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
辛亥革命前，经过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积极宣传，自由民主思想在华侨中悄然萌芽，他们“既捐巨资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成为传播进步思想、投身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民国初建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多次发起对革命烈士的纪念活动，同时采取一系列调查抚恤措施，抚慰革命烈士家属；抗日战争时期，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尤为特殊。1938年，日军兵临湖北武汉城下，全国上下一致动员，开展武汉保卫战，不屈地守护这座辛亥首义之城。
为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本报特别策划推出《打开中国进步闸门 推动民族思想解放》专题报道，依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珍贵档案，呈现革命党人宣传革命、鼓舞人们参加革命的史实，深切缅怀孙中山等辛亥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情系桑梓 心连祖国
——华侨与辛亥革命
特邀撰稿人 刘楠楠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在古老的中国树起民主共和的大旗。在这一革命历程中，海外华侨“既捐巨资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复踵相接”。孙中山曾说：“无华侨则无民国之诞，华侨为革命之母。”华侨远渡重洋出国谋生，在海外遭受列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歧视欺凌，深感只有中国强大，他们的境遇才能改变。在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积极宣传下，自由民主思想在华侨中悄然萌芽。华侨中同情和赞助革命的人很多，他们也成为传播进步思想、进行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
1912年3月7日，侨商王敬祥等请批准组设兴业贸易株式会社的呈文。
兴建组织 投身革命
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即火奴鲁鲁）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得到了华侨的大力支持。随着入会人数的增加，兴中会组织扩展到各地。日本横滨、越南河内、美国旧金山等地都建立了兴中会分会。日本兴中会的骨干是华侨冯镜如、冯紫珊兄弟和侨工谭发。香港兴中会的骨干谢赞泰、杨衢云均为大侨商。美洲致公堂的华侨最初虽不明革命宗旨，但经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数年的宣传、发动，“纷纷转向革命”。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华侨加入者增多。1906年4月6日，孙中山至新加坡，主持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吉隆坡老华侨阮英舫“一听了总理（孙中山）说明革命道理，便欣然率他二位令郎……加盟”。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就是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的。1907年，南洋怡保、庇能（槟城的旧称）等埠相继成立同盟会分会，有华侨多人参加。从1908年至1911年，参加缅甸同盟会的华侨达2300余人。华侨纷纷加入，也促进了同盟会组织在海外各地的建立。当时，海外的同盟会分会有越南西贡、新加坡、缅甸仰光、美国檀香山等。“凡有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会员之足迹。”
