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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忧后乐 天下为公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作者:曹必宏 特邀撰稿人 刘传吉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1-10-09 星期六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在他领导和影响下,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值此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回顾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走上革命道路、开创共和制度的艰辛历程,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复兴伟业的推进,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汲取新知 立志革命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普通农家。香山紧靠澳门、香港,是著名的侨乡,乡人赴海外谋生者众多,风气迥异于安土重迁的内地社会。受此影响,孙中山十几岁时就追随哥哥孙眉远赴海外求学,接受新知。1879年赴檀香山就读途中,13岁的孙中山“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孙中山自幼敏感于社会积弊,接触到西方先进的科学、制度、文化和近代文明成果之后,他认识到,要消除中国社会的诸多弊病,“改良祖国,拯救同群”,必须学习西方,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

    自1883年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国后的十余年间,他先后在香港、澳门等地读书、习医、行医,同时探求改良中国社会的方法和途径。1885年,清廷屈签《中法新约》,中国不败而败,受此刺激,孙中山“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其革命生涯的“革命言论”阶段由此发端。

    不过,此时的中国,改良运动方兴未艾,孙中山也没有放弃改良救国的希望。1894年6月,他亲赴天津上书直隶总督李鸿章。在这篇八千余言的长文中,孙中山指出,“欧洲富强之本……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要收新政之实效,必须“举此四大纲而举国并行之”,并强调“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表示自己打算年内考察法国“蚕桑新法”及环球各邦农事,回国后再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宜耕宜牧宜蚕情形,“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希望李鸿章能“玉成其志”。但作为一个未经过科举“正途”的“社会边缘人”,人微言轻,孙中山想以此跻身政治舞台中心,实现其改良政治、改造社会的抱负,谈何容易!他的建议并没有受到李鸿章的重视,此后他对清廷不再抱有幻想,更坚决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聚合同志 领袖群杰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反清团体——兴中会,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但他的这种激进的主张,即使在海外侨界也甚少获得同情,当时“仅得同志数十人”,星火微茫。次年,孙中山返回香港,联络同志,与杨衢云的辅仁文社合组兴中会总会,壮大组织,筹谋起义。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海外,清廷欲以强力掐灭革命星火,制造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不想弄巧成拙,反而使孙中山获得了国际舆论同情,化险为夷,声名鹊起。

    庚子之后,众多国人对清廷失望转而同情革命,革命力量和群众基础迅速壮大,尤以中国留日学界为著。有鉴于此,1905年8月,孙中山联络留日学界,在东京创建全国性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以下简称“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孙中山被举为总理,眼见党人汇聚一堂,人才济济,生气蓬勃,“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其后,同盟会以《民报》为平台,与立宪派展开激烈论战,鼓吹三民主义,使革命思想广为传播,革命组织也日益壮大,分会遍及国内各省和世界各地。

前仆后继 奋斗不已

    孙中山自创建兴中会之始,即将武装起义作为实现革命目标的手段。他在侨界、会党等的支持、赞助下,曾先后组织发动十次起义,以英勇无畏之精神、坚忍不拔之意志,前仆后继,向腐朽的清廷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兴中会总会成立后,孙中山等决定于乙未(1895)九月九日重阳节在广州发动起义。由于计划不慎泄露,起义机关遭到破坏,陆皓东等兴中会领导人被捕牺牲,孙中山遭到通缉,被迫亡命日本。这是孙中山与清廷的第一次正面较量。他后来回忆说:“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革命先行者的艰辛窘迫于此可见一斑。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方风起云涌,清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孙中山“以为时机不可失”,决定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1900年10月,惠州三洲田起义爆发。因孤军奋战,后援断绝,粮械不继,起义军遭到清军优势兵力的围攻而失败。但与乙未广州起义不同的是,“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孙中山“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1907年至1910年间,孙中山又遭受了第三次至第九次武装起义失败。

    1911年初,同盟会、光复会等联合,在广州发动大规模起义,欲与清廷作一决战,是为“三二九广州起义”,又称“黄花岗起义”。此役于历次起义中死事最惨,“吾党菁华,付之一炬”,是为孙中山第十次之失败。起义虽然失败,却极大地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进行,孙中山称颂是役“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革命以成”。

1912年11月28日,孙中山为请抚恤为黄花岗起义制造炸药而牺牲的谢春生烈士家属致北洋政府临时稽勋局局长冯自由函。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众望所归 初创共和

