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
1921年夏，梁漱溟应山东省教育厅之约来济南作演讲，演讲题目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当时激烈的反传统文化潮流中独树一帜，竭力提倡儒家文化的真精神。梁漱溟在演讲中说到，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应该在保持自信的前提下，有选择性地进行学习，否定全盘西化。长达40天的演讲，座无虚席、反响强烈，其演讲内容也成为同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演讲一开始，梁漱溟就亮出自己不喜欢讲门面话、不喜欢随便应酬、更不喜欢浮夸的做事态度。在现场，他向大家讲了一个故事。1920年，北京大学快要放暑假的时候，蔡元培校长及其他几位教授奉派赴欧美考察教育，北大教职工为他们举办了欢送会，梁漱溟也在其列。有几位老师当场进行了演说，大致意思都是希望蔡元培等人能将中国的文化带到欧美，并将欧美的文化带回中国。梁漱溟听后，便直言发问：“你们方才对于蔡先生和别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认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问，而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呢？”这句话把大家问住了，一时间没有人回答。散会后，陶孟和与胡适笑着对梁漱溟说：“你提出的问题很好，但是天气很热，大家不好用思想。”
这件事也表现出梁漱溟求实较真的性格，欢送会免不了要说一些客套话，以显示欢送者的心意。大家提到将中国文化带到欧美，也都是泛泛而谈。而梁漱溟偏偏不愿意把学术看成是一种应酬，“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这是一个需要深层次研究的问题，与欢送会上的轻松氛围显然不合。但梁漱溟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他根本不愿意从这方面去想。正如他在书中所说：“我举此例就是证明大家喜欢说好听、门面、虚伪的话。如果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又何必去说他（它）呢！如将中国文化当做单单是空空洞洞的名词儿毫无意义，那么，他们所说的完全是虚伪，完全是应酬！非常无味，非常要不得！”
梁漱溟对自己认真的个性非常清楚，也明白这份认真所带给自己的收获。他曾多次进行总结，其中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自序里写道：“我这个人本来很笨，很呆，对于事情总爱靠实，总好认真，就从这样沾滞的脾气而有这篇东西出来。我自从会用心思的年龄起，就爱寻找一条准道理，最怕听无可无不可这句话，所以对于事事都自己有一点主见，而自己的生活行事都牢牢的把定着一条线去走。因为这样，我虽不讲学问，却是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被我收来，加过一番心思，成了自己的思想。自己愈认真，从外面收来的东西就愈多，思想就一步一步的变，愈收愈多，愈多愈变，不能自休，就成今日这样子。”
梁漱溟手迹
正是靠着这种认真的劲头，只有中学文凭的梁漱溟在23岁的时候被蔡元培破格聘请到北大任教，教授印度哲学概论等课程；其所撰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被军事教育家蒋百里誉为“震古烁今之著作”，梁漱溟也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倡导中国文化最有力的学者之一。正如哲学家贺麟先生所评：“在当时大家热烈批评中西文化的大潮流中，比较有系统，有独到的见解，自成一家言，代表儒家，代表东方文化说话的，要推梁漱溟先生在1921年所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凡事都认真简单，绝不把自己的时间放在无谓的应酬上，他独特的个性与见识也曾引发许多人的困惑。翻译家戴子钦曾在《万象》杂志记载过一件事：1940年5月的某天，日本飞机飞到河北定县上空，空袭警报响起，大家匆忙躲避。然而，梁漱溟在警报响起后，却根本不把它当回事，反而从房内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学校广场上看书。这样出生入死的险境，在梁漱溟看来似乎不值一提。大家都很佩服梁漱溟的定力，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的疑问。戴子钦就很想问问梁漱溟“在警报中身穿礼服坐在广场里看书的玄理”，但他突然想起梁漱溟在胡家祠堂作客时，平教会的一些年轻人开座谈会欢迎他，曹日昌带头向他提了许多问题。而梁漱溟全程都是正襟危坐，一声不吭，直到问题都提完了，才简单回答一句：“这些问题，在我的《乡村建设理论》里都有答案。”想到梁漱溟这种性格，戴子钦就不敢贸然发问了。因为他觉得自己没读过梁漱溟的著作，自省没有资格谈这类问题，也使得这个疑问在他的头脑中盘旋了数十年。
晚年的梁漱溟早已是世界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但在1987年中国现代哲学史首届全国学术讨论会上，94岁的他却这样总结自己：“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此话一出，参会众人都很惊讶。梁漱溟又说：“小时候读书，就喜欢思考些问题，想出家当和尚。当时，别人告诉我说，你所思所谈的是哲学，我说这就是哲学啊？你说是哲学，那么就算是哲学吧。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
他随后又将演讲主题引到了自己一生最关心的大事上：“我不喜欢哲学，我喜欢从事的是救国运动。当时，中国被日本侵占，割地赔款，所以救国是第一大问题。我不注重一身一家的事情，注重的是救国。我一生的实践，都是搞事功，主要是乡村运动。在广东，建议搞乡村建设讲习所；在河南，搞村治学院；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研究院。我自始至终投身于乡村，不尚空谈，注重实干。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是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这就是我当时所努力、所追求、所工作的目标。我未曾料到，像我这样搞事功的人，却被人家看成是什么学者，说我是个什么哲学家，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搞了一辈子哲学。”
在梁漱溟看来，哲学大师等称谓都是别人封的，他自己并不在乎这些，他更看重的是爱国救国，是实事求是，说真话，办实事，求真理。所以，他在演讲的最后说道：“我一生贯彻的是实事求是，不说空话的原则。乡村虽苦，我这个出生于官宦人家，生长在大城市的人，还是在乡下和农民一起吃苦。吃苦干什么？就是为了实现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个目标，要让农民不守旧，在生产生活上都走新的路子——科学技术的路子。一句话，我一生投身乡村，实事求是。”
如果说哲学或者文化最根本的内容即为“真理”，那么，梁漱溟的本性之“真”也是他功业和学问成就的根本源泉。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这样评价梁漱溟：“他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我认为，在当今人类遇到这么多前人所没有遇到的问题的时刻，正需要有更多的这种人，而又实在不可多得。”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1月7日 总第3778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