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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文彬曾为左宗棠“伸出援手”

作者:特邀撰稿人 沈慧瑛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1-08-16 星期一

    墓志铭是对逝者一生的评价,一般都要赞扬逝者人生中的功业成就。王颂蔚为过云楼主人顾文彬撰写墓志铭时,却浓笔书写了他在晚清名臣左宗棠被官文、樊燮构陷时所起的作用。众所周知,左宗棠的贵人是胡林翼、骆秉章、曾国藩、潘祖荫等朝廷重臣,是他们帮助左宗棠走出困境,走向庙堂,并最终走向人生顶峰成为一代封疆大吏的。其实,清咸丰九年(1859)发生的左宗棠被控案,除了胡林翼等众人相助外,素昧平生的苏州人顾文彬也应胡林翼之请伸出援手,但因他“营护事隐,世鲜知者”。

左宗棠莅吴门 顾文彬耍“大牌”

    顾文彬留下同治九年(1870)到光绪十年(1884)的日记,记录了晚清官场生涯、文人雅集、书画买卖、怡园和过云楼构建等情形。从光绪七年(1881)至十年(1884)的日记,顾文彬并非一日一记,而是一月一记,有点像当今的月度大事记,其中,光绪七年(1881)十二月他记了两件事:一件即他与李鸿裔、潘曾玮、潘霨、彭慰高、汪鸣銮等8人在吴云的两罍轩为庆祝苏轼生日而举行的雅集;另一件则是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两江总督沈葆桢殁后,谥文恪,其缺特简左宗棠于是月下旬到任接印。”左宗棠于九月接到两江总督兼任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任命通知后,即回乡探亲扫墓,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到江宁“受印视事”。

    光绪八年(1882)二月十六日,左宗棠来苏州视察工作,官船停泊在胥门码头,江苏巡抚等在苏州的官员及士绅们“有具舟远迎者,有在码头进谒者”,他们都想在左宗棠这个新领导面前表现一番。顾文彬作为归隐林泉的官员,理应也站在欢迎的队伍里,但他非但没有去码头迎接,而且没有“投一刺”,这有违官场游戏规则,颇有耍“大牌”的味道。且看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如何叙述的:“余与左继高(应为季高,即左宗棠,顾文彬笔误)素不相识,昔年湖南某总兵(指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京控一案,牵涉继翁,旨交官制军(指湖广总督官文)暨钱萍矼(名宝青)副宪查办。中丞胡文忠(指湖北巡抚胡林翼)与继翁至交,嘱余从中排解,继翁得免置议。此中曲折,文忠当必详告继翁,继翁即不肯屈已致谢,亦必默识于心。今开府江南,虽事隔二十余年,亦不应置之若忘,然从未于同乡处一询及余。昔淮阴一饭之恩,犹不忘报,余于继翁岂仅一饭之比。余固不望报,而继翁之视淮阴度量相越岂不远哉。”

    顾文彬提到的这件往事就是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被樊燮控告案,他受胡林翼委托从中斡旋,使左宗棠得以解危。左宗棠事后既没有表达丝毫谢意,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这很伤顾文彬的自尊心,因此,他觉得左宗棠的度量与当年淮阴侯韩信报漂母的一饭之恩差远了。当左宗棠以两江总督身份来苏时,也未想到问候他一下,所以自尊心强的顾文彬避而不见,抑或表示他的清高,或者表达他的不满。不管如何,顾文彬把当年为左宗棠被控案向官文说情之事写到他自订的年谱中,可见他非常看重自己的作用,以致王颂蔚写入墓志铭。遗憾的是,左宗棠似乎并不领情。

胡左惺惺相惜 樊总兵起祸端

    左宗棠(1812—1886)出身于湖南湘阴一个耕读之家,四岁时跟着祖父左人锦在梧塘书屋读书,其时父亲左观澜在长沙左氏祠堂开馆授徒。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得中第十八名举人,之后参加三次会试,都以失败告终。婚后左宗棠寄居于湘潭的岳母家中,主持过醴陵禄江书院,又在亲家陶澍家中坐馆,撰写《朴存阁农书》,安于现状。左宗棠与胡林翼是通家之好,他们的父辈是同学,可惜左父一生没出线,而胡父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成为探花,任翰林院编修,胡林翼也于道光十六年(1836)成为进士,授编修。尽管胡氏、左氏父子两代人在功名上差了一截,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交谊。胡林翼是左宗棠一生的知己,两人还是姻亲。胡林翼娶了两江总督陶澍的女儿,而左宗棠之女又嫁给陶澍的幼子,胡林翼的妹妹成为左宗棠的侄媳妇,两个同龄好友因为姻亲关系,差了辈分。原来一直称对方为兄的胡林翼与左宗棠随之改了称呼,胡林翼称左宗棠为丈,左依旧称胡为兄,表示对胡林翼的尊重。

