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正式宣告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2021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和摇篮，也是中国革命文化总源头。”中国共产党人以不懈奋斗的历史实践，抒写了从建党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辉煌。
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
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俄文稿与中央档案馆译文（部分） 中央档案馆藏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陈独秀为书记。上海发起组实际上成为各地共产主义者的联络中心，发起组的部分成员分赴各地推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推动下，到1921年7月前，已先后组建上海、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国内早期党组织，以及旅日、旅法两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主义的火苗，开始在中国大地擦亮火花。
1921年6月初，列宁派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马林到达上海。在此前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来到了上海。马林、尼克尔斯基会见了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这两位曾经留学日本并读过大量社会主义文献的年轻学者、此时已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当时，陈独秀并不在上海，他于1920年12月接受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去广州担任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广东教育，并指导广东的建党工作。临行前，陈独秀把书记职务交给李汉俊，1921年2月后转交李达；把《共产党》月刊的主编任务交给李达，《新青年》杂志交给陈望道编辑。
马林、尼克尔斯基建议，应当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等事宜。于是，李达、李汉俊立即写信，函告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让每地速速选派两名代表赶赴上海开会，并邮寄了路费。
关于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情况，马林于1921年7月7日至9日曾致信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信中，马林对于筹备召开中共一大陈述道：“到现在为止有五十名中国同志组成了一些不大的小组织……我和伊尔库茨克来的我们的同志与几名中国同志一道正在筹备共产党的代表大会，约在7月举行，将要讨论实际办法并开始集中组织工作。”而在另一封致B·M·科别茨基的信中，马林还透露了自己对中共一大召开的期待：“希望本月底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同志们那些分散的小组将会联合起来。此后就可以开始集中统一的工作了。”
6月29日夜，当28岁的毛泽东、45岁的何叔衡从长沙启程赴上海时，谢觉哉特来送行。当日，谢觉哉在日记里记下：“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怕泄露信息，故以圆圈代替。）1952年，谢觉哉追忆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离开长沙时的情景，他写道：“一个夜晚……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6月末到7月中旬，各地代表经历了路上的舟车劳顿，陆续秘密地赶到白尔路389号（后改名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有一座两层砖木结构、内外两进的石库门建筑。这是当时私立博文女校的校址，也是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等9位中共一大代表的临时住宿地。
“李公馆”里讨论党纲和决议
根据李书城的夫人薛文淑回忆绘制的上海兴业路78号房间示意图 上海市档案馆藏
1921年，法租界贝勒路、望志路（今黄陂南路、兴业路）交叉口的树德里，是一条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弄堂。树德里内有前后两排砖木结构的楼房，沿马路一排五幢石库门房屋，为望志路100号至108号（今兴业路70号至78号），都是一上一下的单开间房屋，各有一个大门和天井。其中的106号和108号就是李汉俊二哥李书城的寓所。房子1920年夏秋之季才建成，建成不久就被李姓兄弟租下住了进来。外墙青红砖交错，中间镶嵌着白色粉线；乌黑木门搭配一对铜环，庄严而典雅。两幢石库门内部打通，前门通常不开，日常出入的是108号后门，客厅设在106号。冒着极大风险，李汉俊将寓所的18平方米客厅布置成中共一大的秘密会场。此后，中共一大会址渐被遗忘，直到1951年被重新勘察确定。李书城的夫人薛文淑根据回忆，绘制了中共一大会址的室内布局示意图。
对于这次大会，陈独秀因事务繁忙，无暇赴会，于是委派包惠僧出席。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负责人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当时正全力领导已持续几个月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的“索薪斗争”，实在分身乏术，没有赴会。当然，“南陈北李”虽然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两人在中共创建史上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1921年7月23日晚，望志路106号的李公馆一楼客厅内，一个大方形餐桌，十几把圆形椅凳，15人齐聚于会议桌旁。由于“南陈北李”的缺席，大家推举学生运动的领袖张国焘为大会主席，年轻的毛泽东与周佛海担任记录员。大会上，马林分析世界形势，介绍共产国际的活动概况，说明中共成立的重要性等，滔滔不绝，竟讲到了深夜。马林体格强健，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好像要与反对者决斗。毫无疑问，这些特质深深震撼了与会者。十几年后，毛泽东还记忆犹新，说马林“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也回忆：马林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第一天，张国焘宣告了会议的开幕，并介绍了大会筹备经过，提出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24日，在第二次会议上，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交流工作经验。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党纲与政纲是最难于拟订的，但大家一致认为非有这一文件不可。张国焘等人汇集陈独秀和各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先行拟出两个草案，再交由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共同审查。
27日至29日，分别举行了三次会议，在讨论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时，由于代表们各自的文化背景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理解的不同，对当前共产党人的主要奋斗目标展开充分论辩。最后，大家归纳出一致意见：中国共产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着重理论研究和实际的工人运动，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与影响。
30日晚，大会开到第六次会议时，会场突然闯进一名法租界巡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革命经验丰富，他立刻让与会代表转移。代表们离开不过一刻钟，法租界巡捕房便开了两辆卡车，载着华探、法探及翻译等人扑进会场。李汉俊与有意留下来的陈公博慎重周旋，化解了这次危机。“李公馆”是不能再开会了，经李达夫人王会悟安排，代表们约定转移到距上海约100公里的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开会。那天清晨，代表们乘上了上海开往嘉兴的火车，几个小时后，嘉兴南湖上聚集了这批革命者的身影。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担心自己的“老外”面孔会暴露目标，没有随行；陈公博因半夜大东旅社发生的情杀案而惧怕至极，借故到杭州游玩，没有参加南湖会议。
浩渺湖波中，南湖的一艘画舫上，代表们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推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尽管此时他仍在广州。1921年9月，陈独秀正式辞去公职，回到上海专任中国共产党书记一职。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自觉担当起改变中国的使命
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稿 中央档案馆藏
中共一大会议期间，经过代表们集中讨论后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立了共产党的纲领及奋斗目标。令人惋惜的是，这两份珍贵文件的原件并没有保存下来，现存于世的有俄文版和英文版。
英文版出自陈公博，他1923年2月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4年完成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硕士论文，在其论文附录中收入了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这两份文件。俄文版是1957年苏共中央移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其中有中共一大的这两份文件，现保存于中央档案馆。这两个版本的具体内容完全相同，只是在个别文字上略有差别。这份15条共约700字的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此外，还确定了党的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尽管处于初创阶段，但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前进方向。
中共一大闭幕后，大多数代表陆续回到各地。当时，这些代表尚未成为职业革命家，他们或求学，或任教，或任职，但这些代表均能积极从事建党、建团的一系列工作。当年，参会13名代表的平均年龄尚未超过28岁，如初日般朝气蓬勃，意志风发，其领袖陈独秀、李大钊亦只有42岁和32岁。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洪流中，他们辨别着时代前进的方向，选择后来的道路。这其中有奋斗目标始终如一的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共6人，有离开党组织的李达、李汉俊、刘仁静、包惠僧4人，也有脱党沦落为后人所不齿的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3人。
尽管，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性在当时并没有立即显示出来，但是“这个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从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肇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中共一大标志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6月25日 总第3696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