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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事补天憾者,其功实巨”

——张謇与慈善教育

作者:特邀撰稿人 朱 江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2-04-01 星期五

    张謇在南通所创慈善机构的运行过程中,秉持的一个核心理念是注重教养结合。1916年11月25日,他在南通盲哑学校开幕会的演说中,提到创设学校的目的在于“其始待人而教,其归能不待人而自养,故斯校始在教育之效,而终在收慈善之效”,希望通过教和养,逐步使得盲哑人能够自养。自觉推动慈善教育的创立与发展,是张謇慈善思想和实践的精华所在。

培养盲哑教师

    张謇少年时曾到南通南郊的狼山敬香,见到上百名乞丐。之后乞丐渐多,成百上千横于路上,攀舆牵衣,他深感影响地方形象。在对这些乞丐的情况进行认真考察后,张謇认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真穷而无告者”,即贫穷而无处述说的,也就是无依无靠;另一类则是“不穷而以为营业者”,把乞讨作为营生手段的。那些贫穷的人的确值得怜悯,至于职业乞丐,不啻诡薄无耻之人,这样的人多了,就是地方的羞愧。

    张謇从设计、建立残废院想到,盲哑人是残疾人中特殊的一类,“其罹天罚之酷,尤为人生之大憾”。盲哑人的缺陷,在于“目耳口耳,至目与口以外之官骸,固同为天赋;目与口以外官骸之知能,即同为天授。则待养于人者,只目与口,其为心思手足,则皆可教也”。

    1903年6月15日,正在日本考察的张謇参观京都盲哑院。他看到盲人学习字母、算术、按摩、音乐、历史和地理,“聋哑者,教习画、习裁缝、习绣、习手语、习体操”。张謇感慨“一哑生藤元画楚楚可观”,便出资购买了其中一幅山水画;又见一名盲人学生“能于小长方铜范中针刺字母,以一圆奖之”。最后,张謇与同行的另外两个人根据惯例,各捐助京都盲哑院十钱。

    京都盲哑院之行,让张謇产生“入其校者,使人油然生恺恻慈祥之感”,他感慨教育家能够以人事补天憾,其功实巨。张謇认识到盲哑学校的重要性,理应作为慈善教育的一个方面。但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国,不盲不哑之人民,尚且无法平等地拥有受教育的权利,何况是处于弱势的盲哑人?

    1907年春,张謇致信江苏按察使朱家宝,希望他能慷慨解囊,资助设立南通盲哑学校,但是没有结果。1911年8月10日早上,张謇坐“安平”船从天津至上海的途中,停泊在山东烟台。他派许德润与束劭直登岸,参观当地盲哑学校。1912年3月31日,张謇写下《感言之设计》,对于南通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等方面进行规划,其中提道:“盲哑学校须一万五千圆。”8月9日晚,张謇乘“大和”船从上海回南通,他在日记中写道:“规建医院、残废院、盲哑学校。”

    张謇兴办南通盲哑学校,秉持师资先行的原则。1912年,张謇在《筹设盲哑师范传习所之意旨》里提及,他阅读西方人编纂的人口调查册,统计数据为每1000人中就会有2人是盲哑人,以此推论,“中国四万万人中,不将有八十万之盲哑耶?”要给这么多的盲哑人提供教育,得需要多少教师?中国盲哑师资匮乏,是不是只能聘请来自西方的教师呢?问题是外国教师远道而来,除薪酬高外,也不是轻易能招聘到。外国教师来了,是不是一定适合学校的要求呢?况且各地的方言不同,客观上也影响教学的效果。盲哑教师与普通教师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就是“盖盲哑教师,苟无慈爱心与忍耐心者,皆不可任”。由此张謇决定先期举办盲哑师范传习所,在学员中挑选合格的人才,并提供实习的机会,来测试他们是否具备慈爱心与忍耐心,这样才不辜负那些可怜的盲哑人。

    1915年,盲哑师范传习所在南通博物苑内谦亭开办。张謇礼聘烟台启喑学馆教师毕庶沅、北京瞽叟通文馆教师崔文祥为传习所教师。学制一年,第一期招收师范生王秉衡、顾宏引、王振音等9人。至南通盲哑学校开办时,刚好这9位师范生毕业,成为盲哑学校教师,而且传习所的教师也被张謇留任。毕庶沅为学校主任兼哑科主任,崔文祥任盲科教员。1917年12月,毕庶沅辞职。1918年12月,崔文祥离开南通。