    已在官场历练十多年的胡林翼不赞同左宗棠如此平淡生活,劝他出山,一展宏图。胡林翼先后向云贵总督林则徐、湖南巡抚张亮基推荐他,然左宗棠或因事未赴,或复书婉谢,坚守着他的一亩三分地。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进攻湖南,左宗棠终被胡林翼说服,成为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然而,因张亮基移抚山东,他再次还乡。新任巡抚骆秉章数度相请,左宗棠于咸丰四年(1854)再入湘幕,从此尽心竭力襄助骆秉章办理湖南军政、财政、民政诸事,旨在保卫桑梓,“内清四境,外援五省”,即保障湖南的安危,还要援助鄂、赣、粤、桂、黔五省,为清王朝收复瑞州、吉安、临江、袁州、抚州、建昌六府立下汗马功劳。

    近六年的幕僚生涯,左宗棠位虽低权却大,骆秉章充分信任他,下属有事请示,他总是说问季高先生去,以致给了外界“幕友当权,捐班用命”的口实。左宗棠的权力堪比巡抚大人,他们一个愿意放权,一个正确用权,各展所长,通力合作,将湖南治理得有声有色。但左宗棠作为骆秉章的得力副手,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加之他个性强、脾气大,也得罪了一批人。胡林翼说他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咸丰八年(1858),骆秉章到京觐见咸丰皇帝时,参了永州镇总兵樊燮一本,告他动用军中银钱作为衙门的零花钱,还私自动用兵弁为其抬轿等等。因所告属实,樊燮面临被撤职查办的命运,但他不服,遂向沾亲带故的湖广总督官文喊冤。

    官文与骆秉章素来不和,但他抓不到骆秉章的把柄,而且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胡林翼、曾国藩、骆秉章等汉人官员深得皇上信任,但当听到湖南巡抚衙门一切事务均由幕僚左师爷操办时,就有了借口。官文立即组织材料,向咸丰皇帝上奏,声称永州知府黄文琛等人与左宗棠联合诬陷樊燮,顿时剧情出现大逆转,本要治樊燮之罪,转眼成了骆秉章幕僚左宗棠有罪。咸丰皇帝龙颜大怒,让官文和钱宝青共同查办,如果罪证确凿,左氏将会被立即就地正法。消息传来,急坏了胡林翼、曾国藩、骆秉章及在京城的高心燮、郭嵩焘等朋友们,尤其是胡林翼心急如焚。

    左宗棠被控案的消息在京城传开后,咸丰皇帝信任的大臣肃顺便将消息告诉他的门客兼儿子的家庭老师高心燮(碧湄),高心燮又告诉同为肃顺门客的王闿运,王闿运又告诉翰林院编修郭嵩焘,这消息层层传递,牵动着每一个关心左氏命运的旧雨新知。郭嵩焘作为左宗棠的同乡,不便开口,就让王闿运、高心燮向肃顺求助,与此同时,骆秉章、胡林翼也致函高心燮,请他设法疏通。胡林翼还向官文寻求帮助,但官文并没有回音。于是,他暗自调动各方力量,巧妙周旋,化解矛盾,保下左宗棠,其中,顾文彬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之一。

