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脚跨过钱塘江”是一句浙江杭州旧时的谚语，通常用来讽刺说大话的人，形容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但在1937年，茅以升和成百上千的造桥工人成功设计、建造了钱塘江大桥，终于将这个“神话”变成了现实。
钱塘江大桥是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在我国桥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浙江省档案馆珍藏的钱塘江桥工程档案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建桥、炸桥、修桥的全过程，并于2002年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险江造桥底气何来
钱塘江是一条著名的险江，精心的筹备和翔实的计划是在险江上造桥的底气。
在1933年之前，汹涌的钱塘江水阻断了铁路、公路的贯通，这不仅扼住了浙江交通的咽喉，更对全国的国防安全和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了阻碍，建一座横跨钱塘江的大桥迫在眉睫。为此，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养甫积极推动建桥工作，并打算将此重任交付给正在天津北洋大学任教的茅以升。茅以升接到设计筹建钱塘江大桥的邀请后，非常兴奋，感到终于可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作贡献了，但同时他也意识到了在钱塘江上造桥的难度。江面水汹涌，势不可挡；江底泥沙流，情况复杂。茅以升对在钱塘江上造桥的困难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后，经过深思熟虑，仍然接下了这个重担，并紧锣密鼓开始筹备。
在人员组织上，茅以升按照“用人唯贤”的方针，吸纳罗英等诸多业内精英组成了建桥的“班底”。在经费筹集上，经各方协商，最终决定经费由国民政府铁道部和浙江省政府按“部七省三”的比例分配。在物资设备筹备上，为避免政府因一座桥而添置诸多价格高昂的机械设备，茅以升决定采用“招商承办”的方式，由长期从事造桥事业的承包商提供设施设备，实现了双赢。
造桥工人在钱塘江上采用“浮运法”运输钢梁的场景
除了人、财、物方面的精心筹备，茅以升对建桥计划和大桥设计考虑也是十分周全细致的，这在《钱塘江建桥计划书》里都可得到印证。比如在桥梁设计上，钱塘江桥工程图纸中有一张《桥梁设计（图十）》，分别从正面和剖面详细呈现了钱塘江大桥桥梁的结构。此桥首次采用了铁路、公路“双层联合桥”的形式，这对设计者和建造者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而如何把建筑物的重量减至江底石层能够承受的范围是茅以升碰到的一个大难题。最终，他设计出了用合金钢制成大桥钢梁的办法，以其强度大且重量轻的特点将难题完美解决。
经过精心筹备，1934年11月11日，盛大的开工典礼在钱塘江北岸正式举行，5000余人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八十一难”怎样攻克
茅以升的母亲曾说过一句话：“唐僧取经，八十一难，唐臣（茅以升的字）造桥，也要八十一难……”虽然在钱塘江上造桥的“难”超乎常人的想象，但由于整个造桥团队精诚团结、勠力同心，他们利用自然条件和技术创新成功破解了一道道难关。
钱塘江桥工程档案对在造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攻破困难的技术创新多有涉及。其中，在茅以升手书文稿《钱塘回忆——建桥、炸桥、修桥》中，详细叙述了他和工友们是如何攻破重重难关，并最终完成建桥重任的。比如，大桥工程图纸档案从专业角度呈现出了技术创新，而工程摄影档案则以生动鲜活的方式展示了建桥所蕴含的智慧。
在建造大桥时，遇到的第一个大困难就是工期缩短。因当时战争局势紧张，原计划两年半的建桥工期被缩短至一年半，茅以升经研究协商决定，对能同时动工的工程立即动手开干，对上下有连贯性的工作采用“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办法进行。比如，正桥桥墩由最底部的木桩、木桩上的沉箱和沉箱上的墩身三部分组成，其“在打水下木桩的同时，岸上浇筑沉箱，木桩打好后，沉箱亦浇筑好准备下水；在沉箱徐徐下沉水底的同时，沉箱顶上浇筑墩身，沉箱下沉到木桩时，墩身亦同步完工；正桥钢梁先在岸上制作好，等两个桥墩完工便马上将钢梁浮运至两桥墩中间安装好”。这种上下并进的方式，为建桥节约了大量时间。
针对江水湍急难以施工的困难，茅以升创造性地采用“气压沉箱法”解决了这个难题。档案记载：“沉箱是钢筋混凝土制作的长方形箱子，上无盖，下无底，箱壁半中腰有一层板将箱体分成两半。一半口朝天，因此沉箱能像船一样浮在水上；一半口朝地，因此沉箱下落水中后能盖住江底，形成一个房间。将高压空气打进房间，把水赶跑，工人就可以在里面工作。”当时，沉箱是难关最多的一环。一只沉箱重达600吨，如何将这庞然大物从岸上运到江中指定位置呢？经过多次尝试，茅以升采用“吊运法”，用专门制作的钢架吊车将沉箱移至江边放入水中，浮运至指定位置，待沉箱就位后，再采用“喷泥法”让沉箱快速下降至指定位置。此外，从工程档案中还能看到许多技术创新，如创造性地采用“射水法”，克服了在厚硬的流沙上难以打桩的困难；采用“浮运法”，利用江潮涨落巧妙地在桥墩上架设钢梁等。
