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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戚相关,临难不却之忠者”

——张謇与吴寄尘的莫逆之交

作者:特邀撰稿人 朱 江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2-02-11 星期五

    张謇的商业帝国在十几年间迅速发展壮大,离不开其背后积极勤劳、患难与共的团队,吴寄尘便是团队中的核心人物。吴寄尘,名兆曾,早年字缙云,中年改字寄尘,籍贯江苏镇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族企业家。他于1912年开始担任大生驻沪事务所所长,直至1935年去世。吴寄尘是张謇的得力干将,也是他的忘年之交,两人年龄虽差距甚大,但相交易得,知己难求,他们共谋大生企业的发展,肝胆相照、亲密合作,谱写出一段友谊佳话。

    卓尔不群 慧眼识珠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江苏通海地区的土布(沙布)在东三省销路不畅。土布是通海地区重要的外销商品,其销量关系到棉花种植、棉纱生产、土布纺织等产业的发展,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此时,在上海协助其兄吴季农营商的吴寄尘,认为其中必有原因,在《丹徒吴寄尘上通州商会张叔俨先生书(为请派东三省调查事)》里写道:“风闻近有外人仿织土布,由大连湾进口,分运兜售。我布税重费多,难与争利。”吴寄尘认为,关于当前是否存在外人倾销、土布是否适合市场以及如何纾解困境等问题“皆未经调查不能道其确实”,且“外人既能仿制,边城远处,难保不有华商串同,冒我土布各牌兜售”。吴寄尘建议通州商会派出“学识兼到,商情练达之员”到营口、奉天、辽阳、锦州等地切实调查,“条列原因,共筹除弊改良维持之策”。“处商战之世,智虑稍疏即落人后”,这是初入棉纱业的吴寄尘交出的第一份答卷,条分缕析,有理有据。

上海银行南通分行

    如果说关于调查东三省土布情况的建议,体现出吴寄尘对时局敏锐的反应力,那么他在粤路股东共济会中的表现,则充分展示出他优秀的组织和社交能力。粤汉铁路于甲午战争后筹建,几经曲折。1905年11月,两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召开粤汉铁路筹办会议,议定粤、湘、鄂三省“各筹各款,各修各路”。1906年2月,清政府允诺粤路依法发归商办。5月,商办广东粤汉铁路公司成立,当时的粤路公司股金基本来自广东省内各善堂、旅港粤商和旅沪粤商。1908年12月,上海粤路股东成立粤路股东共济会,目的“为粤路股东保存利益,取同舟共济之意。以激励公司恢复股价,保全成本,振作前途为宗旨”。当月20日,粤路股东共济会500余人在上海张园集会,研究二期股银截收问题,吴寄尘被众人推举为临时议长,负责处理共济会相关事务;后又被推举为代表,赴广东粤路公司董事局交涉,其“所草请愿书,文理密察,为时传诵”。

    1909年3月19日,吴寄尘与董事局议定,“各善堂、行商各举查账员,凭票复选正四人,副六人,稽查一切款目”。粤路公司总理梁诚辞职后,在选举新总理的问题上,吴寄尘也是作为上海方面的代表,参与协商。粤路上海股东,除粤籍外,还有其他省籍人员,协调起来难度非常大,吴寄尘能得到大家的一致信任,足见其能力不凡。

    1912年,时任大生驻沪事务所(以下简称“沪所”)所长林兰荪病重。此时,大生企业正进入空前发展的阶段,沪所作为大生企业在上海的窗口,担负着与社会各界的联络、沟通工作,事务繁多,急需统筹之人。此外,沪所所长既要具备对资本市场敏锐的反应能力,同时还要作为张謇的代理人,妥善处理大生企业的各项应酬、会务,责任重大。林兰荪举贤不避亲,向张謇推举了自己的外甥吴寄尘,吴寄尘的才能,也得到实业家刘厚生的赏识。刘厚生是张謇的挚友,张謇之子张孝若如是评述刘厚生与张謇的关系:“刘先生才识优长,品格最高洁,我父遇到大事,或疑难之事,得其一言,无不立决。民国后我父凡到政治舞台,彼必偕出相助,极讲骨气,有远识,是我父生平最爱重的一人。”刘厚生极力向张謇推荐吴寄尘,“厚生以先生才略,时时诵于南通张啬翁。”1912年3月,吴寄尘正式接替林兰荪,担任沪所所长这一要职。事实证明,张謇重用吴寄尘是明智之举,后者也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身体力行回报了张謇的知遇之恩。