官胡素来不和 顾文彬巧调解

《顾文彬年谱》中记述的左宗棠被控案 苏州市档案馆藏

    官文作为湖广总督,驻兵湖北汉阳,湖北巡抚胡林翼驻扎武昌,据《顾文彬年谱》记载,“胡中丞与官制军不协”,即胡林翼与官文两位大员关系不好。当年关于官、胡督抚不和的传闻,天下皆知。有意思的是,顾文彬以京察一等“发湖北以知府差遣委用”,到湖北不久,就深得官文的信任与重用,将他调到大营办理营务,并委办随州盐务。咸丰六年(1856)岁末,汉阳、武昌光复后,胡林翼渡江来汉阳拜见官文,“一见欢然,夙嫌尽释。退,谓人曰:‘制军忠厚长者,惜用人太滥,惟魁荫庭与顾某不失为端人正士’”。顾氏即顾文彬,他给胡林翼留下了正人君子的好印象。胡林翼与官文之前鲜有互动,成见颇深,两人各自驻扎在江北与江南,各管其事。顾文彬因得官文赏识,又钦佩胡林翼之才干,开始为他们调解矛盾,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作为下属,顾文彬处于并不和睦的“公婆”之间,能同时获得官文、胡林翼的垂青,要归功于他正派的作风、圆通的为人和实干的精神。同时,胡林翼深知即使走了官文,朝廷也会派他人过来,与其这样,不如与无能的官文合作,于是,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动放低姿态,与官文握手言欢。据《湘军记》中记述,胡林翼告诫下属,“敢再言北岸将吏(指官文所统官吏)长短者,以造言论罪”,并且每年奉送盐厘三千金作为总督衙门的公费,向官文示好。胡林翼掌握了官文的心理,凡是功劳都谦让给官文,而他只要掌握操控大局、指挥战事的权力。

    因胡林翼的举荐,顾文彬于咸丰七年(1857)二月初十日奉旨升补武昌盐法道,魁荫庭放粮道,但仍为官文管理营务。顾文彬感念胡林翼“密保”之功,将此事记在年谱中。他在自订年谱中提及作为官文与胡林翼之间的和事佬,他所起到的作用:“余在盐道任时,督抚言听计从,二公偶有龃龉,余皆暗中调停,及余卸事后,督抚渐不相合。迨贼窜黄州,劲旅俱在前敌,省中了无可恃,于是制军贻书中丞,大加责备,中丞虽引咎不遑,而愤懑殊甚,素有咯血之症,至是加剧。”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顾文彬经长江回上海,途经武昌,拜见了病笃的胡林翼,此时,一代名臣“已不能多语,及回舟,而中丞已长逝矣”。

    鉴于顾文彬与官文说得上话,且与官文一起查办左宗棠案的钦差大臣钱宝青是顾氏辛丑科同年,而顾文彬与胡林翼素日关系不错,故他才请顾文彬出面调停。顾文彬对发生在咸丰九年(1859)震动朝野的左宗棠被控后的心态作了详细描述:“制军素与湖南骆云门秉章中丞不协,必欲提其(指左宗棠)到案,左公贻书与胡中丞,以死自誓,有‘缢鬼伺于梁,溺鬼伺于塘’之语。中丞属余排解,余亦素稔其为命世才,为力言于制军,制军韪余言,遂得免提究。未几,而胡中丞与曾涤生国藩钦使已保左公为京卿矣。”有权力的地方总有争斗,江湖从来不会清静,随着朝廷对汉人的重用,作为满族官员的官文等人的心理越来越失衡,他与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不和也就见怪不怪。问题是,当时政局动乱,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曾国藩、胡林翼等都是得力干将,官文却以左宗棠开刀来宣泄对骆秉章的不满是不合时宜的。但因左宗棠是极富个性之人,被人抓住一些“把柄”是再正常不过了,所幸他有胡林翼这样的至交为其奔走呼号。

文忠公写密函 历数宗棠功劳

    《清史稿》中描述左宗棠“为人多智略,内行甚笃,刚峻自天性”。胡林翼致函顾文彬,谈及左宗棠的性格时也称其“矫强刚烈,殆天之生是使,独弟之与交几三十年,见面之日即必忿争,且必动气,总是让他出一头地。涤公是严正人,然与之论事,亦必含忍推让。大约此公性气局度,古所谓‘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者,惟左为近之矣。学通今古而无其度,才高天下而无所养,即孔子后生、如来说法,恐不能驯伏,而使之降心相从,此天限之也”。胡林翼坦率地向顾文彬吐槽,他和曾国藩经常与左宗棠怄气,然皆因爱其才,故都容忍他,不与他一般计较。看来左师爷的脾气实在大,幸运的是他遇到了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这些知人善任、心胸开阔的朋友。

