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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兴里,上海首家居委会诞生记(上)

作者:姜龙飞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1-09-14 星期二

    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外滩街道的宝兴里,是上海开埠之初建造较早的石库门弄堂之一,至今仍被红瓦灰墙的老屋所覆盖,裸露着岁月的沧桑痕迹,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人们不会忘记,宝兴里曾是我国独创的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的诞生地之一。

城市管理第一大难题

1949年5月31日,《解放日报》刊发有关上海解放的消息。

    1949年5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苏南丹阳县(今丹阳市),面对济济一堂的县团级接管干部说:“进入城市一方面要有管理改造城市的革命信心,另一方面要有谨慎小心的态度。现在存在着两种偏向。有些同志对进城无信心,愿意在农村工作,觉得管理城市没有办法,怕出纰漏。而敌人也认为我们不能掌握经济和工业。的确,我们也要承认这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但是我们有信心可以很好的(地)把上海接管下来……”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主力胜利渡过长江后,对国民党军重兵据守的上海进行了城市攻坚战。27日,上海全境解放,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标志着人民自己管理城市的新时代开始。然而,上海留下的却是满目疮痍的破败景象,加之海外敌对势力封锁、轰炸和本地金融犯罪活动猖獗,使接管干部面临着严峻考验。

    随着上海市各区接管专员相继到任,解决上海城市管理第一大难题的序幕,就此拉开。长期在白区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的顾留馨被任命为上海市黄浦区接管委员会专员(后任黄浦区首任区长)。3天后,中共党员王怡白被任命为接管专员第五办事处主任。一个多月后,上海市军管会已按3个至5个保设立一个接管专员办事处的标准,在全市建立了102个办事处,将原有的1000多个保全部取代。第五办事处的情况稍有特殊,接收范围为7个保,是黄浦区接管的重点地区。宝兴里便归属该地。

    所谓“保”,是旧上海施行的保甲制度中的一个管理层级。上海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始于1648年,该制度以10户立一牌头,10牌立一甲头,10甲设一保长,每户给予印牌,上面写姓名丁口,入户出户均须注明所来所往,寺观、客店概无例外。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一种社会统制手段。简单说,它就是一个专门用于管人的制度。所管内容,大体包括道德教化、经济索取、人身控制等。在管理户籍的基本功能之上,保甲内实行联保连坐,一般以5户为单位,相互担保不做非法之事,或互相举报违法行为。保甲长有催纳赋税,差遣摇役的权利。保丁除依法服役外,还发挥着乡里自卫的作用。

    近代上海的情况和其他地区稍有不同,华界、英租界、美租界(后英、美合并为公共租界)、法租界,一市四治的格局,使户籍管理政出多门,花样繁多。租界,以所谓“自治”和“法治”为特点,有户籍而无保甲,有税务管理而无户籍管理;只对人口进行数量统计和日常登记,允许自由流动。据《上海公安志》记载,最多时,在沪常住的外国人口达15万,俨然“国中之国”。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户籍及保甲制度反复修订,在上海设立了30个区,下辖1193个保、28552个甲。国民政府还依托户籍管理,形成了一整套相关档案。此时的上海保甲是一种具有很强军事统制性的基层组织,他们对民众实施非常严密的监控。对此,上海市的百姓深恶痛绝。当时,有一首民谣这样唱道:“区长金山银山,保长抢吃夺穿,甲长连欺带贪,民户叫苦连天。”百姓为了表达不满,只能在国民政府多次发动户口大清查的情况下,随意报上家中人口数量。以至于国民党上海市民政局统计的上海人口数量为540万,而警察局统计的人口数量却只有504万。虽然,两个部门统计的人口数量相差很大,但国民党不甘心将这些户籍统计成果留给新政权。王怡白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旧民政局长陶一珊在仓皇出逃台湾前,受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紧急通知,限令各区保甲的户籍册(当时共有20个市区),在8小时内全部交到旧民政局集中销毁,妄图对解放后的上海接管工作造成严重困难和人口管理上的混乱。幸得通过该系统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力量,把收集的每本户籍册,拦腰切开,以示销毁,并原件捆扎封入仓库。”上海解放后,这批户籍档案全部上交军管会。

重构城市管理格局

派出所民警正在向群众宣传24小时内受理户口校正工作

    1949年12月,上海市政府决定,对原有户籍进行全面校正。从全市各单位共抽调3363人,分组划段,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户口查对校正工作。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为了与黄浦区接管委员会下辖的5个办事处对接,把户籍警也划分为5个组,并任命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户籍科警长屈大勇为第五组组长。第五组辖7个保,黄浦区最复杂的“三宝一中”(宝裕里、宝兴里、宝安坊、中华里)都在这个范围内。由于人手紧缺,屈大勇还兼任第26保(今金陵东路300弄宝兴里和福建南路吉安里)的户籍民警。

    黄浦区是上海市中心地带,区内政务机构众多,流动人口为全市之最。这里瘪三、流氓、燕子窠(供人吸毒的地方)多。住在这一带的居民白天要结伴出行,晚上则不敢出门,怕碰上流氓、瘪三敲诈勒索,强讨恶要。“清早起来开门,发现有人倒毙在弄堂里,也不足为奇”。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设立黄浦区公所,下辖5个联保办事处,每个联保辖5个至7个保,全区共有27个保,372个甲,23506户,常住人口达13万。黄浦区内的东新桥、郑家木桥一带是“上海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发家之地。其中,杜月笙的居所之一及其赫赫有名的三鑫(鸦片)公司也在该区。东新桥、郑家木桥均为洋泾浜(黄浦江的一条支流)上的桥梁。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后洋泾浜成为英、法两租界的界河,1916年被填没筑路(今延安东路),但双方仍以路为界,奉行“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原则。这便是黑社会帮派势力乐于在此落脚的重要原因之一。多年来,这一带形成了以帮派恶势力为主的“隐形政府”,大事小情,当局说的不算,江湖老大说的才算。该地区除了“上海三大亨”外,还有“四金刚”“十三太保”“九条龙”等流氓地痞各据一方,盘根错节,社会情况相当复杂。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没有可靠完整的户籍册作为导引,管理者初来乍到,根本不得其门而入。王怡白、屈大勇等人接到黄浦区户籍校正任务后,立即组织人手,对打散的户籍簿逐页复原,循序整理。

鸟瞰宝兴里社区(红色屋顶区域)

    至1950年1月16日,黄浦区的户口校正工作全部结束。结果显示,宝兴里有两层石库门房92幢,其中包括整幢独用的商号数家、小学一所;居民574户,2659人。同一时期,上海市户籍校正工作也已完成,到1949年底,基本查清了上海市常住人口。经过此次户口校正,不仅发现大量人口漏报、重复、差错及变动情况,还查获各类违法案件。其中,包括匪特、在乡反动军人、散兵游勇等。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1950年3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下达通知,户口管理职能从民政局向公安局移交。13日,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分别在延安路、汉口路、宁波路挂牌成立了派出所,正式接手户口管理。第五组组长屈大勇被分配到延安路派出所工作。

    此举意味着在中国实行了上千年的保甲制度彻底终结。(未完待续)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9月10日 总第3729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杨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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