    同舟共济 患难与共

    大生企业虽多集中于南通,但资金往来、物料采购、人才聘用、信息采集等业务都是在上海开展。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是大生企业极为倚重之所在。在与大生企业合作的金融机构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占据重要一席。在张謇领导下的大生企业,与上海银行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堪称银企合作的典范。吴寄尘作为沪所所长,代表大生企业在上海金融界中不断斡旋、奔走,为建立大生企业与上海银行的“深厚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8年5月,江苏省盐垦讨论会在南京举行,审查委员会全体人员合影(左八为吴寄尘)。 南通市档案馆藏 

    1915年4月17日,庄得之、陈光甫、王晓籁、李馥荪等金融界名流在上海宁波路8号召开股东会,会议决定成立上海银行,庄得之被推举为总董事,陈光甫为办事董事兼总经理。1915年6月2日,上海银行正式开业。据陈光甫回忆,上海银行发起之初,原定股本10万元,而实收只有8万余千元。正当他们陷入焦灼之际,大生企业对上海银行伸出了援助之手。据吴寄尘的侄子吴又春回忆:“上海银行创办时资金周转是比较困难的,大生不仅在投资方面帮助过,而且常在往来户上存款维持,所以后来大生碰到资金周转困难时,上海银行也予以帮助。”由此奠定了大生企业与上海银行牢固的合作关系。1916年,上海银行在南通设立办事处,经营厂家押款,后改为上海银行南通分行,大生企业作为上海银行的支持对象,从中获益良多。

    到1916年2月,上海银行的股本已达20万元;919年,该行续收资本时,大生企业又追加股本15万元。这项投资,源于吴寄尘在1918年5月23日召开的大生一厂股东常会上的建议:“适值商业银行去岁在通营业甚多,本拟设分行在通,故迎合其意附股。昨议分厂提银五万两,正厂在保险项下提银十万两,为商业股本。在两厂受金融活动之益,于秋市购花尤有关系。”1919年5月,张謇、吴寄尘等当选为上海银行董事;1922年7月,吴寄尘又被推举为副董事长,代表大生企业参与上海银行的事务;1923年,大生企业将所持股份进行转让,同年5月,张謇辞去董事;1924年,吴寄尘也辞任副董事长一职。尽管大生企业退出了对上海银行的投资,但双方的管理层始终保持良好的关系,特别是大生企业陷入困境后,上海银行依旧鼎力支持,是大生企业重要的投资者,这与吴寄尘从中的沟通密不可分。

    吴寄尘接任沪所所长后,历经大生企业的辉煌与磨难,他为大生企业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在吴寄尘的主持下,大生企业在上海九江路22号建成南通大厦,这标志着大生企业的发展到达顶峰,该楼至今仍屹立在九江路与河南中路的交汇处,是上海著名的历史建筑。

    1921年,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华成5家盐垦公司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应邀赴通泰地区考察,吴寄尘全程陪同,张嘉璈及其背后的上海金融界“以南通提倡实业,辛苦艰难,社会有维持之责”,愿意伸出援手,吴寄尘又在其中不断奔走推介,最终成功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企业债票——通泰盐垦五公司银团债票。该债票缓解了5家盐垦公司的经济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北盐垦事业的发展。

    在大生企业最困难的时期,吴寄尘与张謇同舟共济,二人迎难而上,在绝境中突围。据《大生资本集团史》(初稿):“1922年后盐务、纺织先后失利,大生本身陷入债海,大生沪事务所每日除为纺系四个厂调度银根外,还要为大生资本集团所属数十家单位调度银根,每晚几十个单位的收付划抵的细账,都要汇报给主任吴寄尘听,每到午夜后,才能决定次日筹码的安排,事务之烦责任之重,形成了大生资本集团的神经中枢。举个例来说,当时专司调汇账目的职员潘华封,任职才十多年,就因日夜疲?于账目数字,发了神经,足见大生沪事务所业务的紧张与繁复。”1923年底,张謇在写给儿子张孝若的信中感慨万千:“今于友辈中察得真有休戚相关,临难不却之忠者,吴寄尘、张作三、江知源、章静轩数人耳。”1935年8月22日,吴寄尘病逝,黄炎培在为其所作的挽联中也赞曰:“南通事业,海上周旋,论公私关系如麻,长日劳劳。”

