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浙江嘉兴南湖上的一艘红船，迎着时代的风雨劈波斩浪毅然起航，上面承载着全国50多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关于新世界的理想；2021年，这个政党把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国家交到人民手上。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中，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抛头颅、洒热血，无怨无悔地用鲜血和生命染红了党旗。他们是中华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丰碑。
习近平总书记曾饱含深情地说：“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在建党百年的清明时节，缅怀革命先烈，赓续英烈精神更具意义。为此，我报推出纪念英烈专版，特邀请撰稿人依据全国各级档案馆中保存的珍档撰文，引领读者追忆革命先烈铸就的光辉岁月。他们中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狱中供词和自述中彰显了其坚定信仰和对党忠诚的不屈风骨；著名农民运动领袖、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韦拔群，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笑着走向刑场的工人阶级杰出代表王孝和，无视敌人的酷刑，却在遗书中展露了对妻子的铁汉柔情；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贺昌，用赤诚肝胆和满腔热血诠释了共产党人的不悔青春；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宁波江姐”的冯和兰，在狱中展现了巾帼英雄的凛然傲骨；以笔为戈的“戚家庙十二烈士”之一朱聚生，在家乡海盐解放当天，为了民族解放，血洒异乡浦东；广东新会农民运动领袖李冠南，为了完成党交付的任务，多次以身涉险，最终牺牲于广州红花岗；小小年纪即身陷囹圄的小萝卜头的稚嫩身影，映射出“狱友们”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红岩精神。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我们更要铭记革命先烈建立的不朽功勋，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并以今时及日后奋进中的国之盛景、民之安乐，告慰诸位先烈英灵。
李大钊：狱中的风骨
李大钊英勇就义前拍摄的照片
李大钊（1889-1927），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由于李大钊“提倡共产主义”，1924年6月，北洋政府内务部严令各省对李大钊“严速查拿，务缉归案”。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兵营内，继续领导北方革命斗争。
1927年4月6日，把持北洋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扑灭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北方的革命势力，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搜查苏联大使馆事件，逮捕了在旧俄兵营内居住的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35人，同时被捕的还有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15人。
1927年4月6日，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关于搜查东交民巷
共产党人匿居处所致荷兰公使的函。
面对各种酷刑，李大钊严守党的秘密。针对“你是何职业”的讯问，李大钊答复：“我前充北大教员。因党员资格，被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现在俄兵营内进行党务工作。”由于国共合作的需要，李大钊和一些被捕人士拥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双重身份。为了尽可能在军阀屠刀下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在审讯中，李大钊一直用国民党左派身份掩护共产党的组织活动情况，自始至终没有暴露自己所担任的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和共产党的组织机密。他一方面对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守口如瓶，另一方面大力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和共产主义信仰。他明确表示：“我们（指国民党）左派与共产派是混合的，并非分立的。”“共产派即无产阶级主义，对于政治要达到无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盖共产意义，原为共同生产。”“在机器工作之人即是无产阶级，我是拥护农工利益。”他在亲笔写就的《狱中自述》中郑重宣告：“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4月28日，奉系军阀组织的特别法庭判处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绞刑，李大钊临刑前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38周岁。 文中所示档案为北京市档案馆藏