创办侨报 歌哭与共
“提倡革命，非借报纸为喉舌不可。”革命党人早期在海外创办的各种革命报刊，几乎都是依靠华侨筹集经费才得以进行的。新加坡华侨陈楚楠、张永福于1904年创办了《图南日报》，这是南洋第一家宣传革命的侨报。此外，新加坡还有《星洲晨报》等多家革命侨报，为宣传革命思想作出了贡献。檀香山华侨程蔚南于1902年创办了《檀山新报》，与保皇派《新中国报》展开论战，宣传革命思想。此外，在美国有《进化报》；在加拿大温哥华有《大汉报》；在秘鲁有《民醒报》；在法国有吴稚晖主编的革命侨报《新世纪》。在日本还有华侨和留学生创办的报刊，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国民报》《大江报》等。爱国华侨更是出资翻印了《革命军》《辨康有为政见书》等进步书籍。
辛亥革命时期，由海外华侨和留学生创办的革命报刊达48家，遍布东南亚、日本、美洲、欧洲的华侨和留学生集居地。这些革命报刊在宣传推翻清政府封建统治的同时，还呼吁通过革命建立新的国家。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等文章中系统地阐述了三民主义思想，尤其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为多数华侨所认同。这对于激发华侨革命意识，增强华侨的团结和凝聚力，尤其是唤醒和推动华侨参加支援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
解囊相助 不遗余力
大量的革命宣传工作提高了侨胞的革命意识，不少人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和发动武装起义需要经费时，他们慷慨解囊、踊跃捐献，从财力、物力上支援革命。1896年，孙中山从日本横滨到檀香山的旅费，是由华侨冯镜如、冯紫珊兄弟赞助的。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侨商王敬祥筹集了大量经费支援革命活动，其所执掌的复兴号贸易公司也成为革命党人的活动据点和支援国内革命的兵站。1908年，孙中山赴欧洲的费用，则来自华侨邓泽如以及缅甸、泰国侨胞的捐助。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还在美国，由于缺乏经费，无法回国领导革命，司徒美堂等几位旅美华侨得知后为他提供了路费。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海外，华侨支持革命的热情更加高涨。4个月内，各地汇款达200余万港币。其时，面对严重经济困难，华侨更是鼎力相助。新加坡华侨成立粤、闽保安筹饷局，广东籍华侨筹得20余万港币。檀香山华侨设立“广东筹饷局，专任筹款，以办广东善后”。荷属雅加达华侨捐赠和认购的国库券达12万元。缅甸华侨则组成“缅甸国民捐总局”，动员侨胞捐款支持革命，仅10个月就募捐缅币28万元。“辛亥一岁中，南洋华侨所输于革命之资，可五六百万元。”越南华侨李卓峰多次赞助革命经费，致财力竭缺，孙中山“曾与国债票数十万元”，他竟“付之一炬”。新加坡华侨林受之为革命多次捐助巨款，从不吝惜，以致生活陷于困境，无力负担子女学费。新加坡富商陈楚楠，对革命经费“踊跃输将，惟恐不力”，获得孙中山多次称赞。其实，海外华侨以下层劳动人民和小商小贩居多，尽管他们收入微薄，生活清贫，但对于革命捐款，无不竭尽全力，其爱国精神，令人敬佩。吉隆坡万发锡矿公司的华侨职工，为了捐钱支援革命，不惜拍卖衣物、自行车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孙中山对此予以高度的赞扬：海外侨胞“捐助军饷者，络绎不绝，共和前途，实嘉赖之”。
血洒沙场 义无反顾
华侨对革命的支持还表现在直接参加武装起义。据统计，从1895年到1911年，由孙中山直接、间接发动的10多次武装起义，每次都有华侨参加，不少起义还是以华侨为骨干。
