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巩固苏维埃红色政权，保障红军粮食供给，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三次向群众发动借谷运动。作为借谷凭证，临时中央政府向群众发放了借谷证、借谷票，持证、票者可按指定时间向当地政府领还米谷或作交纳土地税之用。
广东省档案馆馆藏中有两枚1934年发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一枚面额为100斤，一枚面额为50斤，且均盖有注销章。这两枚借谷票不仅见证了红军困难时期苏区群众节衣缩食全力支援革命的光辉历史，更体现出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鱼水深情。
红军粮食紧缺 政府发动借谷运动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保持苏区粮食稳定对于维持红军力量、冲破敌人军事“围剿”、巩固红色政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31年11月18日，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粮食委员会发出《给各县苏维埃粮食委员会的指示信》,旨在加强苏区的粮食管理；次年8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颁布《发展粮食合作社运动问题》，以发展合作社的形式，解决农民售粮问题，动员粮食生产。但从1933年开始，随着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加上长年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苏区的粮食短缺问题日益凸显，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根据地粮食来源不足，建设公债、征收土地税以及征集公谷成绩不佳。根据1934年1月23日《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主席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收集粮食保障红军给养的突击运动的决定》，其中指出红军的粮食“最大的（来源）是建设公债，其次是土地税与红军公谷。根据中央财政部报告，建设公债的发行，至今五个多月，交到金库的谷款还不及半数……土地税征收，虽已于十二月在各县普遍开始，但至今征收总数还不及十分之一，而且各县多数将钱折谷，红军公谷也大部分未交到仓库，以致红军部队及政府机关食米不够供给”。
1951年9月12日，关于粤、赣、湘边区游击时期所发公粮债券偿还办法。
另一方面，随着红军部队规模的不断扩大，粮食需求增长与供应短缺的矛盾进一步放大。1934年5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开展“红五月扩大红军突击运动”，计划5月份扩大红军2.7万人。至5月31日止，实际扩大红军3万人，超额完成原定计划。为解决扩大的红军军粮问题，6月5日，《红色中华》在头版刊发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为紧急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其中写道：“红军的猛烈扩大与革命战争的急剧开展，要求我们以更大批的粮食，来供给我们的英勇作战的红军。”在根据地粮食供给不足、红军部队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临时中央政府不得不开展借谷运动来解决红军粮食不足的问题。
同年7月，时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国民党军队在占领江西的广昌、建宁和福建的永安、连城后，调整部署，以31个师的兵力，从6个方向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发动全面进攻。由于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上实行错误的“左”倾方针，指挥野战军实行“六路分兵”“全线防御”，不仅未能阻止敌人的前进，还给敌人制造了各个击破的机会，致使根据地日益缩小，第五次反“围剿”战线日益延长。为保障红军后方粮食稳定和夺取最后胜利，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向群众发起第三次借谷运动。1934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中指出，“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是长期的持久的决战……战争的形势要求我们更进一步动员全体群众，集中一切力量去帮助前线上的红军……这里粮食的继续不断的供给，是极端重要的条件。为了保证红军今后粮食的供给，中央特批准各地苏维埃与工农群众的请求：举行秋收六十万担借谷运动”。按照这次借谷运动规定，依然是发给群众借谷票。广东省档案馆馆藏的1934年的借谷票便是此次发行的。
票证品相完好 票面信息完整清晰
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筹军粮而发行的100斤和50斤借谷票正面、背面。
广东省档案馆馆藏的100斤和50斤的借谷票，两枚票面上均盖有竖向蓝色带框“注销”章，100斤借谷票的正面盖有三枚注销章，50斤借谷票的正面盖有一枚注销章。两张票面内容大致相同，印刷设计略有区别。