胡林翼致顾文彬密函 苏州市档案馆藏

    左宗棠恃才傲物,自然不愿被官文当作犯人押到湖北审问,故向胡林翼表示情愿以死抗争。顾文彬久闻左宗棠的才干及其与胡林翼、曾国藩、骆秉章的关系,表示如果此案株连枝蔓,他愿向官文“痛哭力争”。顾文彬的态度令胡林翼大为感动,夸他“性情之正大”,暗中托他与庄受祺帮忙调和,而顾文彬不负胡林翼所托,经与官文游说,避免了左宗棠被缉拿审讯的尴尬。在胡林翼写给顾文彬的一通密函中,我们可以了解当年胡林翼求助顾文彬的过程:

    “邱明事足见老兄正直之心、敦厚之义,蕙生(指庄受祺)昨已言之矣。邱明以一书生提一不能事,事之宾王,东征西讨,其在鄂在黔尚不算功,即瑞州亦不居功,其专办吉安、临江、袁州、抚(抚州)、建(建昌)乃伊一人之力,其在湘亦只办兵事,于吏事不得过而问焉。以匹夫而任天下之大难。涤帅(指曾国藩)水师屡败,邱明起而救之,造船、造炮皆左公自立绅局,未曾用一文国帑,亦未曾经地方官派一人、助一物也。天末绍忠,精光炯炯。乃始有招摇撞骗之疑,继有劣幕要挟之夷,其所由来,令志士短气寒心,人固啧啧有言矣……”

    这通密函用暗语表达,如提到的“邱明”暗指左宗棠,“宾王”暗指秉章。左丘明在清代因避孔子讳写作左邱明,宾王则是唐代诗人骆宾王,隐去姓氏,以邱明、宾王代替左宗棠与骆秉章。胡林翼列数了左宗棠作为一名“匹夫”为清王朝收复瑞州等失地的功劳,且不用朝廷一钱一物造船造炮,招募人员,帮助曾国藩建立水师。胡林翼认为如果一个地方工作出现差错,理应追究官员的责任,而非幕僚,他说“凡公事,责官不责幕,以权操于官,不操于幕”,因此判断一个幕僚有无差错,只看他“有无私过,有无贪鄙”。为了缓和矛盾,给足官文面子,让左宗棠离开湖南巡抚衙门,“足以快揆帅之意,而无所容其嫌怨矣”。胡林翼认为如果对左宗棠处理不公,必然会引起湘楚之士民“烦怨沸腾”,而官文也将处于尴尬境地,故他进一步说:“揆帅盛德过人,公等受揆帅之知,当报揆帅以德矣。以一贪鄙之镇将,陷一名士,吾恐左得其名,而揆帅受千秋之谤也,非忠爱揆帅之道也。总之,此公已退,天地之大,何所不容,而必欲因此以报怨乎!弟曾力以私情恳求,似以为然,而亦未定也。”胡林翼很会做思想工作,通过这段话表达了多层意思:一是说如果官文一意孤行,执意查办左宗棠,那么左宗棠必将流芳百世,而官文则“遗臭万年”;二是指出顾文彬等人受到官文赏识,应该劝解官文,以免官文声誉受损;三是讲到左宗棠已离开,没必要赶尽杀绝。

    与此同时,在京城的肃顺也设法周全左宗棠,他认为须得朝廷内外大臣共同上奏保荐才行。情急之下,郭嵩焘请四朝元老潘世恩的孙子、同在南书房值班的潘祖荫上疏。潘祖荫批评官文听信浮言,处理事情过于轻率,历数左宗棠的功绩,尤以“国家一日不可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句打动了咸丰皇帝。官文深知朝廷想用左宗棠,自己与他没有直接的矛盾,为此惊动皇上与京城内外大员们,顾文彬等人又私下劝说,何况他借查办左宗棠之名打击骆秉章的目的已达到了,故具奏结案,一场风波画上句号。曾国藩与胡林翼眼见时机成熟,再次上奏保举,左宗棠被授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帮办军务。左宗棠训练和领导的楚军应运而生,而他也从一名幕僚华丽转身为官员。

    从顾文彬日记、年谱和胡林翼写给他的信中,可以了解到当年左宗棠被控案的始末,了解到顾文彬、胡林翼、官文等人的关系,及其在案件中各自的作用。左宗棠个性豪爽,不拘小节,他之所以对顾文彬的“恩情”没有表示,有可能是胡林翼并没有向他提及,或者他认为自己幸免于难并非顾文彬起了主导作用。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8月13日 总第3717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杨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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