图等重要情报，于攻城之前秘密送交“三野”指挥部。
白色恐怖甚嚣尘上之时，吴炎遵照地下警委指示，设法弄来一批空白的国民党身份证、通行证提供给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使用，为大家披上了一层“合法”的保护罩。其间，吴炎成功地掩护了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丁正、陆自成和同济大学9名学生躲过军警追捕，安全转移。
面对危局，毛森密谋在上海滩布置一张潜伏特务网，以此作为将来反攻时的内应。为使这些特工潜伏成功，毛森把任务交代给了吴炎，要求他为每个潜伏特工办一张“国民身份证”，以便让他们混入普通市民。
吴炎立即向地下警委作了汇报。地下警委要求吴炎在制作证件时密录一份名单交党组织，留待上海解放后查明潜伏特务的下落，清算他们的罪行。
第二天，吴炎写了一份报告呈毛森签批，然后从塘沽路民政局取来空白“国民身份证”和发证所用印章。
两天后，毛森亲自将一份写有200名潜伏特务的花名册交给吴炎，着即办理。次日清早，吴炎便将制作完成的200份“国民身份证”和花名册原件，一并交到毛森手中。与此同时，他密录的名单也很快转给了中共党组织。
几天后，毛森又让机要室拿来70人的名单、照片，说是遗漏的，需要补办。吴炎照办不误。
说是遗漏，实则是毛森故意拖后，因为这70人都是潜伏头目、骨干，分两批办证，说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毛森是不会亮出他全部底牌的。
在吴炎的带领下，户口科的中共地下党员还避开特务耳目，将全市450多万张人口卡片保护了下来，使之躲过了被军统付之一炬的噩运，为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的城市管理提供了极大便利。
可以说，吴炎打造了一座包罗万象的地下情报库，隐秘而高效，为极端历史条件下的红色暗战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局面。
董行健：白色恐怖里抄写40多份机密情报
随着局势的变化，白色恐怖的气氛使人窒息。国民党上海警察局政治处（原为调查科）是毛森直接控制的军统特务机构，下设的保防股是所谓“保密防谍”的绝密部门，然而，股内的8名警官、7名警员中，有3人是中共地下党员，保防股巡佐（相当于警长）董行健就是三人之一。1949年3月，地下警委指示董行健，为配合解放军攻城，想方设法截取敌人的机密情报。
一天，保防股股长交代董行健，将全局各处室、各分局共计40多个单位的《保防小组名单》和《共党嫌疑人员名单》按统一规格抄写成册。所谓“保防小组”，即敌人暗布的鹰犬，而“共党嫌疑”，则是随时可能遭受镇压的对象。
董行健的抄写，受到军统的严密监控。白天上班时由股长从办公室抽屉中取出名单交给他，下午下班前股长再如数收回，锁入抽屉。股长另有自己的办公室，与董行建不处一室，房门钥匙由股长自控。
为了不错过这一重大机密，董行健只能在抄写名单时，趁别人不注意暗自另记在香烟盒反面或其他纸片上，或反复默背，下班后立即回到寝室记录下来，这些办法效率低，又不安全。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他打起了保防股股长办公室门钥匙的主意。
一天，保防股长临时有急事外出，就将房门钥匙交给了他的亲信覃明代管。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董行健决定冒险行动。董行健与覃明平日接触较多，关系熟络，他趁其午睡未醒之时，故意要他下楼去开办公室门，覃明睡眼蒙眬懒得动弹，掏出钥匙扔给董行健，翻了个身继续呼呼大睡。董行健立即转身下楼，趁无人注意将一张白纸蒙在钥匙上，用铅笔迅速勾涂出钥匙轮廓图，下班后即去偷配了一把。
是夜，董行健换上胶鞋，戴上手套，摸黑打开股长办公室的门。由于早有准备，他很清楚名单锁在第二格抽屉内，上面那只抽屉，并不加锁。借着远处射来的微弱灯光，他将第一格抽屉抽出，从下一格中取出名单，不折不卷，平整地夹入上衣，随后将抽屉复原，锁好门，返回寝室。