在内容上，两枚借谷票正面都标有名称、面额、宣传图案及说明，背面写有归还粮食的具体办法和日期，且两面均有落款。借谷票名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从左至右弧形繁体隶书印刷；名称下面分别印有“乾谷壹百斤”“乾谷伍拾斤”字样；借谷票的说明和落款则印在中部宣传图下方，内容为“此票专为一九三四年向群众借谷充足红军给养之用 粮食人民委员 陈潭秋”，并盖有“陈潭秋印”红色四方印章；在背面的归还办法上，两种借谷票均注明了凭票于1935年9月及1936年9月向苏维埃仓库取还干谷，共分两次，每次还谷重量为借谷票面额的二分之一。
在设计上，100斤借谷票主体为红色木刻板印刷，而50斤借谷票则为黑红两色印刷；100斤借谷票的背景框使用了阿拉伯数字“100”和大写红色汉字“一百”，分别在上下四角注明面额，而50斤借谷票的背景框则仅使用了大写红色汉字“伍拾”注明面额。在宣传图案的内容上，100斤借谷票使用的是半圆形红军行军图，50斤借谷票则是横向长方形宣传图，图案左侧为群众在挑担支援，右侧为红军在炮火中前进。
那为何两枚借谷票上都盖有陈潭秋的落款和印章呢？原来，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陈潭秋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府粮食委员（即粮食部长），主持粮食工作。因此，借谷票上盖有他的落款和方印，既表明了借谷票的官方性质，也突出了借谷票的信用功能。
军民鱼水情深 政府依法清偿债券
1934年9月30日，陈潭秋在《斗争》杂志第73期上发表了文章《秋收粮食动员的总结》，该文对第三次借谷运动的成绩进行了总结：“秋收借谷运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预定计划。”其中还特别指出，“各县群众自动交回借谷票，要求把借谷改为节省，不要国家归还的约十余万担”，说明当时的苏区人民群众政治觉悟很高。此次借谷运动，原计划是借谷60万担，而实际动员取得的成绩是借谷68万多担，实收58万多担，这其中未收集的大部分是迟熟的地方，粮食还未收割。这次秋收借谷运动虽然没有完全达到要求的总数目，但由于政治动员和宣传工作到位，使得这次秋收借谷运动非常成功。
在此次借谷运动中，武装保护秋收工作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各级党组织的宣传工作深入人心，使得苏区群众支援红军、支持革命的热情十分高涨。广大群众还自觉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借谷竞赛，形成了勤俭节约的良好氛围，很多群众不但退回了借谷票，还表示自愿把粮食捐献给政府。由此，中央苏区各个地方涌现出许多拥军爱军、保卫粮食的感人事迹。比如，在博生县（今江西宁都县）城区，工人们的借谷热情非常高，他们当中一部分人虽然自己没有分到土地，但也纷纷走上街头用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买谷子借谷给红军，支持借谷运动。此外，该县有一个工人合作社，在此前节省粮食运动时已送出20担谷子给政府的情况下，又在这次借谷运动中筹集了1000斤谷子吹着唢呐送到当地收粮的仓库，并沿途高呼“集中粮食帮助战争”“不要红军归还谷子”等口号，以此鼓励大家团结一心，主动支援红军渡过难关。
1949年，广东省梅县松口区人民民主政府致请伟平先生捐助军粮的函。
在中央苏区粤赣省，有的群众虽然家园被摧毁、失去土地，但他们也通过自己的方式支援红军——参加武装秋收队。在此次借谷运动中，他们认识到秋收对于革命的意义，毅然报名加入了武装秋收队。在“武装保护秋收”“回家割禾收谷去”的口号下，3天内报名入队的民众就达500人，并迅速出发展开工作，他们一致表示：坚决不让谷子落到国民党的手中，誓为秋收的胜利而斗争。有的受难红军家属也主动要求不要公家的救济费，靠自己劳动来维持生活，并且尽量节省出钱来慰劳红军。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向广大群众征收或募捐粮食，不仅是壮大人民武装，扫清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保障财政收入，奠定新生人民政权经济基础的重要环节。在广东地区，人民政府通过发行特殊公粮债券、致函社会人士进行募捐等多种方式筹集军粮。当时，广东省梅县松口区人民民主政府的一张筹粮函上这样写道：“本府与各武装同志，不愿以城市作战场，诚恐殃及群众，暂移山区地带，随时消灭残伪，全面解放，指日可期……素仰台端平日热心革命事业，敢请慷慨捐助军粮贰石〇斗以充军需，而竟全功，至为盼祷。”人民解放军有素质、讲文明，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债券推销、军粮募捐等各项工作也得以顺利开展。
其实，1934年发放的借谷票，虽然大部分群众都主动退回，自愿捐献粮食给红军，改借谷为献谷，但由于1934年10月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致使原计划于1935年9月及1936年9月进行还谷的规定无法兑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积极开展对在战时和其后发行的各类特殊时期票据、债券的清偿工作。责成原苏区基层部门，无论时间长短，持票人仍可凭借谷票向当地人民政府领取稻谷或兑换现金，政府基层应给予足额兑付，兑付时，在原票上盖注销章。除此以外，清偿对象还扩大到包括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粤、赣、湘边区发行的特殊公粮债券、全国解放前苏区、边区公债和1950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东北地区发行的公债等各类债券，政府都制定了偿还办法，努力做到应偿尽偿、应兑尽兑，生动地诠释了“军民鱼水情义深”的丰富内涵。
文中所示档案为广东省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9月17日 总第3732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