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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光环下的谍报奇才

——“龙潭三杰”之一胡底侧记

作者:特邀撰稿人 杨仲达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2-03-11 星期五

    1962年2月9日,李克农上将逝世。13日,首都各界2500多人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隆重的公祭大会。14日,《人民日报》刊出悼词,其中有一句是周恩来添加的:“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被誉为“龙潭三杰”,周恩来曾经多次讲过:“如果没有‘龙潭三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被改写。”

1929年,胡底在杭州留影。胡底后人供图

寻找胡底

    在“龙潭三杰”当中,应该说胡底的知名度最低,也显得最为神秘。胡底,原名胡百昌,1905年3月10日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一户工商业者兼地主家庭,参加革命后和家人失去联系,在漫长的时间里不知所终,亦长期不为世人所知。虽然胡底的四弟胡其昌多年来从未放弃寻找长兄,但他并不知道胡百昌在革命生涯中用了“胡底”的化名。

    胡其昌寻兄的转机出现在1977年。一次,他看到一篇署名为钱江的文章中讲到钱壮飞和李克农、胡底一起深入龙潭虎穴,保卫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往事。文中提到,胡底又名胡百昌,是安徽舒城人。这些信息引起了胡其昌的注意。于是,他给文章作者、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钱江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助了解其长兄胡百昌的情况,并帮助证明其革命烈士的身份。其实,早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前夕,胡底的名字就被载入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编印的《死难烈士英名录》中,但当时胡底的家人并不知情。

    钱江正是钱壮飞的儿子,他助推了胡其昌的寻兄之旅。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胡其昌、钱江的不断努力,1981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给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写了一封信,认为胡底“应追认为革命烈士”。12月8日,民政部向安徽省民政厅发出“(81)民优字第211号”文件,函中写道:“请你们通知舒城县民政局把胡底同志的名字编入《革命烈士英名录》,并将其已批准为革命烈士的情况告知其弟妹。”此后,一张印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诗句的烈属光荣证,挂进了胡家老宅堂屋。

    当时,胡其昌怀着激动的心情,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撰写了一部关于胡底的回忆录。胡底参加革命前后的履历这才接续上。2015年,胡底烈士纪念馆修建落成,全国各地的人们陆续前来悼念致敬。馆内展示的图文资料不断充实,那张烈属光荣证也被收藏进馆。珍贵档案和文物再现了胡底烈士深入虎穴、周旋敌侧的短暂而又传奇的一生。

    胡底烈士纪念馆位于胡底的故乡——现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洪宕村。如今,胡家老屋已不复存在,毕生寻找长兄的胡其昌老人也已过世,但是那部以小楷书写成的回忆录仍在,成为胡家的传家宝。

    胡底的侄孙胡双庆生于1981年,因为他出生那年胡底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所以其祖父胡其昌为他取名“双庆”。胡双庆深刻记忆着其祖父胡其昌曾讲过胡底和家人最后告别的情景。那大约是在1930年1月,胡底最后一次从外地回家过年。腊月二十四日,他正在火盆边烤火取暖,突然有人送来一张字条,他看后脸色剧变,马上将纸条扔到火盆里烧掉。当时,胡其昌一直陪在胡底身边,看他拼命地抽水烟,还给他递上烟丝,约莫五更,胡底迅速打点行装,与家人匆忙告别后离开……第二天上午,国民党县团来了一个班的人抓胡底,没有抓到便恼羞成怒,狠狠敲诈了胡底的父亲。胡底走后,其父就把他写给家里的信全都烧掉了。

    在距离干汊河镇不远的万佛湖镇范店村,居住着时年已98岁的胡底小妹胡莲昌。钱壮飞的孙子钱泓和李克农的外孙孙集量曾来看望胡莲昌,“龙潭三杰”的家人、后代于此聚首,盛况轰动一时。虽然钱泓和孙集量年事已高,但却亲切地叫胡莲昌奶奶,此情此景,令人感叹红色血脉延绵不息。

三杰聚首

    胡底有过在京、津、沪三座大城市的工作经历。1923年,胡底考入北京中国大学,这原是孙中山等人为培养民主革命人才而创办的学校,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校期间,胡底结识了李大钊等教授,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马列主义的熏陶,他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愿望,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经过同学吴鹿鸣的介绍,在北京安徽会馆,胡底和钱壮飞相识。钱、胡二人年龄相差10岁,却从此成为终生挚友。

    1925年,经钱壮飞妻弟张暹中介绍,胡底和钱壮飞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街头,胡底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为革命奔走,进行党的宣传工作。1926年,胡底大学毕业,此后就住在西城平安里钱壮飞家。也就是在这一年,钱壮飞、胡底和徐光华合办了一家电影公司,名为“光华电影公司”,当时拍摄了一部故事片名叫《燕山侠隐》。在这部电影的海报上,他们的名字赫然在列,其中“胡伊于”就是胡底,此名源自《诗经》中“伊于胡底”之句。遗憾的是,这部电影的拷贝至今没有找到,胡底在影片中的风采未能展示给世人。然而从那时开始,胡底的隐蔽战线工作就和文艺工作交织在一起。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北京城白色恐怖笼罩,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重创,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也受到反动政府的通缉。胡底当即改名胡马,字北风,而钱壮飞同时改名为南飞。这年冬天,“北风”和“南飞”一道离京赴沪,开始了他们风雨漂泊人生的第一次转移,他们的京华烟云就此消散。

