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云致顾文彬函
清咸丰末年，浙江归安人吴云与顾文彬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都侨居上海，两人因志趣相投而结下深厚的友谊。同治三年（1864），他们离开上海回到苏州又做邻居，来往更为密切。同治九年（1870）十二月一日，顾文彬在从京城返回吴门的途中曾写诗赠吴云：“雪月花时邀我饮，画书诗品待君评。因缘文字交金石，三十余年老弟兄。”从这首诗中可见，他们的缘分与书画、金石、诗酒密不可分。
干练雅士数吴云
吴云（1811—1883），字少甫，号平斋，晚号退楼、愉庭，浙江归安人。他6岁失去生母，10岁时父亲又过世，尽管孤露，但他“自奋于学”，只是考运不佳，“屡困场屋，凡六试始籍于学官，应省试又不雠”，止步于附贡生，未得举人功名。于是，他放弃举业，一心“讲求经世之学，旁及金石书画，咸究壸奥”。道光二十四年（1844），34岁的吴云因捐纳“援例以通判分发江苏”，遂与苏州结下不解之缘。吴云在协助地方官查案时，断案严谨细致，如常熟百姓因为“征漕事哄于县”，一名叫陶四者被认定为领头起哄之人，被拘押在案，吴云查实后将其释放，因此得罪了粮道。但他的才干却得到了上峰的认可，先后被派往宝山、金匮担任知县。道光二十九年（1849），吴中发大水，百姓深受水灾之苦，民不聊生，吴云再度出任宝山知县，他立即“为鬻以食饥民，有鬻厂，有鬻担，厂以人就鬻，担以鬻就人”。他劝富人各自赈济其乡，如果乡内无富人，则令邻村富人救济。每当天刚刚亮，他的夫人陈氏便带领婢仆“设大镬煮于庭”，淡食加盐，冷食加姜，帮助灾民渡过难关。那年水灾，江南唯宝山一县百姓实行自救，“无一粟之浮，无一户之漏”，吴云功不可没。
吴云得到两江总督陆建灜等朝廷大臣的赏识。于是，他“摄泰坝监掣同知”。太平军兴，吴云在扬州办团练募军饷，总理营务，因其成绩突出而得到提拔，于咸丰八年（1858）升为镇江知府，次年担任苏州知府。苏州沦陷之时，他受命率炮船联合洋枪队收复松江城，但还是受到弹劾。随着苏州、常州相继沦陷，吴云等江苏官绅均集聚于上海，江苏巡抚薛焕命其“董厘捐事，且筦营务”。他深深体会到官场之险恶，故提出“勿任吏职、勿列荐牍、勿主银钱”三点要求，将其办公场所起名为“三勿斋”。经江苏官绅与洋人协商后，成立了会防局，由官方吴云、应宝时和绅方顾文彬、潘曾玮、汪锡珪5人负责会防局事务。战后，吴云虽辞职不再复出，但依然关心民间疾苦，他曾对丁日昌说，兵燹后民众困苦，理应关心民生，并提出减赋方案。此外，他还上书太仆钟佩贤，提出兴修太湖水利，以防范水灾。同治十年（1871），直隶发生水灾，他募集经费捐献1万件棉衣救助难民。直隶总督李鸿章感动之余为吴云奏请道衔时说：“吾督师十年，阅人多矣，独于吴君有失之子羽之叹，今以补过也。”
同治三年（1864），吴云定居苏州庆元坊，自称“宅居不广，小有花木之胜”，因园内古枫婆娑，故名“听枫园”。听枫园与俞樾的曲园、顾文彬的怡园和过云楼近在咫尺，老友们一起诗酒唱酬、品鉴书画更加方便。此后，吴云不断完善听枫园，垒石筑亭，增加趣味。他从汪氏废园中购得数百块太湖石，在听枫山馆前“叠石为阜，中建小亭，颜曰：因树”，并撰写亭联：“树高根要牢，亭小荫偏多。”吴云还对两罍轩的回廊稍加改观，向东建一亭，命名为“适然”，俞樾撰写亭联：“以东坡居士快哉亭意；读南华真经逍遥游篇。”亭台楼阁是园林的重要元素，其外形包含了主人的审美情趣，而楹联、匾额也是体现了主人内在的人文修养。因此，广征朋辈撰联题额也是当年吴云与顾文彬等文人士大夫的共同爱好。