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家做主，共建家园
1949年12月5日，在上海市第一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副市长潘汉年提出本市今后三个月的中心工作，其中特别强调：“目前必须加强各区里弄的无组织居民工作。”这是因保甲制度废止而产生的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诚如潘汉年所言，旧的已去，新的没来，军管可以在非常时期实行一时，却不能长此以往。城市居民处于无组织状态的现状，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生产建设的恢复，都是极其不利的。况且，当时上海周边环境还很恶劣，舟山等近海岛屿尚未解放，国民党残余力量利用我军暂不具备制空、制海权的薄弱环节，从海上加紧封锁，从空中狂轰滥炸，上海正处于严重困难阶段。
替代保甲制的基层组织将以何种面貌出现？它的实现路径将自何来，又欲何往？这些还是未知数。
管段民警屈大勇深入里弄后，从防特、防盗、防火着手，号召并发动群众，在宝兴里组建了冬防自卫队。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他碰到更多的则是与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琐事，与治安貌似相关，实则游离，让其深感棘手。比如，弄堂里的清洁卫生、居民房屋的维护修缮、邻里之间的租金分摊和水电费纠纷等。这些问题每天都在发生，却找不到受理矛盾、解决冲突的地方，以至长期积累，种下酿祸的根苗，严重影响居民团结，妨碍后续各项工作开展。但要解决此类问题，又不是冬防自卫队所能胜任的，必须另寻出路。
针对现实困境，王怡白悉心探索治理之道，“以宝兴里为试点，通过逐户校对户口，发展一批积极分子。条件要求：根要正——出身好，忠诚正直，群众中有威信；茎要直——办事公道无私；果要实——作风正派踏实”。这样做的目的是：“发动群众把无组织的里弄居民组织起来。由本幢居民推选幢（楼）代表一人，以民主集中制的方式，再从每五幢的居民代表中产生一小组长。”
宝兴里的92幢楼共产生近20名楼组长。在此基础上，办事处“常召开小组长和居民代表座谈会，宣传当前时事形势和党的政策，并通过他们向广大居民宣传，大家感到内容很新鲜、有道理。根据群众要求，充分发扬民主，先解决水、电费和房租的合理分担，受到广大居民的拥护。同时，积极帮助居民群众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具体问题，如旧房破损、失修漏雨、房租纠纷、电线老化、下水道堵塞等问题，只要群众提出来，办事处就会组织楼组长们一起帮助解决”。
办事处还定期“帮助居民打扫卫生，大搞爱国卫生运动，深得居民的拥护。每次组织，大家情绪都很高，对这种公益性的活动特别有兴趣，争先恐后一起打扫里弄，清洁环境”。
“一旦发现违法活动和犯罪线索，立即进行扼制和打击。平时则自觉巡逻值更，捉小偷，保平安……”
随着工作的逐步深入，在王怡白、屈大勇等人的引导下，居民们找到了当家做主的感觉。他们从中看到了实惠和福利，看到了邻里和睦、共建家园的美好前景，并期待着将这种“福利”以某种形式固定下来。
1949年12月初，宝兴里居民福利委员会成立。最初的居委会雏形，就是以“福利”为号召，以“谋取福利”为归宿；其内涵，既有物质利益，也有民生权益。
宝兴里一马当先，激励了左邻右舍。1950年4月，毗邻的宝裕里、吉安里福利会也相继成立。
宝兴里居民福利委员会下设治安组、文教和卫生组，从一开始，就以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宗旨，不等不靠，自觉自愿地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例如：防火防盗防空袭轮值纠察、每周一次清洁卫生大扫除、设立黑板报、组建读报小组、推选妇女代表、举办妇女和失学儿童识字班等等。居民间偶尔发生纠纷，以前都是自我化解，化解不了的难免激化矛盾；现在他们会找居民小组长论理，要求主持公道，小组长并不擅下结论，而是召开小组会，大家心平气和，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以理服人，使矛盾得到合理化解。有商号老板受新风尚感染，主动掏钱，四处张罗筹建小便池、垃圾箱。曾经被称作“垃圾弄堂”的宝兴里，一天天变得整洁亮堂起来，面貌日新月异。
