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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工农千百万

——我党在闽西苏区的建设实践

作者:陈珠红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1-07-23 星期五

    闽西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开展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为后来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闽西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的一声春雷

 
1923年12月10日出版的《岩声月刊》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闽西一大批知识分子受新思潮的影响,开始探寻民族救亡图存之路。1921年春,邓子恢、陈明、章独奇、林仙亭等进步青年意识到“思有所以改造之,其入手办法,就是联络振动数和振动幅比较相同者——同志,起而互相合作,先从改造个人做起,而后及于改造社会”,因此,成立了福建省最早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文化社团——奇山书社,组织大家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等革命书刊,抨击时弊,吸引了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学校教员入社,并迅速发展至200余人。

    1923年9月,邓子恢联合张觉觉、章独奇等人在“奇山书社”创办了《岩声》,该刊前24期为月刊,25期至41期为半月刊,42期和43期为周刊,在福建、江西、广东、湖南、上海等12个省市35个县发行,成为福建省最早传播马列主义的刊物之一,也是全省创办时间最长、销售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进步刊物。“奇山书社”的成立、《岩声》的创办,以及后期长汀创办的《汀雷》、连城创办的《莲钟月刊》、上杭出版的《虹痕》等刊物,为后来闽西各县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闽西党组织遭受到很大挫折,多名领导人被捕殉难。9月,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恽代英等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经闽西,给了当地人民巨大的支持和鼓舞,不但帮助当地恢复了闽西部分党组织,上杭、龙岩、永定等县还相继成立了县委。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会议精神的指引下,1928年,邓子恢、张鼎丞、郭滴人等领导工农群众先后发动了龙岩后田、平和、上杭蛟洋和永定四大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1929年1月,国民党军共18个团,兵分五路向井冈山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为打破敌人的“会剿”,同时也为了解决部队“经济无出路”的困难,14日,毛泽东、朱德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以下简称“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一带。2月24日,就在红四军即将离开江西东固时,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建议“红军暂时开到闽西长汀、上杭一带来作短时间的休息”,并指示长汀、上杭、武平三县县委设法同红四军联系,向他们报告当地的情况,“同时把省委的意见提供给他们参考”。因当时闽西的龙岩、上杭、永定、平和一带在张鼎丞、邓子恢等人的领导下,已经建立起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同时,在福建没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几支地方部队如长汀的郭凤鸣旅、龙岩一带的陈国辉等本来都是土匪,战斗力不强,便于红四军发展。综合分析各种形势后,毛泽东、朱德决定率红四军挥师闽西。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从赣南到达长汀四都,向据守在胜华山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土著军阀郭凤鸣的主力发起进攻,击毙了旅长郭凤鸣,并乘胜解放了汀洲城,成立了红色县级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6月,随着红四军三打龙岩城,成功消灭军阀陈国辉部后,龙岩绝大部分的区、乡都举行了武装暴动,建立了区级核心组织,领导各地人民开展革命活动。红军在这里“充分发动群众,实现土地革命,摧毁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建立各级红色政权和工农武装,为革命根据地打下牢固的基础”,闽西广大地区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火热景象。1930年,在完成土地分配、焚烧旧地契和颁发土地证后,世代受尽剥削的农民在分到的自家田地里高兴地唱起了山歌。

    为了总结闽西党和人民的斗争经验,更好地领导闽西人民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1929年7月20日至29日,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杭蛟洋文昌阁正式召开,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和各县代表分别报告了过去一年的工作情况与经验教训,毛泽东出席并指导这次大会,在会上作政治报告,赞扬闽西革命斗争的成就,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阐明了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指出闽西共产党各级组织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会议通过了《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土地问题决议案》《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苏维埃政权决议案》。这次会议对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并将其与赣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起了重要作用,为建设中心工作区域做好了铺垫。决议案中提出的“以乡为单位,抽多补少,平均分配”的土地分配原则,以及1930年红四军扩大会议确定的“抽肥补瘦”的土地原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六大”提出的土地革命纲领。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以法律形式把土地革命的任务固定下来,这对摧毁封建的生产关系、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古田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1929年12月3日,红四军在连城新泉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治、军事整训。由于敌情变化,红四军匆匆转移到上杭古田,一方面继续坚持政治和军事上的整训,一方面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做最后的准备。

