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作为中共中央和各主力红军长征活动时间较长、行经地域较广的省份，不仅以腊子口、山城堡等战役战斗著名，以俄界、哈达铺、榜罗镇等重要会议载入史册，更以落脚陕甘根据地及静宁、会宁胜利会师而铸就了永远的辉煌。追忆当年，从甘南草原到陇东高原、从岷山山脚到六盘山巅，无不留下红军坚毅的身影和跋涉的足迹。
初到俄界
《红军长征路过甘南龙迭县地区调查》（部分） 甘肃省档案馆藏
甘肃省档案馆藏有一份《红军长征路过甘南龙迭县地区调查》，较详尽地记录了中央红军到达甘南龙迭县（现属舟曲县）的情形。档案记载“鲁大昌（驻守在当地的国民党军新编第14师师长）部队进行反共宣传‘共产党要把小孩全部杀死’”，“因而红军一到，有些人就害怕往山里跑”，而事实是“红军路过各处纪律严明，买卖公平，不欺侮老百姓”。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这一消息很快传开了，老百姓不仅开始带上馒头、饼、茶水、水果等到路口迎接红军，还主动为红军带路、为红军筹粮，有的甚至参加了红军。这份档案将我们带入到中央红军长征的那段艰苦岁月……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摆在我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战略方针。中共中央根据会师后的形势，确定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是在1935年9月9日，张国焘拒绝执行北上方针，命令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危急时刻，为贯彻北上方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经过磋商，决定率右路红军中的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先行北上，并发出《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11日晚，中共中央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俄界是川甘交界处的一座藏族山寨，周围山峦重叠，森林苍翠，零零星星地居住着二十几户生活比较贫困的藏族人家。据《彭德怀自述》和一些亲历者回忆，“中央红军在走出草地到达俄界期间并没打什么大仗，但部队减员大增，中央红军已经失去全部重装备，后勤供给基本全无，红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刚到甘南，藏族同胞以为我们是逃荒的，要饭的，流浪的，干部战士个个又黑又瘦，几乎人人有病，全靠精神意志支撑着”。
甘南属于藏族地区，消息闭塞，藏族百姓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这支队伍来到这里是路过还是要占据地盘，于是纷纷躲进深山密林，偷偷窥视红军队伍的形迹。他们发现，这支队伍虽然进了寨子，但不像以往见过的土匪军痞那样胡作非为。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了扩大会议，并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还决定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红一军为第一纵队、红三军为第二纵队、军委纵队为第三纵队。会后，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向甘南腊子口前进。
中央红军离开俄界后，有的藏族百姓回到家中发现，自家的羊皮和木板旁边放着银圆与纸条。原来红军用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了他们的粮食或物品，而且家家户户的房屋都被红军战士打扫得干干净净，财产没有丝毫损失。藏族百姓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支队伍，惊讶感动之余，他们纷纷双手合十，向远去的红军祈福。
正是红军在俄界的这次宿营，让我党的民族政策及中央红军心系百姓的行为深入甘肃藏族百姓心中。所以，当红军行军至甘南龙迭县时，便出现了藏族百姓支援、帮助红军的动人情景。
9月16日，毛泽东和秘书、警卫20多人从麻牙乡茨尔那村前的仙人桥上渡过白龙江，攀登高尔卡大山，经娘里宁巴村，至然尕沟崔古仓村与大部队会合。当日，红军在崔古仓村发现一座储有二三十万斤粮食的仓库，是卓尼土司杨吉庆的积粮。红军到达时，仓官和守仓藏兵已逃避而去。于是，司令部决定自行开仓买粮，各部队将其番号和所拿粮食、付款，都一一写在粮仓门板上。这些粮食对于长时间行进在人口稀少、物资匮乏、语言不通地区的红军来说，是多么珍贵啊！
攻克腊子口
天险腊子口 甘肃省档案馆供图
9月16日，红一军2师4团在政治委员杨成武、团长王开湘的率领下，直抵天险腊子口（今迭部县境内）。这是北上途中最险要的一道关口。
“腊子口”，藏语意思为“险绝的峡口”，是一个30多米宽的峡口。右岸峭壁如削，狰狞万状，紧挨峭壁有一条羊肠小道，蜿蜒伸入峡谷。左岸则是崇山峻岭。谷底有一条湍急的河流。急流上的那座简陋木桥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道。当地更是有“走过腊子口，想进老虎口”和“天险腊子口，鸟也飞不过”的说法。此时，国民党新编第14师的两个营正扼守此处。不打下腊子口，北上的红军就只能掉头南下，重回草地，那是一条死路。无论付出多大代价，红军都必须拿下腊子口。
16日下午4时，红军向腊子口发起冲击。由于地形限制及敌人火力太猛，红军数次冲锋均无结果。据杨成武回忆，他和王开湘带领全团干部到腊子口察看战情，结果发现了敌人的两个弱点：一是敌人的碉堡没有盖顶；二是山口的敌人大都集中于正面和后面，高山两侧及山顶设防薄弱。经研究，部队决定采用正面攻击与侧翼偷袭相结合的打法进攻腊子口。当晚，王开湘带领几十名战士迂回到守敌侧面悬崖下。先由一个绰号叫“云贵川”的贵州苗族小战士手持竹竿身背用绑腿结成的绳索爬上悬崖。随后，他把绳索一点点从悬崖上顺下来，后面的战士一个接一个拽着绳索向上攀登，到达指定位置。战士们按照作战计划发射了几颗信号弹，然后便开始对准悬崖下面碉堡里的敌人接连投去几枚手榴弹。同时，大部队开始发动正面进攻。黑夜之中，守敌被突如其来的两面夹击打得惊慌失措，伤的伤、亡的亡。就这样，红军经过英勇战斗，攻克了天险腊子口。
