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一方面组织进行政治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以粉碎其可能的大规模进攻。解放区军民的抗议活动和反内战斗争，得到国际舆论的重视和支持，使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还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武装进犯的情况下就被制止。1944年，国共开启新一轮谈判，林伯渠受中共中央委派担任谈判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工作。
寻求合法
1944年1月，毛泽东会见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郭向毛泽东提出，希望林伯渠（祖涵）、朱德及周恩来赴渝谈判边区和军事问题。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先派林伯渠于3月12日后赴渝谈判。
1944年8月30日，林伯渠致张治中、王世杰的信函（部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事实上，国民党从未考虑用谈判手段解决国共之间的冲突，只是将谈判作为一种宣传手段。在陈布雷拟定的《林祖涵来渝事件应付之要点》中，明确表示对谈判“应注重其宣传性，而并不期待其成功”。对林伯渠来渝，国民党做了周密“部署”：“注意林氏到西安后之活动，并（密）派干员随车来渝，注意其在途次之动态与表现”；“林氏到渝后，两统局密切注意其活动”；“发动与林过去有友谊关系之党国元老与之来往，设法促其表示愿意脱离延安”等。关于谈判，“先以试探方式行之”，“在谈判已有不成之见端时”由国民党中宣部对外发布消息。若《新华日报》要披露谈判不能成之消息，则将其扣留。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算盘心知肚明，但仍将这次谈判作为缓和两党关系的契机，以维护抗战统一大局，为争取战后的有利形势创造条件。5月2日，林伯渠等人到达陕西西安，国民党为事先了解共产党的具体意图，亦派张治中、王世杰于同日飞抵西安，双方于4日开始正式接触。林伯渠提出以周恩来《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讲话作为谈判基础，即承认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为其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武装为其管辖所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番号；撤消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但张、王二人则主张先谈军事问题。有关军事方面，林伯渠表示，经过7年多的抗战，中共领导下的正规军已超47万人，本应编成47个师，现请国民党先给6个军18个师的番号。而张、王认为太多，只同意编成4个军12个师。双方经过多次谈判，最终达成一项初步交涉书面意见书，约定“双方共同签字各自向其中央请示，再作最后决定”。该意见书突出强调以下几点：一、八路军及新四军扩编最低限度为4个军12个师；二、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原有范围，改称陕甘宁行政区，直属行政院；三、给予中共合法地位。
呼吁民主
1944年4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首先进攻河南。国民党守军不堪一击，迅速溃退。一时舆论大哗，民众战时积压的不满情绪迅速爆发，各地纷纷呼吁“以民主求团结，以团结争取抗战胜利”。面对新形势，中共中央适时调整谈判策略，顺应民心，以求根本解决共产党及边区地位和敌后抗日武装合法性的问题。
5月16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的解决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20条。其中就“全国政治”提出了三条意见：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首次将“实行民主政治”的问题引入了国共谈判。
5月22日，林伯渠将中共中央的20条正式意见转达张治中、王世杰，二人看后明确表示反对，希望修改其内容词句。双方争辩良久，最后张、王坚决拒收中共中央的20条意见，并拒绝转达蒋介石。
6月5日，国共两党代表再度商谈。鉴于国民党的坚决反对，林伯渠提出经由中共中央修改后的书面12条和口头8条，但仍被张治中、王世杰拒收。与此同时，张、王提出《中央政府提示案》，该案虽较4月时国民党内定的《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有所让步，但条件仍然十分苛刻。如陕甘宁边区外的中共政权交国民党“接管处理”；关于全国政治问题则仍坚持在抗战后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双方几经争论，在张、王同意将中共中央12条留下“参考”后，林伯渠才同意将国民党提示案转达中共中央。
7月3日，国共代表于互换提案后首次会晤，林伯渠提出放宽民主尺度，并邀请张治中、王世杰赴延安谈判。王世杰则指责中共提出的“民主化”要求空洞，对于是否赴延安亦未明确答复，谈判就此搁浅。
至8月初，张治中、王世杰再次致函林伯渠，称中共方面所提“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自由”等为“毫无边际之抽象文句”，于事实无益，徒增纠纷。林伯渠于8月30日复函张、王，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共所提关于全国政治的三项要求，正是“反映今天全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正是今天为着团结全国力量、认真准备反攻必须立即实行的措施”。希望国民党在解决全国政治和国共关系问题上，应把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而不是把一党一派的私利放在第一，应从有利全国团结抗战、有利促进民主的观点出发，而不是从维护一党统治的方针出发。
联合政府
当谈判陷入胶着之际，国内局势愈加恶化。1944年8月8日，湖南衡阳会战以失败而告终。国民党的统治能力受到广泛质疑，“废除一党专政、改组政府”成为全国上下的普遍呼声。面对诸多压力，国民党被迫同意王世杰赴延安继续谈判。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屡屡以“空空洞洞”“毫无边际”的名义指责中共的民主要求，也促使着中共酝酿出一个更为“具体”的方案。
1944年9月16日，《新华日报》关于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报告国共谈判经过的报道（部分）。
8月12日，周恩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公开谈话，驳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梁寒操的虚假宣传，介绍三个月来国共谈判经过情形，指出谈判的障碍在于国民党“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而不愿实行真正的民主”，公开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要求。17日，董必武致电周恩来，询问如何对待增补参政员问题时，毛泽东首次提到联合政府，他在董必武的电报上批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次日，周恩来致电董必武、林伯渠，请他们考虑向全国提议并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中共中央嘱咐董、林二人就此设想先行在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中征询意见。
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考虑，中共中央最终于9月初明确了联合政府的主张。9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林伯渠：“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的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报告国共谈判经过时，公开提出组建联合政府的要求。他在报告结束时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挽救目前抗战危机的办法，是必须对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改弦更张。“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
联合政府的主张一经提出，立即得到大后方民众的积极响应与拥护。9月24日，重庆各党派、各界代表500余人齐集四川大厦，公开进行“民主宪政”的宣传。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认为应“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
尽管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广泛认同，但国民党仍然不为所动，国共间此一阶段的谈判也进入了死胡同。其后，美国特使赫尔利介入调停国共关系，林伯渠又担当起联络人的角色，直至11月7日同赫尔利从重庆返回延安。
1944年国共谈判是抗战以来国共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共从寻求“合法”，到呼吁“民主”，再到提出“联合政府”，审时度势，逐渐赢得了主动。联合政府这一主张更是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得到国内外各种民主势力的积极响应与支持，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有力推动了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林伯渠作为此次中共方面的谈判代表，与国民党艰难斡旋，为争取中共在国共交涉中的有利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11月5日 总第3751期 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