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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向党铸军魂

——档案见证革命战争年代建军之本的确立与发展

作者:赵珮君 郭慧玲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1-07-30 星期五

    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听党指挥是我军始终保持强大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94年来,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艰难困苦、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历经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继往开来的和平建设时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长为钢铁雄师。

三湾改编筑堡垒 古田会议放光芒

三湾改编时毛泽东旧居协盛和杂货铺

    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根本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根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领导工人、农民和部分革命军人举行武装起义,创建中国工农革命军。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南下,于9月29日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面对军中存在的党组织不健全、党员作用不突出,士气低落、军心涣散等问题,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对部队进行整顿与改编。三湾改编开创了“支部建在连上”制度,在部队各级建立党组织,实行新的党代表制度,以及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加强中国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整编后部队凝聚力明显增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古田会议旧址内景

 1944年1月,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出版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部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藏

    井冈山会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红四军党内在建军原则上长期存在分歧,一些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极端民主化等非无产阶级思想逐渐显现。为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集中解决建军原则问题,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案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强调“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由此,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强调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便是新时代强军目标中“听党指挥”的根源。

遵义会议挽危局 独立探索显成熟

 遵义会议旧址内景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革命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古田会议后,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获得很大发展,军队进入初步的正规建设阶段,中央红军连续三次取得反“围剿”作战胜利,形成中央苏区和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赣东北苏区6个战略区格局。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他们盲目教条地效仿苏军,取消了党委集体领导制,强化政治委员的个人决定作用,并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衍生出党内、军内的小集团,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否定过去革命战争的宝贵经验与教训,反对红军必要的游击性。这些错误做法极大地削弱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严重破坏了红军的建军原则,也造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得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江西瑞金出发,实行战略转移。

    艰难曲折中,共产党人秉持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铁一般的革命信念,为寻求我党我军发展壮大进行着伟大的探索实践。1935年1月,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5日至17日举行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会上,周恩来、洛甫(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先后发言,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严重的“左”倾错误,集体讨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主义对中共中央的统治,调整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分工,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反思“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的领导是非常不够的”,纠正了“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确立了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中心任务,指出“在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最后同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必须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并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动与互相配合”。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政治工作生命线 人民军队党领导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政治部印制的谭政著《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部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藏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倡导第二次国共合作,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为尽快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在谈判中,一度同意了国民党方面要求,对红军政治工作制度进行调整,取消各部队政治委员制度,将政治部、处改为政训处。抗战初期,针对我军政治工作明显削弱、军阀习气滋长蔓延的不良现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坚持在统一战线下加强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迅速撤销各级政训处,恢复军队的政治委员制度和各级政治工作机关,从组织上和制度上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此后,遵循“党指挥枪”原则,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建设,进行了一系列实践和理论探索,政治工作发展逐渐成熟,确保了我军改编后仍是我党领导的军队。

    随着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的普遍开展,以及1943年至1944年春陕甘宁边区部队反对军阀主义倾向斗争的推进,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有许多创新和发展。为更好地保持和发扬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在此期间,毛泽东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与贺龙、徐向前、萧劲光、谭政等探讨了有关军队政治工作的问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也对相关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与总结。1944年4月11日,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受毛泽东委托,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经毛泽东等反复修改完成。这份《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书随后制发成册,下发全军。其中,对“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进行了历史性总结,深刻阐述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明确提出了“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报告中,围绕“军党关系”指出,“我们的军队,必须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放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之下,不能闹独立性”,并重申了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

    这份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又一历史性文献,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含义、原因和具体途径,阐明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标志着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理论和“党指挥枪”原则日臻成熟,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建军思想,为保证部队赢得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随后,我党按照“支部建在连上”组织原则和古田会议决议原则,进一步加强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自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营以上单位开始恢复党的各级委员会,全军党委制逐步建立健全。同时,各部队更加注重加强党支部建设,保证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的贯彻落实。一直以来,党始终以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凝聚军心、巨擘共擎,引领我军不断发展壮大,夺取了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迎来历史的崭新篇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供图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7月30日 总第3711期 第一版

 
 
责任编辑:杨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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