“革命加油站”哈达铺
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是川甘交界处的一座商贸小镇，物资储备较为丰富。在彭德怀等人发给左路军负责人的电报中这样写道：“此地物质丰富，民众汉回各半，十分热烈的拥护红军，三个月来脱离群众的痛苦现在改变了……请你们立即继续北进，大举消灭敌人，争取千百万群众，创造陕甘宁苏区，实现中央战略方针。”9月18日，红军到达哈达铺，便在这座小镇进行了短暂休整。
在此期间，鉴于当地回民居多，红军制定了《对回民八要十不准》的纪律要求，“八要”包括：要保护回民、保护清真寺、宣传红军主张、保护回商、号召群众回家……“十不准”包括：（1）不准提猪肉到回民家里（2）不准强迫回民吃猪肉（3）不准摸回民经书……红军战士认真遵守纪律，并在路边书写“保护回民、保护清真寺”及对“回番民族不压迫”等标语。红军尊重百姓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让当地各族群众把红军当成是自家的队伍。
为了让大家恢复体力，全军从司令员、政委，到炊事员、马夫，每人发一块大洋，以便大家购买食物。据《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一文记载：哈达铺不光物资相对丰富，而且价格便宜，“五块大洋可买一头大肥猪，两块大洋可买一只羊，一块大洋可买五只鸡，五毛钱可买一担蔬菜，一毛钱可买十个鸡蛋”。每个连队都忙着改善伙食，战士们说：“过年也没有吃得这么好过！”
另据亲历者回忆，初到哈达铺时，由于炊事员多为南方人，不知道怎么用面粉做食物，有人把面粉用水一和，做成一个个“汤圆”，放在锅里煮，结果煮出来的是面糊。开始大家以为北方人一辈子就吃这个面糊，后来才知道，面粉还可以做成馒头、烙饼、面条、疙瘩等多种面食。红军专门请来哈达铺的妇女，让她们给炊事员现场教学做面食。一些大妈、大婶看到红军队伍里有女红军，便疼爱地把她们请到家里改善伙食。
在许多长征亲历者的记忆中，哈达铺是一个热情的地方。以至若干年后，他们依然感慨：“长征途中从没遇到过这么繁华的小镇！”正因如此，哈达铺成为名副其实的长征途中的“革命加油站”。
“到陕北去”
1935年9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陕北创立根据地讨论大纲》（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藏
在哈达铺休整期间，毛泽东不仅需要“物质食粮”，更需要“精神食粮”。他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了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消息后，异常兴奋。
9月20日，毛泽东出席了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作行动方针与任务报告时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中央红军到哪里去的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答案。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按照俄界会议的决定，宣布北上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9月27日，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第二天凌晨5时，在榜罗镇一个空旷的打麦场上，召开了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大会。会议传达了中央精神并动员大家到陕北创建根据地。2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发出了《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陕北创立根据地讨论大纲》。大纲这样写到，在陕北创造根据地有下列的有利条件，“第一，有陕北苏区和二十五、二十六军，陕北有刘子（志）丹同志所领导的红二十六军，这支红军在那里有四五年的斗争历史，已经创造了陕北和甘东北苏区”。“这支红军有万余人，占领了陕西的延长、延川、安塞、保安、安定、靖边六个县城和甘东北的正宁、合水，并有十余县的游击区域”，“另有从鄂豫皖出来的徐海东同志所领导的二十五军……”该报告还阐述了陕北根据地红军的状况，以及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与此同时，政治部还印制了《陕甘苏区略图》作为宣传材料，让干部战士了解陕甘苏区。
很快，陕甘支队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统一且坚定的目标：“到陕北去，在陕北保卫与扩大革命根据地！”“到陕北去，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红军将士们百感交集，心中充满无限遐想：“陕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从1934年10月10日开始，中央红军的战略目标由湘西、川黔边、川西北、云贵边、川陕甘，再转换为“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始终没有一个确定的目的地。此时，这个目标终于明确了！该决定为中央红军及其他各路红军找到了进军方向，也意味着为以后的中国革命找到了新的大本营。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8月27日 总第3723期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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