1895年，广州起义是革命党人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许多华侨积极参加，骨干邓荫南、宋居仁、夏百子等都是华侨。其中，邓荫南“尽变卖其农场，表示一去不返之决心”，革命态度最为坚决。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是由新加坡华侨许雪秋指挥的，新加坡华侨陈芸生、余既成、陈涌波是主要将领。同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是由华侨邓子瑜等人从新加坡回国策划和领导的。
在1911年3月29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中，有许多华侨和留日学生回国参加。起义前，有的华侨、留学生写下遗书，表示为了救国救民，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次起义由于众寡悬殊，最终失败，牺牲86人（原列为72位，后查清为86位）。其中，有31人是华侨，他们都积极响应孙中山的革命号召,“慷慨起义之精神与气魄，诚足为千秋万代之楷模”。
武昌起义爆发后，华侨更是积极组织队伍参加。10月28日，黄兴赶到湖北汉口任革命军总司令，立电香港革命党人驰援。留港的华侨凌定邦、严兆聪、刘元兴等70余人立即购置武器，于30日由香港乘船赴上海，在上海成立“广东华侨敢死队”。11月10日，全队到达汉口后，又汇集侨胞10余人，至汉阳总司令部报到，并请缨上阵。17日，广东华侨敢死队随黄兴突袭汉口大智门，个个奋勇当先，拼死冲杀。在奉命固守汉阳兵工厂的过程中，全队人员苦战四昼夜，死伤过半。最后，突围渡江抵达武昌汉阳门时，只剩20余人。
长歌祭英烈 哀思慰忠魂
——民国初期对辛亥革命烈士的“抚恤之典”
陆泓江
自兴中会成立，至武昌首义，再到民国建元，10余年间，一大批有识之士响应革命号召，参与到反清武装斗争中，付出宝贵生命。辛亥革命胜利前，他们的事迹得不到宣扬，更少有抚恤。民国初建后，孙中山等人多次参与追悼辛亥革命烈士的纪念活动，并对他们的家属进行抚恤。
方骖并路 中央与地方的作为
1912年2月22日，孙中山与胡汉民、王宠惠、徐绍桢等在南京参加了邹容、彭家珍的追悼会，并由胡汉民代为宣读祭文。此后，孙中山又频繁参与各类追悼会。
3月1日上午10时，南京各界在小营演武厅举行追悼先烈大会，追悼辛亥革命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死义的烈士，孙中山携家人一起参加，并致祭文，他说：“呜呼！此日何日，此恩何恩，殷念群灵，生死骨肉。岂惟凉温，抚我芸芸。微灵其何以朝饔而夕飧，何灵之去，而无与解簪赠珮，以佐其輀绋之辕。大年何靳，大化何旋。”5日下午1时，南京临时政府召开大会，追悼辛亥粤中倡义死事诸烈士，这个追悼大会由孙中山、胡汉民、王宠惠、徐绍桢等93人发起。为了开好此会，南京临时政府在之前特地发布了《追悼粤中倡义死事诸烈士通告》，希望“各界同胞，届时惠临襄礼，并望赐以悼辞挽章，以彰盛烈”。
除以此种方式纪念辛亥革命烈士外，新兴的共和政权还积极采取措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陆军部即呈请奖恤吴禄贞、张世膺、周维桢3位烈士，呈文中写道：“起义以来，效命疆场，碎身沙漠，若将若士，更仆难数。而吴禄贞、张世膺、周维桢三氏者，为同胞惨死，尤为凄怆，恤悼宜先抚恤也。”“爰采各国抚遗恤亡之例”，“申请赐予一时恤金及遗族恤金”，“吴禄贞应照大将军例赐一时恤金一千五百元，遗族每年恤金八百元。张世膺照右将军例赐一时恤金一千一百元，遗族每年恤金六百元。周维桢照大都尉例赐一时恤金九百元，遗族每年恤金五百元”。“拟请从先酌准赐予三氏恤金，以为我共和开国报功酬勋之先表，宣示天下，以不负忠烈之意”。3月4日，孙中山令准施行，认为此举“实属深明大体”，但也指出民国新建，关于抚恤的规章制度“尚尔缺如”，“宜有章勋之典”。19日，孙中山又发布临时大总统令抚恤山西行军参谋王家驹，参照左将军例，“优给阵亡一时恤金一千二百元，遗族每年恤金七百元，并准附祀晋鄂两省忠烈祠”。
1912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军军长柏文蔚请抚恤第一师辎重第九营前队正兵王炳炎及后队兵士夏元庆给陆军部的咨文。