同治十年（1871）三月二十一日，顾文彬集南宋词人张炎词句，为听枫山馆题写楹联：“袭藏酒颂，润色茶经，爱尘事顿消，天下神仙何处有；吟老丹枫，坐分黄叶，傍山窗卜隐，此中幽趣许谁邻。”他还集南宋词人辛弃疾句撰联相赠，以“两地相思”表达思念，以“停云情味”表达艳羡，以“五车书、千石饮、三百篇诗”表达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吴云用功读过四书五经，参加科举考试；努力在官场奋斗过，为百姓办过实事。如今，听枫园才是他自由吟唱、身心休憩的天堂。他过世后，俞樾曾为其撰写墓志铭，称赞听枫园有“泉石之胜，客入其室，左图右史，钟鼎前列，君角巾杖履，挥麈而与谈，望之如神仙，几忘其前此之为召父杜母也”。
翰墨交往结深情
吴云自幼酷爱金石，幼年“读《汉书》至梁孝王罍尊事，曰此必三代上法物，惜史氏言之不详耳”。他的塾师大为惊讶，小小年纪已有如此的认知！幼时的爱好伴随终身，吴云热衷收藏鼎彝、碑帖、名画、古印、宋元秘籍，且精于鉴别与考据。他的书法以颜真卿为宗，颇有名气，也能画山水、花鸟，且出手不凡。他命名的斋名堂号均与收藏有关，如“二百兰亭斋”“两罍轩”“敦罍斋”“金石寿世之居”。在历代书法作品中，吴云特别钟爱王羲之的《兰亭序》，聚沙成塔，他先后收藏拓本达200余种，故以“二百兰亭斋”为室名，并编印了《二百兰亭斋金石记》。吴云藏有两只齐侯罍，故以“两罍轩”命名庋藏场所。吴云致顾文彬函时曾表示，将来无论《过云楼书画录》还是他的《两罍轩彝器图释》，只收录自家的藏品，说“兵燹以后，东南巨迹我二人所得不少，尊处愈多，惟中间尚有致疑可商之件，将来似必归弟审确而后入录，务使此书一出，有识者击节称赏，叹为一代必传之书，驾《消夏录》《书画舫》而上之，方为墨林快事。抑鄙人更有进于左右者，前人金石书画之书，每多记其所见，未必尽出家藏，今我二人专记箧衍中珍弆之品，他家之物概不羼入，故选择尤不可不精且慎也……”顾文彬对此深表赞同，他在致儿子顾承的信中说：“金石一门不得不推让两罍轩，至书画一门伊亦甘拜下风。”在金石收藏方面，顾文彬自认不如吴云，但对过云楼书画收藏的地位却是信心满满。
作为同光年间两位著名的收藏家，顾文彬与吴云经常共享彼此的藏品，并就书画真赝、汉玉古印进行探讨与鉴别。吴云曾先后借观过云楼藏《圣教序》《元秘塔》《养生论》等，以及祝允明、文徵明、沈周、仇英、刘松年、陈淳以及清四王等众多名家作品，有时应主人之请为字画题跋。顾文彬偶尔也会像孩子那样追讨借出的字画，怕吴云“占为己有”。同治九年（1870），吴云向过云楼借观文徵明的山水画册和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苏轼撰并书的《司马温公碑》两种帖，这是顾文彬的心爱之物。因此，他在北京时连续三次写信向儿子顾承提及此事。吴云先归还了两件，继续留观《麻姑仙坛记》，并与顾文彬商量，希望以家藏珍品与之交换，或实价收购。顾文彬并没有直接答应，而是含蓄地说：“两家之物何分彼此，尽可留玩。”他认为吴云是绝顶聪明之人，定会理解他的“不舍之意”。
顾文彬也经常向吴云借字画，以籍观摩学习。他曾借吴云所藏清初书法大家王澍（号虚舟）的大楷书《桃花源记》屏十二幅，花了两天时间用“油纸映摹”，“高仿”了一份《桃花源记》。古人注重在书画上题跋，尤其是名家题跋更增加作品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因此，顾文彬希望俞樾、冯桂芬、吴云、李鸿裔、何绍基等人为过云楼藏品题跋，认为他们将来都是“传人”。他致函顾承时曾说，“引首及题跋，当代有名手，必应请教，落了双款，亦是鸿雪之一端，与自题相仿。荫甫、退楼、香严皆可请教”，而吴云为过云楼藏品题咏、题写卷首者不计其数。光绪四年（1878）九月初十日，吴云送来题就的褚遂良的《兰亭》墨迹卷、宋拓《十三行》小册，顾文彬赞道：“考据甚精，小草亦精绝。”