创办盲哑学校

南通盲哑学校校舍

    为了使盲哑之儿童,不至于贫则乞食,富则逸居,张謇由理想而计划,由计划而筹备,自无而有,左支右绌,从1914年开始兴工建筑校舍,到1916年11月25日南通盲哑学校开校,历时两年。当时,中国除外国传教士开设的少数几所盲哑学校外,还没有国人自办的。

    面对前来祝贺的来宾,张謇阐述了其理想和展望。他说,中国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难道单单就是盲哑人吗?贫困无助需要救济的难道只是盲哑人吗?如果盲哑人都能通过教育,获取一定的知识和技能,那么健康的人都是可塑之才。盲哑人都可以凭借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养活自己,不盲不哑的人,更没有理由坐等救济。如果人人都能通过受教育而自养,则人人都为社会事业提供帮助,这就超越了慈善教育的最低目的。张謇希望通过南通盲哑学校的设立作为示范,来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进而有益于社会,从而提升社会的文明水平。

南通盲哑学校的盲生正在学习

    南通盲哑学校位于狼山东北麓,与残废院在一个院落内,南半部为残废院,北半部为盲哑学校。盲哑学校的创立经费,除了由张謇和他的三哥张詧投入外,还得到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南通余西的瞿仰之捐助6000元,常阴沙的顾淑基病危时捐田100亩约值万元。因此,南通盲哑学校开幕时,尚剩余千余元捐助资金。张謇表示年内和来年春天,这笔钱勉强能够维持学校的运行,即使不够,他和张詧也会尽力筹措,但来日方长,还需要拜托各位关心。之后,张謇多次登报鬻字,部分所得用于南通盲哑学校。

    根据1917年1月26日《时报》刊登的一则南通盲哑学校招生广告,可以了解到,学校的宗旨在于“造就盲哑俾能自力谋生”,招生对象为10岁以上15岁以下,盲部学习凸字、科学、音乐和手工,哑部学习音学、语言、科学、农艺和手工。在王秉衡撰写的《南通私立盲哑学校概况》中,阐述了盲哑教育的目的是:“1.教盲的人识字、哑的人说话;供给他适应生活的知识。2.把分利的盲哑,养成一种技艺,做生利的国民。3.增进盲哑享受社会娱乐的幸福,以减少他单调乏味之生活的苦痛。”总而言之,通过教育让盲哑人成为独立、自力的国民。

    1921年,菲律宾华侨教育会和教育研究会,组织考察团到中国,先后在上海、杭州、南通、苏州、无锡、镇江、南京、天津、北京、太原等地考察教育。考察团记有详尽的日记,关于南通盲哑学校,有这样的记载:

    盲哑学校校舍宽厂,有盲生九,哑生十六。盲生于课余之暇,或从事音乐,或从事手工,自得其适。若不知有无目之苦者,教育有以陶镕之也。各生以针代笔,以指代目。教员先语一生,写“今日菲律宾教育参观团到此”,另呼一生读之,与所写者字字相符,可谓盲于目,不盲于指。

南通盲哑学校的哑生正在上课

    值得关注的是,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南通盲哑学校师生素食,用省下来的钱支援上海工人。同时,学校还“组织讲演团,至各处演说、劝捐”,共得“银圆二十八元、小银币二十四角、铜元三百七十六枚”,于7月寄到上海总工会。

    据《南通私立盲哑学校概况》记载,盲哑学校历届学生共68人,本省56人,外省12人,分别来自广东、安徽、河南、福建、浙江、山东和江西。南通盲哑学校自第一届至第五届,共毕业29人,其中盲7人,哑22人。部分毕业生去向:盲部有3人留校执教,1人任南京盲哑学校教员,1人在上海西门瞎子院教手工;哑部有1人留校教手工,2人充当吴县聋哑学校教员,1人任南京盲哑学校教员,3人供职商务印书馆,1人在南通新华皂厂服务,3人在店铺里做账,1人充当书记员,还有1人升学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在校学生,不仅能编织,还能做藤器,使得这些被当时社会视作“废人”的盲哑孩子,能自食其力。

