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14日，延安洛杉矶托儿所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由各国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身穿制服、头戴军帽的50多名“小八路”用精彩的表演欢迎这些不同肤色、语言各异的记者。孩子们个个精神饱满、昂首挺胸，神气十足地唱着充满斗志的抗日歌谣，活像久经考验的老兵，赢得了各国记者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这群自信活泼的孩子给各国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路透社记者武道在报道中由衷感慨道：“这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又伟大的人，他们又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一代新人。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的新人，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抗战时期，延安创建了多所托儿所、保育院来收容抗日将士子女、烈士遗孤及战区难童，以解决军民投身抗战的后顾之忧。
边区第一保育院：“好好的保育儿童”
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第一保育院大门
1938年10月2日，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宣告成立，孩子们唱着抗日救亡歌曲欢迎朱德、项英等领导人和延安各机关代表的光临。当天下午晴空万里，暖意融融，似乎孕育着战时儿童的新生。
3个月前，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在延安成立，宋庆龄、邓颖超等任该会名誉理事，边区第一保育院是该会的下属机构，建成以后得到了很多领导人的关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到保育院看望孩子们。毛泽东题写的“好好的保育儿童”被镌刻在该院石窑外的墙壁上方，成为全体教职员铭记于心的座右铭。
边区第一保育院分为小学部和幼儿班，小学部的文化课教育与当时社会上一般的学校有所区别，更注重将课堂教育和实际生活相结合。当时，因为物资匮乏，教材都是老师们自己动手编写的，国语课本内容多选取与抗战事业或劳动英雄有关的故事。原保育生刘柄星77岁时还记得当年老师将国土面积比作一片秋海棠叶，“秋海棠叶特别漂亮，现在日本鬼子侵犯咱们，他们就像一个恶蚕，要‘蚕食’咱们国家，咱们一定要起来坚决和日本鬼子斗争，把他赶出去”。上算术课时，老师们就把该院经费情形当作教材，让孩子们计算。保育生王得胜在日记中写道：“合作社的水果八百元一斤，五百元不知道买多少，我问萧先生，他不给我说，叫我们自己去算。”最终，孩子们经过一番探讨，解决了这个问题。
保育院的生活教育很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劳动观念，让他们从小就学会自己做力所能及的事。小学部的孩子除了自己扫地铺床、打水盛饭外，还要参与小农场里各种蔬菜的种植、露天戏台的修筑、冬藏菜坑与垃圾坑的挖掘等劳动。空闲时，孩子们还会去附近的村庄参加消灭害虫或教农户识字等活动。11岁的保育生齐小慧曾在推广识字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收获：“去到老百姓家里，可不要一去就谈识字，要先和他谈他生活好不好？养多少头牛？种多少亩地？见他有事就帮他做事，再问会不会认钞票等等。循序渐进，引导群众的识字兴趣。”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早早就树立起了服务社会的意识。
洛杉矶托儿所：“在全中国看见的最好的一座”
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1943年工作报告（部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40年3月，中央托儿所在延安兰家坪创办，最开始这里只有6孔窑洞，首批入住的只有毛娇娇、罗小金、谢定定等7位小朋友，后来刘太行、邓林、左太北等小朋友也陆续来到了这里。1942年，宋庆龄从洛杉矶为孩子们募捐到了一批药品及玩具等物资，为了感谢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对该院保育工作的支持，中央托儿所因此更名为“洛杉矶托儿所”。此时，托儿所已有窑洞20多间，孩子也增加到30多人。