建桥后期，日军轰炸机多次前来轰炸。在战火笼罩下，茅以升和工友们以“不怕牺牲，为国争光”的决心和毅力加班加点赶工。1937年9月26日，全长1453米的钱塘江大桥终于建成，第一列火车顺利通过波涛汹涌的钱塘江。
下藏炸药谁人知晓
人踩着炸药过桥，汽车、火车在炸药上风驰电掣，放眼古今中外，这也算是空前的“壮举”了。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杭州局势日益紧张。11月16日，南京工兵学校的丁教官急见茅以升，并传达了 “因敌军逼近杭州，要在明日炸毁钱塘江桥，以防敌人过江”的上级命令。
1937年9月26日，第一列火车通过钱塘江大桥。
其实，茅以升对炸桥是有所准备的。他在设计大桥时就设想好了最有利于我方的炸桥方法，并在造桥时预留了存放炸药的位置。虽然做好了预备，但茅以升没想到炸桥命令来得这么快，彼时距大桥建成通车还不到两个月。接到命令后，他认为第二天炸桥为时过早，但埋放炸药需要时间，如果等敌军兵临城下再落实，肯定来不及。经过思虑再三，茅以升提出了折中的方案——把炸药先秘密埋放好，然后将所有引线从每个放炸药的地方接到岸边一房间内待命，等情况危急时，再点火炸桥。方案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同意后，大家便开始通宵落实。谁知第二天清晨刚埋放好全部炸药，浙江省政府就命令“大桥公路立即开放通车”。其时，大桥公路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已竣工，只是为了预防敌机空袭才一直未开放，但随着战争局势越来越紧张，过江人数激增，渡船不堪重负。因此，浙江省政府才迫不得已开放了大桥公路。
大桥公路开放的第一天，民众如潮水般涌上桥面。除了逃难的人，还有一些人是故意在桥上来回走，为实现了“两脚跨过钱塘江”这个“神话”而兴奋不已。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桥下早已埋好炸药。12月23日，随着一声巨响和满天烟雾，这座刚建成才89天的跨江大桥就此中断。
通车即炸桥，建桥者亦是炸桥人。这背后有智慧，亦有无奈；有悲痛，亦有壮志。茅以升在炸桥后曾以诗言志：“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主持修桥，并兑现了自己的誓言。
断续修复重焕风采
钱塘江大桥被炸后，曾有过多次修复。新中国成立后，大桥才算真正的重新“站起来”。
第一次是日军为了临时军用而进行的简单修理。日军占据钱塘江两岸后，考虑到修桥的难度，持续3年毫无动静。直到1940年9月，日军才在坠落江中的五孔钢梁上架设起军用木桥板，用于汽车通行。后又在1943年底着手修理了炸毁的桥墩及钢梁，于1944年10月恢复铁路通行，但上层公路路面一直未接通。日军对大桥的修复只是为了战时需要，比较简陋，并没能让大桥真正恢复原来的功能。
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回到杭州，立即对钱塘江大桥进行了详细勘测，全面了解损坏情况，并制订出先临时修复再正式修复“两步走”的计划。按照计划，1946年9月开始对大桥进行临时修复，至1947年3月恢复大桥双层路面的通行。但临时修复后作了很多具体规定，比如，禁止行人通行；要求火车限速每小时10公里，汽车限速每小时15公里，且火车和汽车不能同时过桥。后来正式修复大桥时更是困难重重，因当时已是国民党统治瓦解时期，经济衰退，人心涣散，修桥工作断断续续，进度迟缓，直到1949年5月杭州解放时仍未完工。
1949年9月，大桥未完成部分由上海铁路局接收续办，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克服重重困难，于1953年9月完成全部修复工程。此时，钱塘江大桥才重新焕发出了昔日的风采。
1963年10月，茅以升撰写的《钱塘回忆——建桥、炸桥、修桥》手稿（部分）。
钱塘江大桥建成时，对抗日人员、物资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炸毁时，为阻拦敌军过江作出了贡献；重新修建后，为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它不仅凝聚着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和汗水，更见证了中华民族力抗强敌、重光山河的能力，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大国崛起而奋斗。
1975年9月，茅以升将随身保存了三四十年的钱塘江桥档案捐赠浙江省档案馆。这些珍贵的档案在钱塘江大桥的历次修缮和探明杭州市地下水情况等工作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中所示档案为浙江省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11月12日 总第3754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