董行健回到寝室后立即埋头灯下，开足马力，急抄两小时。到点之后决不恋战，又立即将名单送还办公室。就这样，他接连干了三个通宵，都平安无事，不料第四夜出了点意外。因为拉开抽屉时用力过猛，发出的声响有点大，听到隔壁304室有人发出一记喝问：“谁？”董行健赶紧收手，把抽屉推回原位，蹑手蹑脚退出，锁好门，考虑若沿着环绕电梯的楼梯走下三层楼，极易被追出的人发现。说时迟那时快，他蓦然发现保防股隔壁的侦防股（303室）的房门虚掩着，灵机一动，立即闪身进入，并有意把抽屉拉得乒乓作响，假装找围棋（他平时常在这里下棋）。果然，对门走出一人，是政治处处长姚恺如的亲信听差小杨。他睡眼惺忪地走过来问道:“你到此地做啥？”董行健一面拿着棋子、棋盘走出办公室，一面冷言相讥:“我做啥，你看不见？”小杨一时语塞。董行健吹着口哨，扬长而去。
如此这般，董行健最终将40多份机密情报陆续抄录完毕，悉数送交中共地下党组织，圆满完成任务。
黄旭：惊涛骇浪中智取17张“鹰犬”档案
暗战，犹如在惊涛骇浪中航行，稍有不慎就可能万劫不复。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的刑讯室紧挨着政治处，当时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从里面传出刑讯逼供的惨叫声。刽子手越是临近覆亡越是疯狂，因逼供不得而惨遭他们毒手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越来越多。
每天耳闻目睹，激起了任职政治部人事室的中共地下党员黄旭的强烈愤怒，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把政治处17个股、科、处的特务骨干分子的底牌全部摸清楚，桩桩件件，有恶必录，等解放后再和这群“鹰犬”一笔一笔彻底清算。当时他要做的就是对已经到手的政治处特务人员名册进行细分，把其中十恶不赦的骨干分子挑出来，这就必须把载有这些人照片、住址等详细信息的人事卡片搞到手。
人事卡片和人事档案一起放在特制的卡档室里。卡档室与人事室、材料股办公室隔门相连。卡档室的门只有管理卡档的人员抽放卡档时才开启。里面存放的卡片有24开报纸那么大，详细记载着警员的静态和动态情况。黄旭特地选定了一个星期六上午下班前的10分钟，向管卡档的人借了一份有关教育训练的公文，倚靠在卡档室门口翻阅。待12点下班吃午饭时，他对管卡档的人说：“你吃饭去好了，我看完后，会把卷宗放回原处。”等对方一走，见卡档室里没人，他趁机进入，把17张卡片全部检出，并将借阅的公文放回原处，随后关门退出。
脱身之后，黄旭直奔虹口三角地警察公寓而去，把卡片交到中共地下党同事李美旃手中，叮嘱其妥善藏匿，然后向直接领导蔡东园汇报。按照蔡东园的指示，由李美旃把卡片转交给在照相馆工作的同志进行拍摄，约定次日（星期日）将卡片送回，以便星期一上班后返还。
不料，当天下午，毛森突然下令：非常时期，取消星期日例假。而偏偏就在星期日下午，政治处派人到人事室要把他们全体人员的人事卡片调去自行保管。人事卡片管理人员检出政治处全部人员卡片后，一查点，发现缺少姚恺如等特务头子和骨干人员的17张卡片，到处寻找无着，一时惊恐万状。全室人员暗中纷纷议论。
挨到下班，黄旭立刻向蔡东园作了汇报。考虑到黄旭在窃取卡片的过程中有借阅公文等情节，极易引起敌人怀疑，为安全起见，组织上要黄旭立即撤离，暂避苏州洞庭地区。但黄旭认为突然撤离风险很大，必然会引起敌人怀疑，进而招致中共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家属受连累。经过慎重商议，组织上同意了黄旭的意见：暂时不撤，见机行事。
星期一一上班，黄旭立即把已经拍摄完成的17张卡片偷偷放了回去，但稍微挪动了一下位置，所幸经管人员没有察觉。
待经管人员发现卡片仍好端端地躺在柜子里时，十分诧异，但继而又想，是不是自己把卡片放错位了，以至昨天在原位怎么也寻不着？
事情虽然暂时应付了过去，但疑点仍在，政治处并未善罢甘休，黄旭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然而，由于上海战事发展迅猛，解放军的挺进势如破竹，国民党警局上下人心惶惶、斗志涣散，特别是关键岗位上的头头脑脑，一心只想寻找退路，哪里还有精力深究此事。人事室主任周廷洛唯恐毛森逃台时将他甩下，所有心思都花在了盯紧毛森上，对17张卡片失窃一事已毫无兴趣。
1949年5月25日，沪西、沪中区首先解放，黄旭渡过了“惊涛骇浪”，终于化险为夷。
准确投放重磅“精神炸弹”
兵法云：谋定而后动。地下警委在关键一刻择机出动。