1927年4月，李大钊狱中“供词”。
韦拔群：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
韦拔群画像
韦拔群（1894-1932），广西东兰人，壮族，广西农民运动先驱，全国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之一，百色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
韦拔群出身于富裕的农民家庭，但他年少时经常与贫苦农民的孩子一起下地劳动和游玩，从小养成了同情底层群众、好打抱不平的良好品德。1914年，他变卖家产，自筹路费前往广州等地游历、考察，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的肆意践踏，地方军阀对人民大众的欺凌压榨，激发了他救国救民的热情。
1922年3月30日，韦拔群召集陈伯民等11人举行革命同盟，发表《敬告同胞》文告。在《敬告同胞》中，韦拔群充满激情地号召社会各阶层团结起来，“打倒侵略我国的洋鬼子，铲除祸国殃民的大军阀”,鼓动农民们“组织农民协会及农团军，争回我农权，救目前贫苦”。在韦拔群培养的众多农民运动骨干的组织和推动下，东兰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25年2月，韦拔群为筹措革命经费，委托胞弟韦茎、韦菁变卖田产留下的契约。
1925年11月，韦拔群在东兰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培养农民运动骨干。1926年冬，韦拔群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为解决办学资金困难的问题，他说服家人，变卖了七八亩水田和妻子陪嫁的部分首饰，充作开办经费。1930年，为了保证土地革命顺利进行，他带头烧毁自家的田契，并动员家人把全部耕地、耕牛、农具献出来。
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在新桂系军阀的围剿中，韦拔群与战士、群众同甘共苦，以野菜充饥，以岩洞栖身。面对大敌当前和敌人的悬赏捉拿，他大义凛然地说：“八（拔）群死了，还有九群，革命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表现了一名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1932年10月19日，他被叛徒杀害，时年38岁。
1962年，为纪念韦拔群牺牲30周年，邓小平满怀深情地写下了长篇题词，其中有：“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解放的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
文中所示档案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兰县档案馆藏
王孝和：慷慨赴义的工人阶级代表
王孝和写给父母的遗书（部分）
父母双亲大人：
好容易养到儿迄今，为了儿见到此社会之不平，总算没有违背做人之目的，今天完成了和的一生！但愿双亲勿为此而悲痛，因儿虽遭奇冤，而此还是光荣的，不能与那些汉奸走狗、贪污官吏可比。瑛她太苦了，盼双亲视若自己亲女儿，为她择个好的伴侣，只愿她不忘儿，那儿虽在黄泉路上也决不会忘恩的。琴女及未来的孩子佩民，应告诉他们，儿是怎样、为什么而与世永别的？！儿之亡，对儿个人虽是件大事，但对此时此地的社会说来，那又有什么呢！千千万万有良心有正义人士，还活在世上，他们会为儿算这笔血账的。双亲啊保重身体，挣（睁）开慧眼等着看吧：这不讲理的政府就要挎（垮）台了，到那时冤白得申，千万不要忘那杀人魔王，与他算账。
人亡之后，一切应越简单越好，好在还有二个弟弟，盼他们也那（拿）儿之事，刻在心头，视瑛如自己姐姐，视二个孩子如自己骨肉，好好的（教）导他们，为儿雪冤，为儿报血仇！
特刑庭不讲理，特刑庭乱杀人，特刑庭秘密开庭，看他横行到几时？冤枉啊冤枉冤枉！
你的不孝男 王孝和泣上
民卅七年九月廿七日
1948年，王孝和被捕时的情形。
1941年，时年17岁的王孝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3年1月，他进入美商上海电力公司发电厂工作，1948年1月被选为厂工会常务理事，随后领导发电厂工人声援上海申新九厂工人大罢工。王孝和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敌人几次上门拉拢，他都不为所动。形势愈加严峻，王孝和却因没有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坚决不肯撤离。4月21日，他被敌人秘密逮捕。之后的数月，王孝和经受了种种酷刑，他咬紧牙关，对于党的秘密，没有吐露一丝一毫。
前文所述遗书的落款时间为“民卅七年（1948）九月廿七日”，这是原定对王孝和行刑的日子。他在这一天给父母写下一封遗书。信中表达了他为实现社会公平不计个人生死的革命大无畏精神，以及惜别亲人的不舍之情，并对家人一一作了交代，读来令人动容。当日，因群众聚集声援抗议，场面一度失控，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改期行刑。
9月30日，王孝和穿着白衬衫，肥大的工作裤用绳子系住，从容不迫地走向特刑庭。特刑庭宣布对他执行死刑，他镇定自若地向在场的记者揭露国民党的残暴行径。特刑庭再也顾不上掩饰，赶忙将王孝和押赴刑场。一路上，王孝和大义凛然，不断高呼“特刑庭不讲理！”“特刑庭乱杀人！”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大地……
文中所示档案为上海市档案馆藏
“寸心久欲报家邦”
——贺昌烈士的青年时代
贺昌中学时期的照片
“扛罢笔杆再扛枪，经文纬武干一场。颈血常思敌国溅，寸心久欲报家邦。”这是我党早期革命家贺昌在13岁时写下的《壮志歌》中的诗句，也是他短暂而恢宏的人生写照。