    胡底和钱壮飞之所以选择上海,是因为自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秘密迁回上海,他们是追随中共中央而去的。为了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当年11月,中央在上海成立政治保卫机构——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即中央特科。

    1928年春天,胡底与钱壮飞仍在上海各自漂泊以维持生活。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电影业的第一个发展时期,而上海又是中国电影的一块沃土。胡底重操旧业,应聘到上海江湾昆仑电影制片厂任演员,出演了《盘丝洞》《昆仑大盗》等武侠电影。他身材高大伟岸,面容俊朗,演技高超,故而被人誉为“东方范朋克”——道格拉斯·范朋克是当时美国好莱坞红极一时的动作明星,是第一位在电影中扮演蒙面侠佐罗的演员。把胡底比作范朋克,可见胡底在当时上海影坛的影响不一般。可惜的是,和在北京出演的电影一样,他在上海出演的电影至今依然未能寻到拷贝。

    在胡底成为电影明星的同时,钱壮飞未再涉猎电影,而是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谋到一份工作,至这年冬天,国民党中央党部头子陈立夫的亲信徐恩曾就任该局局长,他发现钱壮飞精明能干,又与他是湖州同乡,遂命钱壮飞担任其秘书。

    这个时候,胡底与钱壮飞终于与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他们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过组织生活。此时,李克农化名李泽田,在中共沪中区委会任宣传委员。一天,他在一家电影公司摄影棚内巧遇安徽同乡、旧识胡底。

    胡底很自然地把老友李克农介绍给钱壮飞认识。日后被誉为“龙潭三杰”的三位红色特工终于聚首。钱壮飞告诉李克农,他所在的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正在扩充人员。李克农闻讯,随即将此情况通过中共江苏省委报告给中共中央,并且提出和钱壮飞、胡底在国民党特务机构里建立共产党特别小组的建议,中共中央同意了此建议。李克农遂于1929年12月间考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被任命为广播新闻编辑。不久,胡底也进入该局工作。就这样,三位直属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组成中共特别小组,进入敌人的特务机关潜伏下来。三位年轻人甫一联手,所做的就是入龙潭出虎穴的工作。

英雄千古

    胡底与李克农、钱壮飞在上海聚首的时间不算长,1929年,徐恩曾调任南京,钱壮飞以其机要秘书名义随行。此后他们三人在南京、天津建立起一套以通讯社为掩护的情报机构,钱壮飞担任国民党在南京的情报机构“长江通讯社”和“民智通讯社”的负责人。

    1930年下半年,胡底离开上海被派往天津。胡底到津之后,在日租界秋山街5号一幢四层楼里开办“长城通讯社”,出任社长。在津期间,胡底以此身份出入各种场所,利用牌局拉关系刺探情报,寄往南京“长江通讯社”总部。他佯装为国民党搜集情报,而真正有价值的情报都传给了仍在上海的李克农。当时,“三杰”遥相呼应,虽不在一地工作,却依然是一个紧密的党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重大问题由党小组讨论决定,分头执行。南京、天津方面每有紧急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立即报告在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他们三人深入龙潭虎穴,为我党提供了国民党大量核心机密。这其中,就包括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围剿”的作战计划,为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第二次反“围剿”红军大获全胜作出了贡献。

    1931年4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当天即行叛变,并提出与蒋介石面谈的要求。25日晚,顾顺章被秘密送上一艘货轮,连夜押送南京。人还未到,审讯他的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等人邀功心切,当晚就给徐恩曾等人发出加急电报。钱壮飞接连收到6封从武汉发来的特急绝密电报,上面写着“徐恩曾亲译”。因为早已掌握徐恩曾的密电码,钱壮飞迅速译出了电报,得知顾顺章叛变,大吃一惊。

    事态如此严重,必须做出紧急处理,否则中共中央地下组织将受到毁灭性打击。钱壮飞立即派当时担任京沪间交通员的其女婿刘杞夫连夜乘坐特快列车抵达上海,把情报送交李克农并转报党中央。而后,稍作安顿,他也离开南京前往上海。李克农接到情报,立即报告中共江苏省委,并通过紧急联络站找到陈赓,要其赶快报告中共中央。与此同时,李克农用暗语给远在天津的胡底发了一份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克”指李克农;“潮”则指钱壮飞,因他又名钱潮;“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胡底接到电报,立即离开天津,再度抵达上海。

    1931年4月28日清晨,大批军警和特务冲进上海几十处中共秘密机关,却都扑了个空,此时周恩来等人在陈云的协助下已经顺利完成转移,中共中央因此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当时幸免于难的很多同志都是党内的骨干人物,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等人都在其中,如果这些人当时被捕,我党的历史无疑将被改写,“龙潭三杰”的确功莫大焉!

    1931年8月后,胡底、钱壮飞和李克农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抵达中央苏区,开始了新的工作。

    胡底从事政治保卫工作,同时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俱乐部主任,承担了大量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他还在蓝衫剧团(后更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进行文艺教学。在苏区的3年多时间里,他和李克农、钱壮飞,以及广大红军将士一起,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尤其是他创作并参与编、导、演了许多脍炙人口、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话剧,如《松鼠》《为谁牺牲》等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胡底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侦察科科长,在长征途中,因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不满而被诬陷。1935年9月,在草地松岗地区(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松岗镇),张国焘下令将胡底杀害,他牺牲时年仅30岁。时间到了2018年,在英雄的牺牲地,修建了名为《北望》的胡底立像,他于云天之中遥望着当时党中央所在的北方……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3月11日 总第3803期 第二版

 
 
责任编辑:杨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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