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也推动着“抚恤之典”的成形。3月20日，陆军部颁布《陆军部规定陆军官佐士兵恤赏表》，对辛亥革命烈士的抚恤有了统一标准。其中规定：阵亡者按阶级实行一次性抚恤，分为将军、都尉、军校、额外军、上士至下士、上等兵至二等兵。遗族抚恤金，也按以上阶级。随后，孙中山依据此标准，签署命令，对辛亥革命烈士给予抚恤。如：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议员、总统府印铸局局长黄复生等42人联名呈请南京临时政府抚恤为革命壮烈死难的邹容、谢奉琦、喻培伦和彭家珍4位烈士。其中，以大将军阵亡例赐恤邹容、喻培伦和彭家珍，以左将军阵亡例赐恤谢奉琦。
在南京临时政府推展抚恤的同时，地方也纷纷咨请奖恤阵亡烈士，如：中华民国第一军军长柏文蔚咨请陆军部抚恤所辖第一师辎重第九营前队正兵王炳炎及后队兵士夏元庆。除此之外，地方还成立了相关组织来调查在辛亥革命中牺牲的将士。1912年初，黎元洪批准成立鄂军毕血会，并于3月16日向各界发表通电。该会章程系仿照美国波士顿毕血会，以“安慰就义忠魂，招纳倡义伟士，及抚恤阵亡将士家属，并铸铜像，设专祠”为宗旨。鄂军毕血会对首义阵亡的烈士进行调查，并专门成立了调查阵亡将士处，编写鄂军毕血会调查阵亡将士册，呈送当局以便“妥议抚恤并筹安其家属之法”。其调查内容较为全面，包括姓名、籍贯、年龄、履历、职任、殁时、殁所、保证（即证人）、略历等项，末尾附有悼词。
崇德报功 临时稽勋局的努力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临时政府各部官制。“复为革命时期崇德报功养生恤死起见”，制定了临时稽勋局组织条例，其纲领主要有二：一为“稽核开国前及开国时之革命党人与军人之革命勋绩”；二为“设置审议员（简任）、调查员（荐任）若干人，经审议及调查后分别呈请政府褒奖或奖恤之”。然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这一机构没能得到正式确立。
4月3日，孙中山在卸任临时大总统后，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南京，但他念念不忘为国捐躯的先烈们。孙中山曾连发《命陆军部议恤令》《令准陆军部请抚恤赵康时等文》。在《命陆军部议恤令》中，他写道：“凡夫百战之余生，以及丧元之勇士，不加抚恤，何以酬庸？本总统眷念弗忘，怆怀无似。”为此，他“令仰该部，迅速调查民国开国之始，其立功尽瘁者及死事者，分别速行议恤，毋涉疏略，致没勋庸，庶慰精诚，亦资借镜”。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也表明孙中山对烈士的真挚情感。
随后，孙中山到湖北武汉、广东、北京等地，参加了各地举行的辛亥革命烈士追悼和纪念活动。4月28日，孙中山在广东出席了各界追悼史坚如烈士大会，并登台演说。5月15日为黄花岗起义一周年纪念日，孙中山率各界人士至黄花岗，主持公祭黄花岗烈士。祭毕，他将4株松柏种植于墓前，并施灌溉，以留纪念。12月9日，孙中山来到浙江杭州，出城致祭光复先烈，并为秋瑾撰写挽联：“江户矢丹忱，重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
1912年12月，孙中山等人在浙江杭州秋瑾烈士祠致祭时合影。
南北统一后，为了安抚革命党人，北洋政府正式成立了临时稽勋局，并依孙中山、黄兴的推荐，由冯自由任局长。临时稽勋局根据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所定官制组织，确定稽核勋绩的标准，并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乙未（1895）九月孙中山、杨衢云等首次在广州起义，至辛亥八月武昌革命；第二时期，从武昌革命至民元一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第三时期，从民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至二月十二日清帝宣布退位。具体到烈士的抚恤又可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9个等级。以壬等抚恤为例，包括三种情况：一是辛亥革命期间制造炸弹，以致身亡；二是辛亥革命前提倡革命，奔走海内外确有成绩，劳瘁身故；三是辛亥革命期间附随首领起义，临敌身亡。