贺昌，1906年1月19日出生于山西省离石县柳林镇（今属柳林县）一户士绅家庭。受其父爱国思想熏陶，贺昌从小就树立了报国救民的远大理想。在作文中，他曾这样写道：“国家灾难临头，应挺身而出，即使牺牲也不退缩。”
1920年春，贺昌考入太原的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在校期间，他进一步接受了马列主义启蒙教育，思想日渐成熟。1921年5月1日，在省立一中校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高君宇的指导下，贺昌与进步学生王振翼等人发起成立了以“唤醒劳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10月，贺昌在北京经高君宇、王振翼介绍由团转党，并被增补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不久，为摆脱山西反动当局的追捕，他被调往上海团中央工作，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他先后担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等职务，参加组织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南昌起义、百色起义等，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1950年6月26日，贺昌当年的老师、时任贺昌中学校长刘菊初撰写的《烈士贺昌传略》。
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担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贺昌留守江西苏区，与项英、陈毅等继续领导南方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斗争。1935年3月10日，贺昌率部突围时，在江西会昌河畔遭遇国民党军袭击。身负重伤的贺昌高呼口号，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的胸膛，年仅29岁。
得悉噩耗，陈毅悲痛地写下诗句：“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寄托了对贺昌等烈士的深切哀思。
为纪念英烈，家乡人民在1946年建立了贺昌中学。1950年6月，贺昌当年的老师、时任贺昌中学校长刘菊初追忆往昔，用饱蘸深情的笔墨写下《烈士贺昌传略》，讲述了英雄的光辉事迹。
文中所示档案为山西省档案馆藏
“我是为了人民顾不得儿女”
——“宁波江姐”冯和兰的英雄人生
冯和兰
冯和兰（1917-1947），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1937年，她在横河乡公德小学教书时，开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冯和兰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开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举办农民夜校，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组织。1947年4月12日，她去联络站工作时遭遇敌人埋伏，不幸被捕。在狱中，她受尽折磨和威逼利诱，仍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同年11月6日，冯和兰在宁波江北岸草马路英勇就义。冯和兰的一生短暂而光荣，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宁波江姐”。
宁波市档案馆保存着几封冯和兰在狱中亲笔写下的书信。她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面对敌人酷刑的英勇无畏，以及与亲人诀别时的牵挂不舍，尽显纸上。
“春假一别，竟成永诀……今天要说的话毕竟是太多了，但已经来不及说，同时也不允许我说，引以为憾！我是牺牲了。望各位不要难过，惟望缘、平两儿多照顾，待他们长大成人，请告诉，我是为了人民顾不得儿女，请他们原谅我……别的不噜苏（啰唆）了，望你们善自珍重。”这是冯和兰临刑前戴着手铐、脚镣在狱中写下的，也是她留在世间的最后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作为母亲，冯和兰深深地牵挂着孩子。她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儿女，舍不得离开为之奋斗的祖国。但是，为了人民能获得新生，在敌人面前，她放下了自己的万般不舍，展现了革命者的坚贞不屈。信后附有冯和兰姐姐冯仪写的一段说明：“此信是和兰在就义日早上在手铐下用铅笔写的，把寄去的钱贿通伪警局拘留所人员，将此信送给大舅父，据送信者说，昨晚他们三个犯人（指陈爱忠、吴家安、冯和兰）唱了一夜歌，对明日要受刑若无其事。”这则说明从侧面反映了冯和兰等烈士临刑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场景。
1947年，冯和兰在狱中写给李伦房诸位兄弟姐妹的信及
冯和兰姐姐冯仪写的说明（抄件）。浙江省宁波市档案馆藏
以笔为戈 至诚报国
——“戚家庙十二烈士”之一朱聚生
195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风靡全国，影片中“李侠”的人物原型——红色谍报天才李白，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浦东戚家庙，同时牺牲的还有11位同志，是为“戚家庙十二烈士”。朱聚生就是其中一位。
1947年6月30日，朱聚生、盛韵玉夫妇及女儿朱战红的合影。