经中共上海市委同意，地下警委从张承宗手中拿到了根据解放区邯郸电台的播音完整记录的“约法八章”，书记邵健、副书记刘峰等亲自动手，搞来油墨、蜡纸、手推油印机和2000多只不同规格、颜色的信封，然后动手开工。
上海迪化路（今乌鲁木齐中路）93号是当时地下警委绝密的核心“据点”，邵健的公开身份是底楼米店的老板，此处的二楼、三楼便是运行全市地下警务的指挥中心。
当时，要准确投放这批重磅“精神炸弹”是一项“时间紧，任务重，条件差，工作量大”的任务。既不能兴师动众，又必须在绝密状态下快速完成，其艰苦程度不言而喻。整整三个昼夜，几名警委成员劳心劳力，一面舞文弄墨，写出针对性很强的文字，一面兼顾刻写钢板、推墨油印，完全手工操作，几乎所有人都累垮了。警委书记邵健身先士卒，直到发高烧晕倒在手推油印机旁。几十年后，张承宗在回忆这位前警委书记时评价道：“解放后邵健同志曾任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不幸在十年内乱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邵健同志是个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好党员。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勤恳工作，是个能够打开局面的好同志，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5月11日以后，多达2000余份的“约法八章”和警告信，通过邮局陆续送达全局警官家中。一枚枚强力的“精神炸弹”在悄无声息中蓦然炸开。
国民党黄埔警察分局局长郦俊厚，刚从虹口分局调来，新官上任，很有些挽狂澜于既倒的嚣张气势，昼思夜想的都是烧出他的“三把大火”，以“报效党国”知遇之恩。警告信很快就寄到了他的新居，当其捧读之后简直是五雷轰顶，卧榻之上他和老婆偷偷盘算：“阿拉屋里搬场刚刚三天，共产党哪能介快就晓得我新地址啦？”
静安寺警察分局局长王华臣，平日里官腔十足，吆五喝六，当接到警告信后如同挨了一记闷棍，顿时瘪了下去，整日疑神疑鬼，吓得班都不敢上了，对局里的大事小情装聋作哑、不闻不问。
黄浦警察分局的吴琼是铁杆国民党员、三青团区队长，他为了表达反共到底的决心，前不久刚从新开河拉来20桶汽油，声称半年之后解放军如果真能攻破上海滩，他要一把大火把黄浦分局烧成灰。接到警告信后，他骤然梦醒，那守城半年的癫狂劲头顷刻间化为乌有，竟连夜弃职而去，溜之大吉。
弃职而逃的远不止吴琼一个人。静安寺分局的值班室巡官冯星灿是个消息灵通人士，他对解放军的“约法八章”早有耳闻，却对此不屑一顾，还奚落了一番传话给他的人。可当“约法八章”和警告信真的送进他的家门时，他才如梦初醒，震惊不已。他左思右想，越想越悔，越想越怕，转身把手枪丢在值班室，再也不敢回去上班了。
毛森当然也接到了专门针对他的、个性化突出的警告信。表面上，他声色不露，镇定如常，并且厉声呵斥，训令限期破案，缉拿共党。对弃职不归者，他甚至发出了“格杀勿论，屠其全家”的切齿之声。然而在骨子里，他已被发自心底的阵阵寒意浸透。接到警告信的当晚，毛森彻夜难眠。
上海宣告解放
1949年5月24日晚7时许，迫于“解放军已进抵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的巨大压力，恋恋不舍煌煌都市及局座权柄的毛森，终于带着几个警卫人员和亲信，分乘两辆小轿车狼狈而逃。
随后，已接受中共地下党策反的高级警官陆大公以代局长身份，向全市警察下令：“时局已变，各安职守，维护秩序，听候命令。”
27日，据后来被调往中南海，离休前担任中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的武健华老人回忆：“上午9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部长陈赓未到任）梁国斌、李士英、扬帆和张文炳、邵健、钟望阳等领导同志，以及我们随行的几个秘书，分别乘车由交大直奔福州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
同日，上海宣告解放。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2月19日 总第3642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