在冯自由的主持下，临时稽勋局确实挖掘出一大批辛亥革命烈士事迹。1913年春夏间，各省分局纷纷将调查勋绩表册送到北京，由临时稽勋局根据调查报告，讨论论功行赏办法。如江苏呈报何运秀事迹即是其中一例，“何运秀本直隶昌平人，原署宝应槐楼司，扬州光复后被举为汜水保卫团团长。起义军围攻南京时，主客各军林立道途，阻隔不通，而何运秀不避艰险，各处奔走，购运军粮，接济军食，于十月初一日不幸在宝应地方遇难”。何运秀的事迹最初由其胞弟河汉章呈报，在临时稽勋局的统一安排下，填表造册上报。1913年6月，临时稽勋局挖掘辛亥革命烈士勋绩的工作才全部结束。
1938年10月10日：在战火中纪念辛亥革命
廖利明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成功地在清王朝统治腹心地区打开一个缺口，革命之火迅速蔓延至全国。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开启民主共和新纪元。可以说，没有武昌起义的胜利，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因此，武昌起义又被称为“辛亥首义”，民国历届政府都会在10月10日开展各类纪念辛亥革命的活动。
1938年10月10日，日军兵临湖北武汉城下，这一天对于辛亥革命的纪念尤为特殊。全国各地纷纷动员开展武汉保卫战，这座英雄城市再次向世人展示出其勇敢无畏。
欢庆节日 武汉人民抗战热情高涨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已持续整整4个月，但武汉三镇人民的抗战热情却始终高涨。10月10日的武汉，满街悬旗，鞭炮之声不绝于耳。虽然国民政府行政院曾特意训令“正值抗战期间，一切庆贺仪节，宜从简约”，但各界人士还是通过各种形式来纪念辛亥革命。许多商店休业，工厂、学校、机关放假，大量民众走上街头，高唱救亡歌曲，高呼抗日口号。
在参加游行的人群中，有数万名受过军事训练的普通民众，他们分为两队：一为前线救伤团；二为空袭时救援团。当这支队伍经过江滨海关大厦时，多架飞机在天空中翱翔，向地面散发传单，英国路透社称其为当日庆祝活动中“最热烈之一幕”。
同日，武汉民众在大戏院举办了隆重的纪念会，战地孤儿、妇女战地服务团、缅甸华侨志愿工程队等团体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在会上“发表动人演说”，他向大家宣布了前线将士在江西省德安县取得胜利的好消息，并说：“吾人必须在武汉四周，为三十五万日军挖掘坟墓。”参会人员纷纷鼓掌，现场气氛极为热烈。当日，妇女战时救济会组织人员带着慰劳品奔赴全市各医院慰问伤兵，并到汉口区内军营向取得胜利的将士们致贺。
中国共产党也在武汉举行了庆祝大会，据美联社消息：“在紧急警报之下，秩序益为严肃，共产党举行大会，并请国民党重要委员名人列席云。”《新华日报》于10月10日当天发表了周恩来为纪念辛亥革命27周年撰写的代论《辛亥、北伐与抗战》。周恩来在文中强调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辛亥革命的失败、北伐时国共的分裂，原因在于当时统一战线的基础还不巩固。他指出，“今天在反对日本强盗的自卫战争面前，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全民族的，不分任何种族、阶级、党派、信仰、性别，都应该联合起来。纪念辛亥革命二十七周年，全中华民族、全国各抗日党派，应该宣誓：使中国不再分裂，使统一战线永远巩固和发展下去，使中华民族永远团结起来，一直到抗战胜利，建国成功”。
保卫武汉 各地纷纷动员支援抗战
1938年10月10日，宋庆龄发表的《双十节告全国妇女界》中写道：“武汉是我们民国的诞生地，我们不能让它陷入敌人手里！”在文中，她呼吁大家继承孙中山先生的精神，齐心协力保卫武汉。各地报刊纷纷载文号召大家保卫武汉，以此来纪念辛亥革命，如《动员民众！保卫大武汉：继承国庆节给予我们的历史教训，完成辛亥革命以来求解放的任务》《今年纪念双十节的迫切任务：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武汉保卫大广东》等。各地民众受到鼓舞，纷纷行动起来，支援武汉。