朱聚生（1924-1949），浙江省海盐县沈荡镇人。1944年春，朱聚生看到老百姓饱受侵略者的奴役，感到有责任唤醒广大民众联合起来抗日，于是和几位爱国青年一起筹办《海北青年》杂志，以揭露日军侵略罪行，介绍全国抗战形势。由于印刷机在运回海盐途中被日军特务扣押，《海北青年》只出了一期便告终止，但朱聚生从此坚定了利用报刊舆论阵地开展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1947年春，朱聚生接任了沈荡镇副镇长和沈荡镇国民中心小学校长。他利用这两个身份作掩护，通过办学校、办报刊等形式积极宣传进步思想。他不仅拿出自己的薪水，甚至还变卖家产，千方百计聘请思想进步的年轻教师执教。同年，由苏北派往海盐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的杨竹泉主动接近朱聚生，两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同年11月，杨竹泉与朱聚生在沈荡合办了《行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报道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
1948年9月10日出版的《行报》
1949年2月，朱聚生成为中共候补党员。朱聚生以党的利益为重，放弃了去解放区的想法，接受了组织要求他留在当地继续为党工作的安排。他说：“天明在即，就留在这里继续战斗迎接解放吧！”3月18日深夜，朱聚生不幸被捕，在狱中，他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坦然而自豪地承认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正如他在《生的真义》一文中写道：“我们希望生，当然也不怕死。许多革命烈士的死，它的价值是超过‘生’的。许多活着的汉奸走狗、贪官污吏，他们的‘生’比‘死’还要臭。”5月7日，在家乡海盐解放的那天深夜，朱聚生等12位同志，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文中所示档案为浙江省海盐县档案馆藏
朱聚生名片
李冠南：“为‘世界真理’‘人类幸福’而奋斗”
“至于我个人，现在生世，虽然有如海上浮萍，随处飘零。但我精神非常爽快，良心非常安慰，意志非常满足，身体非常舒利……因为我个人人生观已确定。”这是中共新会支部干事、农民运动领导人李冠南在1930年11月29日寄给妹妹李合意的信里的几句话。在信中，李冠南表明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人生观，即“决心为‘世界真理’‘人类幸福’而奋斗”。
李冠南（1902-1931），广东新会人，出生于加拿大，少年时随父回乡定居，后往广州读中学。1923年暑假，他从广州回会城，结识了几位进步青年，接触到一些进步书刊。不久，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投身革命活动。1924年春，李冠南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年7月初，他被派往广州，参加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毕业后回到新会组织农民运动。
1928年3月，中共广东省委任命李冠南为巡视员，派他前往中山县（今中山市）工作。1929年夏，他担任中共中山县委书记。李冠南从事我党的地下工作时，多次经历险境，但是他怀着坚定的革命意志，继续冒着生命危险来往于香港、澳门、中山等地。1931年1月4日，李冠南被派往香港参加中共广东省委举办的党员训练班。一周后，因交通员被捕叛变，中共广东省委机关被破坏，15日，李冠南不幸被捕，后被押解回广州。在长达半年的囚禁生活中，李冠南受尽严刑拷打，饱尝铁窗苦难，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8月21日，李冠南被杀害于广州红花岗，年仅29岁。
1930年11月29日，李冠南写给妹妹的信。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档案馆藏
“小萝卜头”：监牢中的“联络员”
宋振中被捕前唯一一张照片 江苏省徐州市档案馆藏
照片上的小男孩名叫宋振中（1941-1949），江苏邳县（今邳州市）人，他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绰号——“小萝卜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他只有8岁半。
宋振中的父母是优秀的共产党员，父亲宋绮云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作出了积极贡献。1941年，年仅8个月大的宋振中同父母一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先后被关押在重庆、贵州的监狱里。监狱环境狭小潮湿，宋振中长期营养不良，逐渐长成了头大身子小的样子，因此狱友们给他起了个“小萝卜头”的绰号。
在狱中，共产党员们悄悄办起了“报纸”，用来传递外界的消息。所谓的“报纸”，不过是用笔在香烟纸盒上写下诸如“淮海战役辉煌胜利，歼敌60余万人”等简单话语，但这些字句却足以鼓舞狱中共产党员的士气。由于“小萝卜头”年纪小，被监管得不严，便承担起了联络员的职责，每天在上下楼时将这份特殊的“报纸”交给指定接头人，为狱友送去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好消息。
1949年9月6日，国民党特务接到来自蒋介石分批解决“政治犯”的密令，将“小萝卜头”及其父母残忍杀害，并将遗体就地掩埋，为掩盖罪行，特务们还在地面上浇筑了水泥。重庆解放后，宋振中一家人的遗体才被找到。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4月2日 总第3660期 第二、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