投之以李，报之以桃。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初五日、初六日，顾文彬接连填词或集名家句相赠吴云，其一为：“种树书，莳花谱，养鱼诀，相禽经。老圃生涯，城市何妨藏大隐。藏古画，蓄异书，抱周罍，拓秦印。名山事业，风尘哪许托知音。”
真率雅集乐鉴赏
吴云归隐苏州后，以病弱为借口经常闭门谢客，休养身心，但与老友们的聚会却是从不间断，尤其经常出席真率会活动，且以他的听枫园为主场，有时也在顾文彬的怡园、沈秉成的耦园、李鸿裔的网师园、潘曾玮的养闲草堂、潘遵祁的西圃进行。吴云为人热情大方，喜欢做东请客，有时杜文澜、勒方锜等友人也借听枫园招待友朋。两罍轩、听枫山馆、金石寿世之居曾是他们雅集的首选之地，而每次雅集除了偶尔游戏外，书画、善本、古玩鉴赏以及填词撰联是他们雅集的主旨。
光绪元年（1875）五月六日，顾文彬从宁波回到苏州，彻底告别了他的官宦生涯。十一日，吴云为他接风洗尘，邀请李鸿裔、杜文澜、潘曾玮、陆心源（号存斋）作陪。此次，著名藏书家陆心源还带来了苏轼的行书《昆阳城赋》卷、清六家吴历的《春耕烟》卷、宋刻四家帖，让大家一饱眼福。紧接着六月一日，张之万（字子青）在拙政园远香堂召集吴云、顾文彬、李鸿裔、杜文澜、潘曾玮等人一聚，顾文彬“携巨然去，子青留观，子青亦出黄子久山水、梅道人山水、山谷小像轴、徽宗《竹禽图》，皆绢本；王叔明山水轴、钱舜举山水卷，皆纸本，见出皆真迹也”。这种雅集既增进友谊，又欣赏珍品，使活动增加了文化性和认同感。光绪三年（1877）二月二十七日，吴云、杜文澜两位浙江人联合在听枫园请客，要求来宾“各携书画数种共相欣赏”。因此，顾文彬携来了宋拓《十三行》两种及梁少甫所押赵松雪书《秋兴赋》卷，“各人所携者，瑕瑜互见”。次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午，勒方锜借听枫山馆请沈秉成等友人吃饭之际，还给顾文彬两本扬州八怪之一罗聘（号两峰）画册，并为画册各题一跋，以志纪念。吴云则出示所藏明代书画家徐渭画册两本，共36页，顾文彬称之为“青藤杰作也”。由此可见，无论是真率会雅集还是朋友聚会，书画鉴赏是常规项目，他们在鉴赏中开阔眼界，提升艺术修养。
他们偶尔也受人之托介绍书画买卖。光绪五年（1879）二月二十九日，在听枫山馆举行真率会活动时，勒方锜受友人之托出售宋徽宗山水画卷。顾文彬因不收绢本，就“让与香严（指李鸿裔），以二百元得之”。
赏名画、法书之外，就是吟诗作对。光绪六年（1880）四月初四日，吴云与李鸿裔、沈秉成、彭讷生、顾文彬在听枫园聚会，其时他“新构茅亭，枫树下环筑假山，移石笋三株”，请顾文彬撰写楹联。顾氏思索后，集辛弃疾句赠之：“今古几池台，新葺茆斋，倚栏看碧成朱，揩拭老来诗句眼；风月一丘壑，醉扶怪石，有客骖鸾翳凤，横斜削尽短长山。”而沈秉成出示以80元购买的翁方纲隶书对联：“有情今古残书在；无事乾坤小屋宽。”他还请同人依张瘦同原韵和诗，顾文彬、吴云纷纷响应。
苏轼是历代文人雅士崇拜的对象，他们有时借苏轼的生日欢聚一堂。光绪七年（1881）十二月十九日，顾文彬、吴云、汪鸣銮等8人在两罍轩庆祝苏轼的生日。吴云绘东坡像，装成立幅，征同人题诗。次年又到苏轼生日之时，顾文彬做东请大家“移樽于吴愉庭两罍轩”欢聚。遗憾的是，这是同道们与吴云的最后一次相聚。
