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是农历甲申年，这一年，明朝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即景山）上的一棵歪脖子树，明朝自此而亡。300年后的1944年，又逢农历甲申年，从这一年的3月19日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连续4天刊载了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当时引发巨大社会反响。
《甲申三百年祭》全文约1.6万字，深刻揭示了明朝灭亡的原因在于明朝政治腐败以致失去民心，面对积弊缺乏变革的勇气。崇祯帝其人“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面对此种大厦将倾之势，崇祯帝做得最多的是减膳、撤乐、下《罪己诏》。此类举动，使崇祯帝看起来貌似有“贤明君王”的气度。而面对谋士提出的“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等救危良策，崇祯帝却没有进行触动利益刮骨疗毒的勇气，只是“放之已足”。而李自成入主北京，却发现皇库中“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十两，镌有永乐字”。明明有如此丰厚的家当，崇祯帝却对灾民的苦难置若罔闻，任由“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如此为政，怎能不人亡政息？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该文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剖析，让腐败的国民党当局如芒在背，觉得该文“影射当局”，于是，国民党报《中央日报》以及《商务日报》等迅速组织文章进行反驳，认为该文是在散布“失败主义”“战败思想”，直斥该文“特利用明之底历史事实在做材料而妄想以明朝映射国民政府”。
这篇让蒋介石统治集团恼羞成怒的文章，却让毛泽东大为赞赏，因为毛泽东在该文中看到了共产党人应该汲取的深刻教训。《甲申三百年祭》不仅揭露了明朝的腐败，同时也分析了李自成成功入主北京，却又在短短40余天后便归于失败的原因：创业初时能严格约束自身，入主北京后却骄傲懈怠，以致最终失败。李自成在起事时“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礼贤下士，而又能敢作敢为”。李自成军法也很严格，“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马腾入田苗者斩之”。正因如此，天下苦官兵久矣的灾民纷纷投奔李自成。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天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郭沫若感叹“这军事，真如有摧枯拉朽的急风暴雨的力量”。然而，更让郭沫若感慨的是短短40多天后，大顺政权就迅速覆灭。这个新生的农民政权刚激起一小片浪花，便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他认为李自成及其政权的大部分人员“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
在过分的胜利陶醉当中，也有一二位清醒的人，李岩便是其中一个。李自成部将“二十余人皆领兵在京，横行惨虐。惟制将军李岩、弘将军李牟兄弟二人，不喜声色。部下兵马三千，俱屯扎城外，只带家丁三四十名跟随，并不在外生事”。看到李自成过分地陶醉于胜利之中，李岩曾上疏谏李自成“四事”，提出取得政权后需要集中精力应对的几项重要事宜。在取得巨大胜利，大家沉浸于喜悦中时，李岩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严格要求自身，并对当局者大声疾呼，实属不易，然而结局是“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并不行”。一个人大声疾呼固然能惊醒保持着警醒的人，却喊不醒装睡的人。郭沫若写下《甲申三百年祭》，何尝不似当代李岩在对国民党当局大声疾呼，国民党听到了，只觉得刺耳与不满，共产党也听到了，却听出了保持初心使命的责任感和自我革命的紧迫感。
1944年4月18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部分）。
毛泽东显然是十分警醒的，他认为这篇文章对中国共产党有着极深的教育意义，随即指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将其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文件加以学习。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中谈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信郭沫若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郭沫若的信。
“彼之砒霜，我之蜜糖。”同样一篇文章，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其中看到了自身的问题，但在面对问题时，国民党是恼羞成怒，对郭沫若大加批判；共产党却能以之为镜，正衣冠，明初心，促行动。
1949年3月，中国革命胜利在即，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面对胜利的喜悦，毛泽东强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告诫全党要防止因胜利而骄傲，要警惕别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并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此次会议上，共产党人还向世人庄严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1953年，毛泽东在翻阅重印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时，有感于严肃党风党纪的重要性，提笔在决议上写下了七届二中全会作出的六项规定，即“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些掌、不以人名称地名、不把中国人和马恩列斯平列”，并再次强调“永远不要骄傲”。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经不起糖衣炮弹而腐化堕落的情况，全党迅速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查处了以刘青山、张子善为代表的一批贪腐人员。从将《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来学习到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从“进京赶考”决不当李自成到在全党开展“三反运动”，可以看出《甲申三百年祭》对中国共产党的启发和影响是巨大的。
现在，我们重温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更是为了牢记初心使命，不断砥砺前行。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央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3月18日 总第3806期 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