    武昌起义发生后,革命的星星之火迅速转为覆灭清朝、终结帝制的燎原之势,孙中山虽远在海外未予直接领导,同盟会在各省也不全居于主动或主导地位,但其筚路蓝缕,鼓吹号召,酝酿推动,奋斗牺牲,有以致之。因此,1911年12月底,孙中山由海外归国后,原本为新政府首脑职权等问题争执不下的革命阵营各派迅速搁置争议,一致推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至此,孙中山众望所归地由民主革命的领袖转变为共和政府的首脑。

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临时大总统时期的孙中山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庄严宣誓“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并在就职宣言中郑重表示:“十余年来,从事于革命者,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战胜所遇之艰难。即使后此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

    民国肇造,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孙中山主持下的临时政府的共和施政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一方面,革命尚未竟全功,清廷仍占据着半壁江山,袁世凯正挟势与清廷和临时政府讨价还价,冀以渔翁得利;为换取列强的承认,临时政府做了诸多妥协,但列强并不理睬,英、俄等国乘机煽动蒙古、西藏独立,欲图分裂中国。另一方面,革命各省各自为政,军政极不统一,社会动荡不安;革命阵营内壁垒分明,各派争权夺利,纷争不已;临时政府财政拮据,陷入无米可炊的窘境。在这种严峻形势之下,为巩固共和,孙中山和临时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推行了一些有意义的改革措施。如政治法制方面,成立了临时参议院,制定并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政府人事方面,饬各属悉心考察,慎重铨选,不分党派、地域,唯才是举;社会改革方面,在全国推行阳历,通令男子剪除发辫、女子禁止缠足,革除旧时官厅“大人”“老爷”等称谓,禁止买卖人口,保障海外华侨权益,尊重言论、出版自由等等,营造了浓厚的共和气象。

    面对各方面压力,同时为早日实现全国共和、南北统一,孙中山在就任之初即公开表示,只要袁世凯能促成清帝退位、赞成共和,自己绝不恋栈,即行辞职,推袁继任。2月12日,清帝在取得优待条件后宣诏退位,袁世凯即将诏书全文电达孙中山及南京临时参议院。次日,孙中山收电后即践行前言,向临时参议院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并力主临时政府仍设南京,在袁世凯来宁之前,暂不解职。针对清帝诏书中“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之说,孙中山复电称:“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请速来宁,以副群望。”不久北京兵变发生,袁世凯以此为借口称其不能南行,孙中山被迫对袁让步,允其在北京就职。

1912年2月14日,关于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呈请速颁文官试验令的临时大总统批。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一时有“功成不居”之誉。孙中山在短短3个月的临时大总统任上,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天下为公”的主张。

致力实业 壮志未酬

    孙中山“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很早就有了实业救国的志向。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采取了诸多措施鼓励实业发展。解职之后,他更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实业、改善民生上,东奔西走,不遗余力。这既是他的夙愿,也与当时他对国家进入建设时代的乐观估计有关。在解职前夕的一次演说中,他这样阐述自己下一步工作的宗旨:“解职不是不理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因此,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孙中山认为当务之急“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遂将党务交与宋教仁全权负责,甚少过问。

    解职之后数月间,孙中山接连奔走武汉、上海、福州、广州、烟台、天津、北京等地,鼓吹振兴实业,宣传民生主义,并争取北洋政府对其发展实业主张的支持。这一时期,他承担了诸多与实业有关的职务。

    1913年二三月间,为寻求日本方面对中国实业、交通发展的支持,孙中山以“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名义赴日考察。其间,他奔走日本各地,广泛会晤日本朝野及中国在日各界人士,并参观了三菱造船所等著名企业。不料,他的这次长期考察被发生在上海火车站的几声枪响骤然打断。3月20日晚,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两日后不治而亡。22日,孙中山在长崎获悉宋教仁死耗,即匆匆结束考察行程,离日返国。“宋案”之后,孙中山检讨了自己先前的看法,认定辛亥革命已经失败,发起了武装反袁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痛定思痛,重建革命党,毅然走上了革命再出发的道路,毫不妥协地同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各种势力进行斗争,坚定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和国家完整统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中国国民党,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推向前进。

    1925年3月12日,带着对“革命尚未成功”壮志未酬的遗憾,孙中山病逝于北京,走完了“为中国人民鞠躬尽瘁的光辉一生”。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10月8日 总第3739期 第一版

 
 
责任编辑:实习编辑 程子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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