在广州，西渡口、十八铺等处的慰劳物品征收所人头攒动，“民众踊跃输将之热烈情况得未曾有”。各校学生四处募款、募集寒衣，各界人士数千人在民众教育馆举行纪念会，大家一致表示在这个特殊的纪念日里“应体念先烈创业艰苦，立誓以武汉举义之精神保卫武汉，以大广东精神保卫华南”，并电慰奋战在前方的将士及受伤官兵、慰劳各地难民。
此时的上海租界虽已成为“孤岛”，但民众仍“矢同仇敌忾之精神、发为国纾难之宏愿”，继九一八纪念日发动征募寒衣运动后，从10月10日起，上海各界又继续征募寒衣30万件。节约献金行动也在10月10日后继续开展，其中以教育界的倡导尤为有力，各学校每月负责救济数额不等的捐款任务，少年儿童们也积极响应号召筹募捐款，准备购买一架飞机献给抗战将士。上海各团体还联合致电，向前线全体将士“表示深切之敬意、并加以慰勉”，鼓励他们“戮力捍卫辛亥革命根据地武汉”。
香港也掀起了纪念辛亥革命的热潮，妇女联会举办了纪念典礼，何香凝在会上发表演讲；中华艺术协进会举行庆祝会，请该会顾问茅盾、蔡楚生发表演说。另外，中华青年会、香港中国妇女会、华商总会等团体分别举行了纪念典礼或升旗典礼。赈联会主办了赠旗运动，发动各校学生沿街赠旗。另有团体派送“胜利灯”，夜晚时“家家户户齐悬胜利之灯，光明烁烂，显示我大中华民族前途之光辉”。香港各界团体除积极捐款外，还于10月10日组织捐献救护车数辆。
在英国伦敦，驻英大使郭泰祺在大使馆举办纪念会，众多华侨到场参加。当晚，援华运动委员会组织了“一碗饭餐会”活动，众人就餐时仅食用一碗饭，节约的资金用作援助中国的医药救济费。郭泰祺、英国国联同志会主席薛西尔勋爵、著名作家佛莱明分别在活动上发言。
万家岭大捷 前线将士浴血奋战
1911年革命党人为挽救民族危亡，在武昌点燃革命烽火。1938年，武汉军民同心，共同保卫光辉的革命胜利之地。身处前线和敌后战场的将士们继承了革命先烈赴汤蹈火的精神，奋起杀敌。10月10日正值赣北万家岭战役基本结束，捷报便是最好的节日纪念。
万家岭战役历时12天，围歼日军精锐第106师团主力，是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取得的一次空前胜利，这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上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的万家岭战役部分参战部队的阵中日记、收发电文，记述了前线将士们在1938年10月10日这天的重要经历。
阵中日记记载了国民革命军第29军团64军及兄弟部队在万家岭的战斗经过，“本日敌数百向我蒋家坳进犯，沿修武公路东犯之敌陆续增至千余、炮十余门、战车十余辆、装甲车卅余辆”。双方苦战多时，“是夜，盘踞箭炉苏、哔唭街、张古山附近之敌，经我各部围攻并歼灭其一部后，四散溃窜，遗弃甚多。其残余仍固守哔唭街及张古山北端高峰碉堡顽强抵抗”。
国民革命军第29军团64军在万家岭战役中的阵中日记（部分）
万家岭战役指挥官薛岳、李汉魂、叶肇等人在战斗期间，每日均有电文传达上峰，汇报战事进展。如薛岳在10月10日汇报的战况：“……至七日，六十六军、四军、一四二师均向万家岭石堡山前进，遂以全力围攻敌人，激战三昼夜，至灰（10日）丑将万家岭石堡山一带之敌毙敌在三千以上，伤敌更众。残敌一部窜往长岭、张古山北麓俞军（七十四军）阵地……”
万家岭战役给日军以沉重一击，但胜利的背后却是成千上万将士的英勇捐躯，这也充分表明将士们把日寇赶出中国的决心，“我们要踏着先烈的血迹，准备流更多的血，使大武汉成为日阀的火葬场”。
敌后战场也通过主动出击来纪念辛亥革命。在天津附近，游击队战士毁坏了日伪军在杨村修建的铁路桥，“致车务为之停顿”，又在天津南津浦铁路拆毁三处路轨。上海周边的游击队袭扰日伪的动作更大，他们于夜间攻击了杨思桥、周浦、白莲泾、南码头等地。此外，游击队战士割断了日军的军用电话线，炸毁浦东大道上最重要桥梁白莲泾第一号大桥。游击队还冲入杨思桥的伪警察所，俘获伪警10余人。各路游击队在完成预定任务后，高呼口号撤退。 本版所示档案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10月8日 总第3739期 第二、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