设立贫民工场

南通贫民工场出品的部分器物

    1912年11月1日,北洋政府在北京召开临时工商会议,原定一个月的会期又延长了5天。根据与会代表提议,临时工商会议通过了《设立地方贫民工场案》。1913年5月29日,北洋政府工商部咨各省民政长,要求各地提倡设立贫民工场:“国民生计日蹙,由于无业者多,教养兼施,端资工厂。地方设立贫民工场一案,业经临时工商会议议决,自应实力提倡。”

    随后,张謇用担任两淮盐政总理所获薪酬,在南通、东台、仪征设立了三处贫民工场。张謇于1911年12月19日赴任两淮盐政总理,1912年11月24日卸任。张謇独子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里提道:“门份内极应拿的最少数的公费,依照从前总督兼盐政的规定,共总应有六万六千元,我父后来拿是拿了,可是拿来就办了南通、东台、仪征的三个贫民工场。哪晓得钱还是不够,我父自己再增助些,方才成立。”(1916年张謇致夏辅宜函中,提及为7万余元)这符合张謇的金钱观:“人单单寻钱聚财不算本事,要会用钱散财。”“一个人的钱,要从我的手内拿进来,再用出去,方才算我的钱。不然还是人家的钱,或者是箱匮里边的钱。”“有钱人的势焰,实在难受,所以我非有钱不可。但是那班有了钱的人是一毛不拔,做守财虏,我可是抱定有了钱,非全用掉不可。”张謇所说的用钱,主要是指用于慈善公益的捐赠。

    南通贫民工场设在西门外大码头,内设竹木、藤漆、皮革、织布、雕刻、缝纫等科目。据《二十年之南通》记载,贫民工场先收本地贫民子弟,然后及于外地,年龄在13岁至18岁之间,体格强壮,条件是家中赤贫,无力营生。贫民工场延聘工师,根据工徒的悟性和爱好,传授一门技艺。工徒能够独立制作器物,不需要师傅修补就能出品,经过场长考核会给予毕业证书。毕业后,工徒须在贫民工场义务劳动一年,才可以外出就业,或者被推荐到他处做工师。如果工徒愿意留在贫民工场工作,则会根据其技艺高低发给工资。

1914年1月27日,张謇致商笙伯的函。 南通市档案馆藏

    张謇非常关注贫民工场生产的器具质量、成本核算和市场接受度。1914年初,他在北京给南通贫民工场的负责人商笙伯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北京八旗贫民工厂生产的麻棉混织布,花色极佳,准备选购三五匹寄回南通备用。张謇认为这种布的价格比同档次的洋布便宜,南通贫民工场采用的话,可以节约成本。他还在信中描述,在北京见到外国木器的仿制品,坐垫中用乱棕或片棕充填,因为棕有弹性,感觉不错,尤其是乱棕,所以张謇希望商笙伯可以借鉴。贫民工场四周的隙地,可以种植棕榈,树秧可以向博物苑、农场、苗圃索取。1918年,张謇给郭礼徵、曹秉仁的信中,提及南通贫民工场生产的藤器和竹器,由于质量上乘,销路不错,需要继续保持原材料的质量以及合理的价格。他还希望郭礼徵、曹秉仁替其了解一下市场上各种藤料的批发价。

    随着南通贫民工场产品的逐渐精进,张謇写信给管家许泽初,吩咐他“通贫民厂所作木器极佳,拟不另买矣。汝来,为买小篦两把”。张謇的密友赵凤昌的儿子赵叔雍婚礼在即,张謇送上的礼物,就是在南通贫民工场定做的。在1916年11月23日致赵凤昌的信中,张謇不无欣慰地说:“南通贫民工场缂丝、藤竹二科,于美术殊能研究,成品亦颇精雅。兹特令合制挂屏、帐衔二种,用佐新房之饰。”张謇与赵凤昌交谊多年,能够选用贫民工场的出品作为赵叔雍的新婚贺礼,足见他对贫民工场的肯定。

    张謇设立贫民工场的最终目标,还是通过教养兼施,使贫民子弟掌握一门技艺,能够自立于社会。1916年,张謇多方致函,希望有人伸出援助之手,资助贫民工场。在致夏辅宜的信中,他写道,“下走不敢独为君子,而又不忘始事之初心,故为此请”,期待有能力的人士理解他创办贫民工场的初心,一同出力,只有这样,才能够“救场中垂绝之危,竟工徒将成之学,俾以后日渐进于自立。”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4月1日 总第3812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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