洛杉矶托儿所里的这些孩子，有的是从寄养的“老乡”家中接出来的，有的是从新疆的监狱中被救出来，还有的是从战场上逃出来的。他们的父母有的已经牺牲，从此天人永隔；有的在党政军机构中担任着重要职务，工作繁忙，无暇照顾；还有的正在前线作战，连见一面都成奢望。不少孩子在进托儿所前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患有头癣、疥疮、肠胃炎等疾病；进托儿所后又因人员密集，容易感染流感、百日咳、赤痢霍乱、麻疹、白喉等疾病，要想看护好他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父母都在前线的保育生杨小平，1岁多被送到托儿所时体重仅有9斤，经常腹泻，又得了百日咳和肺炎，病得差点休克，保育员赵凤钦立马将他抱去医院救治，从早到晚守着他细心照顾，病愈后，杨小平逐渐变成一个爱笑爱玩、阳光强壮的孩子。还有保育生赵战生，从1940年出生后就一直营养不良，并患有软骨病，继而又得了百日咳、麻疹，病得奄奄一息，被送到托儿所后，经过悉心的治疗和调养恢复了健康，1944年中外记者团来托儿所访问时，他已是合唱团的小指挥之一。在洛杉矶托儿所教职员们的精心照顾和全力守护下，这里的孩子们都逐渐健康活泼地成长起来。
战争年代的延安物资稀缺，但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黄土高坡上那片环境简陋但整洁干净的窑洞内外，到处回荡着他们天真无邪的欢声笑语。正如1946年3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派华外科专家艾乐思博士考察完该所后在《记延安洛杉矶托儿所》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虽然这个托儿所是在一种简朴的条件下工作着，但这是我在全中国看见的最好的一座。”
边区第二保育院：“马背上的摇篮”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在战火随时可能蔓延至延安的紧急情况下，党中央决定让所有非战斗单位一律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去，第一批撤离名单中就包含了边区第二保育院。这所成立于1945年6月1日的保育院，各项工作刚步入正轨就接到上级的撤离命令，立即开始着手准备紧张的转移工作。
11月11日、12日，边区第二保育院全体工作人员分两批带着全院136名2岁至7岁的孩子和近百头骡马出发了，这支近200人的队伍在依依不舍中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在撤离途中，他们要躲避国民党飞机的扫射、轰炸，防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还要与各种可能突发的危急情况作斗争；要渡过黄河和汾河，通过同蒲线的封锁，还要翻过终年积雪的绵山，这支队伍会遭遇的各种艰难险阻可想而知。当然，其中最困难的还是如何带着100多名7岁以下的孩子安全行军。
当时，在转移的队伍里，保育院的老师们在每头骡马的背上都安了两张小驮床，孩子就一左一右躺在里面，盖着暖和的被子。每个保育员负责4个孩子，遭遇敌机轰炸时，她们要将孩子抱往安全处躲藏，有时候来不及转移，她们就扑到孩子身上用自己的身体作掩护。危险还是不时降临，1947年春节刚过，这支队伍行进到晋绥解放区李家湾村边时，突然传来了敌机的嗡嗡声，训练有素的保育员们立即抱起孩子隐蔽。这时一辆马车受到惊吓，狂奔后翻车，保育员田喜英不顾敌机的扫射，冲过去救出了驮床内的孩子小汉元。2月的一个深夜里，这支队伍在通过浮桥过汾河时，一头驴意外掉进了河里，两个孩子不幸被冲走，警卫员全超3次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搭救，最终用尽全力救回了孩子。成功穿过同蒲线后，这支队伍开始攀爬一座陡峭的大山，山路一侧是万丈深渊，半夜里一头骡子突然踏空，牵骡子的民工用力拽住缰绳，采购员于启山死死拉住骡尾，两人置自身的安危于度外，硬生生地将这头加上孩子、行李和驮架有几百斤重的骡子拽回了山道，最终化险为夷。
1947年2月中旬，边区第二保育院的这支队伍在历经千难万险之后，成功把136名孩子安全转移到了太行解放区。在这次大转移的过程中，她们做到了“一个没有丢、一个没有死、一个没有伤”，这支革命队伍被誉为“马背上的摇篮”，其所创造的奇迹不亚于打了一场大胜仗。
1949年9月，边区第二保育院迁入北平。同年，边区第一保育院和洛杉矶托儿所也分别迁往西安建国路信义巷和北平万寿寺，来自延安保育机构的孩子们终于过上了安定的生活。一代代的新中国儿童也自此远离了战争的硝烟，在和平的环境中幸福茁壮地成长。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12月17日 总第3769期 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