    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古田会议由毛泽东、朱德、陈毅主持,到会代表共计120多名。会上,陈毅首先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并作了废止肉刑和反对枪毙逃兵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作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报告,并同参会代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朱德作了军事报告。代表们通过认真商讨、总结经验、统一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在新泉“望云草室”时,经过多次召开调查会,广泛听取大家意见,掌握大量一手资料后着手起草的。来到古田后,毛泽东又在八甲村红四军政治部“松荫堂”,召开党代表联席会议,整理了大量收集来的材料,继续起草并最终完善。《古田会议决议》共分为8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决议的核心内容。《古田会议决议》的最早版本于1930年4月6日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全文印刷出版。

    古田会议后,其确定的原则从闽西开始在红军部队和各个根据地实行。古田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成功找到了一条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和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道路,为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古田会议决议》作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而载入史册。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929年,红四军入闽后接连打了多个胜仗,逐渐滋长了盲目乐观和教条主义倾向,一部分人认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毛泽东清醒地看到我党、我军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担忧其危害,决定通过调查研究,以事实说话,遏制教条主义蔓延。在1929年3月至1933年11月期间,毛泽东曾6次来到或途径闽西,领导和指导闽西苏区的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一有时间他就下到连队和基层,在战士中间与老百姓家里开展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写下《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乡苏工作的模范——才溪乡》等多篇革命经典著作。

    1930年5月,正是江西寻乌县的雨季,恰逢战事较少,环境比较安定,毛泽东决定在此进行一次全面深入的社会调查。毛泽东在街头、集市与贩夫走卒亲切交谈,向先生、农民详细询问。在20多天的时间里,他对寻乌县的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等进行了全面而细致地考察分析,写成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接着,毛泽东写了3000多字的《调查工作》一文,这是对寻乌调研以及他以往调研思想一次深刻的理论总结和升华。在文章中,毛泽东深刻阐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并深刻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6月上旬,毛泽东带着《调查工作》初稿来到上杭,交由中共闽西特委翻印出版,成为红四军和中央苏区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指南和对教条主义有力反击的武器。珍贵的《调查工作》原稿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遗失后,毛泽东十分惋惜,而存世的中共闽西特委编印的《调查工作》则显得尤其珍贵。

 
1930年8月21日,中共闽西特委编印的《调查工作》封面和目录。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开展征集革命历史档案活动,上杭县茶地官山村的老共产党员赖茂基将手中一本珍藏近30年的《调查工作》翻印版捐献给国家。据赖茂基的儿子介绍,为了保护好这本小册子,赖茂基用油纸将其包好,装在一个小木盒子里,然后爬到屋顶,把两个夹墙顶部的楼板和瓦片拆掉,将木盒子放进去后再复原好,这样才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当毛泽东看到这本《调查工作》时,欣喜万分地说:“见到这本小册子,就好像见到了30多年没见过面的孩子。”此后,毛泽东不仅仔细改正了文中的错别字,还亲笔在《调查工作》封面作了100多字的批示。1964年,《调查工作》在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毛泽东将标题改成《反对本本主义》。

“最早走出群众路线的地方”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曾经严厉地批评一些苏维埃领导层工作人员:“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却只知道发号施令。”毛泽东认为,应该从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小事着手,树立“对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的观念。当时,苏区党和政府把一切群众生活上的“小问题”,包括柴米油盐、小孩上学、群众生病等,都作为“大事”认真解决,由此,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支持和爱戴。

    毛泽东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身体力行,三次到上杭县才溪乡,召开工人代表、农民代表、耕田队长等参加的各种类型调查会。他还到群众家中开展广泛的面对面调查,发现才溪乡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事迹,于1933年11月写成了《乡苏工作的模范——才溪乡》,总结、推广才溪乡的典型经验。

    《乡苏工作的模范——才溪乡》在1948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篇名改为《才溪乡调查》。新中国成立后,《才溪乡调查》还分别收入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199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文集》和201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的调查文集》。

    福建省档案馆珍藏的油印本《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是当时发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单行本,该版本为16开,系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印行,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版本。

    《才溪乡调查》充分展现了当年才溪乡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事迹,为全苏区的乡苏工作树立了榜样。同时,它证明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反映了毛泽东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闽西,也被称为“最早走出群众路线的地方”。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为福建省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7月23日 总第3708期 第一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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