幸好，顾文彬、吴云组织的真率会活动留下了一张“集体照”——《吴郡真率会图》。光绪五年（1879）九月初九日，顾文彬召集他们在怡园举行真率会，并请画家胡岫云为7人“画照”。两个月后，吴云拿到真率会七老图，觉得他脸上的瘤太大，潘曾玮的面色太红，要求画家修饰一下。这幅《吴郡真率会图》人手一份，吴云后来为顾文彬的那幅图不但题写了引首，还题诗感叹：“过眼云烟草窗录，止谈风月竹林游。重提四十年前事，各抱平生志未酬。”40多年的岁月磨砺，早使朋辈们的豪气荡然无存了。
儿女亲家续情谊
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顾文彬的长孙女顾麟保嫁给了吴云的长孙吴幹臣，两位30多年交情的老弟兄成了儿女亲家。因顾麟保之父顾承素来节俭，故顾文彬嘱咐他：“外面要体面些，亦因两家皆隆隆之际。”吴云给足顾家面子，礼节周全，女方也准备了丰俭适中的嫁妆，皆大欢喜。顾文彬不能亲自参加孙女的婚礼，就请顾承代为教导：“大麟素性尚为驯顺，此后务当孝顺重闱，敬事夫子，持躬宜俭，作事宜勤，谨慎为先，言笑勿苟，退楼夫妇必能爱怜小辈。况门当户对，定然另眼相看。其姑传闻略有脾气，尤须加意侍奉，切勿稍有违拗。况生长我等阀阅之家，一切规矩礼貌，偶有失错，便要受人指摘，被人谈论，非同小户人家子女，可以恕其无知也。”由于顾、吴两家相邻，因此，顾家要求麟保无事不必常回娘家，应在吴家孝顺老人。
吴云题《吴郡真率会图》引首
因姻亲关系，顾、吴两家较常人多了几分亲近，遇事则相互帮衬。同治九年（1870），顾文彬准备复出时，他请吴云代写“起服呈稿”；在京候简时遇到问题，又请吴云出面协调；当顾文彬因退出育婴堂事务而需要交付二分利息时，又请吴云等人商议办法；吴云为照顾顾文彬在典当专设月修，贴补他的生活。顾文彬、吴云与盛康父子等人合开济成典当，遇到矛盾时也由吴云出面协商。顾文彬曾建议苏州济成典当账房一年一换，同治九年六月正好轮换，或吴云或盛康负责，吴云因不谙“持筹握算”，就由盛康管理，但吴云希望顾承仍然经常“稽查”。顾文彬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致信顾承：“换现届典中结账之期，我名下一切已托退楼照拂，汝与小庄仍须细心核算。”
《吴郡真率会图》
顾文彬赋闲多年，儿孙满堂，但经济并不宽裕。同治九年（1870）闰十月，顾文彬得到宁绍台道员的任命，即将离京回苏，发现口袋里的银子少得可怜。于是，他便写信给顾承：“出京费用约须三四竿，别敬与盘川买物，各居其半，汝须预为地步。”故让其子向盛康、吴云、李鸿裔三人各借一竿，一竿相当于一千两银子，而李鸿裔处请吴云出面商借。有意思的是，顾文彬的信才寄出，阜康银号的管事主动找上门说：“需要银钱，不拘多少，情愿应付，不要利钱，到任后陆续归还。”原来，宁绍台解京交库的银子都由阜康银号负责，因此，他们急于拍顾文彬的马屁，自然顾承也不用向吴云借钱了。
光绪九年（1883）正月初五日，顾文彬与吴云之子吴承潞相见，得知自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起吴云因痢疾而一病不起，他私下担心一向体弱多病的吴云不能渡过这个难关。6天后，他去听枫园探病，“贸贸然去，到门则愉庭已于巳刻殁矣，登堂一恸而归”。十三日午刻，吴云大殓，顾文彬撰写挽联，送别挚友：
棣萼联盟，卅年以外。柴桑偕隐，半里之遥。耆英会觞咏婆娑，记东坡生日相逢，顿成永别；
箕裘绍业，八世大昌。金石名家，千秋不朽。书画禅尘凡解脱，乘西域慈云而往，何啻长生。
文中所示档案为苏州市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11月5日 总第3751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