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30年，1949年参加工作。回忆70多年来我在党和新中国的培养教育下走过的人生路，感慨万千，终生难忘。
进“二野军大”使我走上革命道路
1949年5月，我高中毕业后，报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简称“二野军大”）。被录取后，我便开始了不断学习。先是听形势报告，主要学习了解国际、国内斗争形势。之后转入系统学习，先学习《社会发展史》，后学习《中国近代革命史》，通过学习，深刻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通过学习，初步奠定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
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开国大典。当天，二野军大的学员在大操场上集合，一起收听实况广播。当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时候，全场一遍欢腾，齐声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激动。
新中国的成立，更加坚定了我们这批青年学生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在校学习期间，印象最深的是听刘伯承校长和邓小平政委的报告。
刘伯承在讲了军政大学的性质和怎样学习之后说，大家是为参加革命才来军大学习的，参加革命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要流血牺牲的，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啊！说完，他问同学们：“怕不怕？”大家都齐声说：“不怕！”邓小平的报告题目是《过关》。他说，革命青年要过“三关”，即帝国主义关、封建主义关和社会主义关。在讲到社会主义关时，他着重告诫一些同学要站稳立场，要“真金不怕火炼”。
首长的报告很有针对性，对于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起了重要作用。我在70年的工作生涯中，不论顺境和逆境，都不忘首长教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党绝对忠诚。
党的培养教育使我一生事业有成
在二野军大学习结业后，学员便随二野部队进军大西南。我因患腰椎结核病被送入医院治疗，未能随去。1951年，我病愈出院，被留在医院，专门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经过不断努力，医院职工的文化素养大大提高。为此，我多次被评为工作模范、先进工作者。
1963年，我被调到刚组建的济南市计划生育办公室，成为计生专职干部，一干就是30年，主要从事文字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工作期间，我草拟的文稿字数达40万字；每年开展计生宣传周、宣传月活动，共组织上万人走上街头进行宣传；编写和选印有关宣传资料达40万字；组织人员到五六十个单位宣讲人口理论、计划生育政策；举办优生优育知识讲座100多场次。
由于工作努力、成绩突出，我被市委宣传部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此外，我先后在多家报刊上发表理论文章百余篇，编写专著10余部。
济南市社会科学院授予我首届“十佳社会科学工作者”称号。我还被誉为“实践与理论兼备型的干部”，被计生系统的同志们称为计生战线上的“活字典”“老黄牛”。
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很大成就。作为计生战线上的一名老兵，能为此奉献青春年华，我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
改革开放让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在我的一生中，得益于改革开放，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1977年，我家的总收入只有2000元。2017年，我家的总收入达到29万多元。20世纪60年代，我们一家6口人，居住在不到30平方米的房子里。如今，我和老伴两人居住在150平方米的房子里，各种家电设备应有尽有。
平日里，我们经常组织家庭聚会、外出旅游、参加有关社会活动……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美好、幸福。
由于最初家庭经济收入低，为了更好地计划开支，我记起了生活账，并且一记就是40年。改革开放以来身边发生的巨大变化都被我记录在4个“生活账本”中。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档案部门向档案工作人员学习了家庭建档知识。随后，我利用所学将家里积攒的大量资料进行了科学整理，建立了家庭档案。我的“生活账本”便成为家庭档案中的重要内容。
2018年以来，我的“生活账本”成为多家媒体报道的对象。《山东画报》以“小账本里的大时代”为题，用4个版面刊发文字，并配图片进行了报道。中央电视台两位记者专程从北京赶来采访，之后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以《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 张大爷的账本》为题，用3分钟的时间进行了报道。
在物质生活发生巨变的同时，我上了老年大学。在学校学习了保健、声乐、京剧、计算机4门课程。我参加了老年大学的音乐合唱团、老年京剧团，有时还对外演出。我订阅了10多种报刊，先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四五十篇，出版《晚秋文集》专著。此外，我牵头成立了二野军大校史研究会，编辑会刊。同时，出版《鲁子情怀》和《青春永驻》两部专著，达百万字。
我退休后的上述工作，受到了党组织的肯定和表扬。2005年，我被济南市委评为离退休干部优秀共产党员；2009年，我被授予全市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
如今，我将自己整理好的家庭档案，以及各种报刊全部捐赠给档案馆，作为人生的最后一课和贡献，以表达对党和祖国的感恩之情。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2月25日 总第3644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