    通家之谊 尽心尽力

    吴寄尘既是张謇的下属,也是他的幕僚,两人在长久的合作中,又结为亲密朋友。张謇的夫人吴道愔曾在请吴寄尘协助处理“遣出张佑祖”的信中有言:“先生为先夫啬公与怡儿所推重,有数十年通家之谊。”吴寄尘兢兢业业辅助大生企业,在南通市档案馆保存的吴寄尘记事本中,记录着他事无巨细地处理大生企业的各项事务,其中不乏张謇的行迹。据《季诚记事》(1913)载,张謇对吴寄尘信任有加,遇事总与吴寄尘商量。张謇寄给上海方面人士的信件,如徐积余、陈英士、虞洽卿、刘聚卿、许久香等,一般先寄到沪所吴寄尘处,再由沪所把信件分致各地。张孝若曾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中写道:“我父六十以后的经营实业,最得力而最共甘苦患难的,要算吴君兆曾。他本是读书人,所以能识大义,品行纯洁,心地长厚,也是我父生平很爱重的一个人。”此外,张謇也经常在信函中以“寄尘世兄”之称,忽略自己的长辈和上级身份,爱戴之意跃然纸上。

    张謇去世之后,张氏家族依旧非常信任吴寄尘,遇到重大家庭事件,也会请吴寄尘拿主意,或者出面调解。吴寄尘利用其声望和才能,为张家处理过一些棘手的事务,包括轰动一时的“余觉诉张孝若案”。

1913年,吴寄尘记事本中关于处理大生企业和张謇个人事宜的记录(部分) 南通市档案馆藏

    余觉的妻子沈寿是当时著名的刺绣大师,深得慈禧的赞赏。1914年,张謇在南通创办女红传习所,沈寿任所长兼教习,培养出许多刺绣人才。1921年,沈寿因病去世,在张家的安排下,她被葬于南通长江边的黄泥山麓。1928年,余觉向南通县法庭起诉张孝若,要求张孝若返还沈寿留存在南通的贵重财物。此案虽走上法律程序,但双方其实都有协商和解的意愿。原告余觉在法院开庭时竟然没有出庭,而张孝若也被劝说“先哲有言,刻木为吏誓不对。以堂堂公使,因此区区细故,对簿公庭,窃为孝兄不取也”。沈秉璜、张谦培等人居间调解,双方屡次商议,但几度濒临破局,“先后三月中间,决裂已五六次”。

    吴寄尘德高望重,为余觉和张孝若两方面信服。为此,沈秉璜、张谦培致信给吴寄尘,希望吴寄尘“鉴谅弟等愚诚,一以婆萨为怀,始终斡旋”。他们在信里也表达出对吴寄尘来苏的期待:“顷奉孝兄七日快邮,悉已谅解,甚慰。此间亦经说妥,与前讯无甚变更。一俟驾临,再行三面协商,愈为周密,即盼束装。”吴寄尘于同年端午节后前往苏州帮助调解此事,双方经多次拉锯,最后商定由吴寄尘作担保,大生企业先行垫付,张孝若分3次支付6000元给余觉。余觉承诺撤回对沈寿公葬案的上诉,而沈寿存在南通博物苑内的绣品等物件归博物苑永久保存,吴寄尘的出面也为这桩外界瞩目的纠纷画上了句号。

    吴寄尘不仅帮助张氏家族调解对外关系,也消弭过张家的一些内部矛盾。张謇曾在南通唐闸新育婴堂领养过2个男孩,分别为佑祖、襄祖,希望他们长大后可以帮助独子张孝若“发展事业,以分其劳”。可惜两人均不成器,张孝若与母亲吴道愔意欲遣出佑祖。但在遣出的条件上,两人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张孝若希望佑祖搬出濠南别业后,彼此断绝关系。吴道愔因为佑祖之妻是自己的侄女,不忍心永不往来,况且领养佑祖25年,痛心不已,希望尽可能地在物质上多给予佑祖一家补偿。张孝若认为其母对佑祖“容忍过分”,并提出“如佑一日不去,我不愿再回濠南”。

    僵局之下,吴寄尘又成为张家信赖的和事佬。他在张家母子之间反复协调,这从吴道愔给吴寄尘的信中即可略窥一斑:“前年在沪曾以遣出佑祖事,相托转知怡儿,翼能早日解决”“务祈代转怡儿即谋解决,若有未当处,即请酌情代为做主”。最终,在吴寄尘的劝解下,张孝若做出适当让步,承诺佑祖在经过他和母亲同意后,有回复之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襄祖本也在遣出之列,但在此期间,襄祖患病,吴道愔还请吴寄尘在沪所腾出一间屋子供襄祖居住,而在1933年遣出佑祖时,襄祖已经去世。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2月11日 总第3791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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