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旅居日本近十年的郭沫若只身回国，投身抗战。1938年，遵照周恩来指示，时为中共秘密党员的郭沫若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为促进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激流入党 去国十载
新文化运动时期，郭沫若即以别具一格的新诗创作蜚声文坛，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士。1926年5月，郭沫若在广东大学文科学长任上加入国民党，积极投身国民革命。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郭沫若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随军北上，不久升任总政治部少将副主任。一路上，他见证了国共合作领导下北伐军的胜利进军，亲历了风起云涌的工农运动和反帝斗争，同时对革命阵营内部日益显露的分裂危机也有所体察和忧虑。对国民党右派愈演愈烈的反共行径，郭沫若进行了坚决的抵制。1927年4月初，郭沫若撰写了一篇题为《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战斗檄文，历数国民党右派在江西、安徽等地的反革命暴行，号召革命同志和革命群众“起来反蒋！反蒋！”此文先后在《革命生活》日刊、武汉《中央日报》副刊发表，并有单行本印行，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为此，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将郭沫若开除党籍、予以通缉，南京国民政府也下发了对他的通缉令。
南昌起义发生后，郭沫若赶赴南昌，就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随起义领导机关及贺龙部队南下广东。途经瑞金时，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月，起义军在广东作战失利，郭沫若潜往香港，后又转赴上海，工作重心“从革命回到文学”，以笔为枪继续斗争。
由于国内环境恶劣，1928年2月，经周恩来同意，郭沫若化名“吴诚”，以南昌大学教授考察教育的名义旅居日本。到日本后，郭沫若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其间，为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他还一度转入甲骨文和中国古代史研究。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在国内学术界、思想界引起了极大反响，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为赴国难 只身回国
郭沫若在日本埋头于研究、写作，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充实，但国事蜩螗、国难日亟，他也不能全然忘情，曾对友人发出“信美非吾土，奋飞病未能”的感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团结抗战成为时代主题，为郭沫若的回国创造了条件。郭沫若在军政界有不少故交旧友，他加入中共后，对外仍以无党派人士面目示人，加之他在中日各界都有相当影响，此时成为国民党人极力争取的对象。1937年5月，张群、钱大钧、陈仪、何廉等国民党政要在庐山会议间隙聊起了郭沫若，一致认为应设法把他请回来为国效力。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表示，联络事宜可以交由郁达夫去办。著名作家郁达夫时任福建省政府公报室主任，年前访日时刚与郭沫若恢复联系，此时正为郭沫若回国的事积极奔走。
5月18日晨，郁达夫接到南京来电，嘱其致函郭沫若：“谓蒋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郁达夫“以奔走见效，喜不自胜”，即修书一封，称“强邻压迫不已，国命危在旦夕，大团结以御外患，当系目下之天经地义”，促其整装回国。27日，郭沫若收信后感慨道：“消息殊突然，困苦十年，母死兄逝，拖儿带女，殊觉茫茫。”
对于祖国的召唤，郭沫若自感义不容辞，但要成行却也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家中除了夫人郭安娜，还有大小5个子女，要带这么一大家子回国，旅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免日方猜疑，南京方面没有立即取消对他的通缉。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由于左翼作家的特殊身份，郭沫若抵日之初即受到秘密监视，宪兵、警察频频光顾他在市川的寓所。七七事变后，日方更是密切监视郭沫若行止，试探他对时局的看法与倾向，防范他回国抗日。此时若携妻儿回国，目标太大，势难成功，唯一的办法就是只身秘密返国。虽然担心自己的出走会给家人带来麻烦，“但国族临到了垂危的时候了，谁还能安闲地专顾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处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我自己现在所走的路，我相信正是唯一的生路”。
回国行期最终定在了7月25日，各项准备也在陆续进行中。在日友人金祖同、钱瘦铁承担了诸如购买船票、火车票，与驻日大使馆及国内联络等事宜。经过沟通，驻日大使许世英允予提供协助。24日当晚，郭沫若向家人暗示了即将回国的意思，为免走漏风声，没有告诉具体行期。次日凌晨，一夜未能安睡的他悄悄起床，踱进书斋为睡梦中的妻儿写下留言，然后强忍不舍走出家门。郭沫若先乘电车到东京，与金祖同、钱瘦铁会合，在钱瘦铁家改换装束后，化名“杨伯勉”与金、钱二人一同坐车到横滨赶乘去往神户的火车，他们到达神户时已是下午5时30分了。顺利逃过警察和密探的搜检后，三人又乘车赶到码头登上了加拿大公司的“日本皇后号”邮船。其后钱瘦铁告辞下船，金祖同则随郭沫若同赴上海。轮船当晚9时启航，郭沫若“向住了十年的岛国作了最后的诀别”。
出掌厅政 宣传抗战
郭沫若于7月27日下午抵达上海。不几日，“鼎堂回国了”的消息就传开了，各界都对郭沫若的回国表示热烈欢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也很快取消了对他的通缉。
郭沫若并未忘记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与义务。返国伊始，他即通过潘汉年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受托创办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时值淞沪会战期间，郭沫若与夏衍、田汉等受张发奎将军之邀同往浦东前线视察，并发表文章激励军民抗战到底。
9月8日，郭沫若应邀赴昆山与军政部次长陈诚会晤。郭沫若提交了关于推进抗战的意见，内容涉及民众战地工作、难民救济、国际宣传、战地产业内迁、组织民众、对敌宣传等方面。陈诚认为郭沫若的意见“多属切要”，转呈蒋介石“鉴核”，于次日电告蒋介石：“郭情绪热烈，爱国心长……当此全国对敌作战之际，可否由钧座约其赴京一谈，既可开示中央之真诚，亦可使有志者得有贡献之机会。”
1937年9月9日，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陈诚报告
与郭沫若谈话情形致蒋介石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38年1月，陈诚电请郭沫若速赴武汉，“有要事奉商”。郭沫若念及“八路军已经在汉口设立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都出来了，多年阔别，很想去看看他们”，故对此行充满期待。到武汉后，才得知陈诚奉命筹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想委任他为第三厅厅长，负责宣传工作。郭沫若对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能否自如有所疑虑，并与周恩来等商议。而此时蒋介石已提议由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建议他“不妨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在必要上我们也还须得争取些有利的条件”，言下之意，如果能在政治部争得自主的空间、贯彻中共的主张，接受此职也未始不可。
2月17日，周恩来函告郭沫若：“我已在原则上决定干，惟须将政治工作纲领起草好呈蒋批定后，始能就职”；并希望郭沫若能采取同种立场。不久，郭沫若依议向陈诚提出了关于工作计划、人事、经费等三项工作条件，陈诚均允予满足，郭沫若遂同意就职。4月1日，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郭沫若正式就职，并迅速地投入到了抗战宣传工作中去。在周恩来的领导和郭沫若的主持下，第三厅一时聚集了胡愈之、田汉、阳翰笙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成为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典型例证。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11月19日 总第3757期 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