里弄干部都是志愿者，义务为居民服务，没有工资报酬，所有办公经费都靠自筹，或由热心人士捐助。宝兴里居民福利委员会刚成立的时候，连张办公桌都没有，居民每户捐助5毛钱，去拍卖行买了一张写字台，无偿交福利会使用。办公场地不够用，福利会主任单粲宝家的客堂就成了工作间兼会议室。文教卫生组组长须松青、妇女代表单翠宝，也主动让出客堂间，给大家做活动场所。当时，福利会的同志工作任务非常繁重。1950年，为防国民党军空袭搞防空；1951年，为抗美援朝搞捐献、制定爱国公约、组织“五一”大游行和国庆活动；1952年，配合开展“三反五反”、爱国卫生运动、禁烟禁赌、劳动就业登记等。他们日常还要为居民福利、优抚烈军属、文教、卫生、调解与治安等劳碌奔波，常常工作到深夜，肚皮饿了自己花钱买点心，或者回家吃泡饭。“自吃饭，无工钿，倒贴鞋子袜子钿”是其真实写照。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一批婆婆妈妈型的基层干部夙兴夜寐地编织起一张公序良俗的大网，笼天罩地，一种崭新的基层治理生态逐步形成，彰显出比传统保甲制更为有效、可靠的制度优势。这是上海城市管理与建设史上的丰碑。
1949年12月30日和1950年2月27日，《文汇报》先后发表长篇报道《宝兴里换了新面貌》《从宝兴里看里弄组织》，报道特别突出了一个“变”字：“这个里弄，过去是毒贩、强盗、妓女、赌棍、瘪三、流氓的天下。变了、变了，现在这个里弄整个变了……”
随后，《解放日报》《大公报》《新闻日报》《新民晚报》进行了跟进报道。上海电台还播出了宝兴里居民福利委员会的群众文娱节目。后来，中央新闻电影局的摄影组，也到宝兴里、宝裕里拍摄了福利会和居民活动的镜头。
开启基层群众依法自治新时代
1950年7月15日，第一次全国民政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作了《关于人民民主建政工作报告》。当时，中央对里弄组织尚无成熟意见，主要关注学习苏联经验。有些城市的领导甚至认为，里弄组织弊多利少，靠居民自己管自己乱象迭生。在讨论该报告时，上海市民政局局长曹漫之发言谈了《关于大城市市区的建设问题》，针对种种非议，观点鲜明地阐述了建立居民委员会和居民小组的必要性。谢觉哉听罢认为：把无组织群众组织起来，加强团结发挥作用，可以试行。
9月，王怡白被推选为上海市劳动模范。他在创建城市居民委员会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得到上海市政府和居民的一致认可。同年10月，上海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宝兴里的孙阿琪、宝裕里的沈近义，以普通居民的身份当选市人民代表。这是“三宝一中”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荣耀！宝兴里、宝裕里的300多名居民自发集合起来，敲锣打鼓，高举横幅，欢送人民代表出席会议。王怡白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1951年春，上海市政府会同市政协，召开上海市街道里弄代表会议，形成里弄组织草案。不久，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成立里弄工作委员会，由市委秘书长黎玉兼任书记、市民政局副局长屠基远兼任主任，上海居委会建设的高潮由此兴起。
同年4月，宝兴里居民福利会正式易名“居民委员会”，并以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了首届居民委员会成员。
自1950年起，遍布上海11155条里弄的居民委员会逐步建立。到1954年1月，全市共有居民委员会1847个、居民小组约3.6万个、居民委员会委员95284人，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形成了一个覆盖到城市社会最基层的组织网络，进入了一个由基层群众依法自治的全新时代。
1954年12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以立法的形式，将城市居委会——“里弄政权”建设的治理模式固定下来，其中的法理原则、工作方法、自治手段至今仍在被沿用。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9月17日 总第3732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