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中山公园南侧，矗立着一座烈士纪念碑，碑呈塔状，周围绿翠环绕，庄严肃穆；碑身镌刻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革命事业壮烈献身的天津十五烈士。1927年4月18日，江震寰、赵玉良、马增玉、王建文等15位革命志士以所谓“组织党部、宣传赤化、阴谋暴动”的罪名，被奉系军阀残忍杀害。
面对刽子手的枪口，年仅23岁的江震寰大义凛然，怒而不跪，他高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最终，江震寰身中3枪，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家庭熏陶 投身革命
江震寰于1904年出生在河北一个革命家庭，自幼受其父影响，他向往光明，立志投身于中国革命。江震寰的父亲江浩是中共顺直省委、天津及张家口地委主要创始人之一。江浩曾在日本留学，其间结识了孙中山，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十月革命爆发后，江浩深受鼓舞，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在李大钊的引领、介绍下，江浩加入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后成为早期中共党员。
江浩一生都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坚持英勇斗争，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曾称赞他“是一位松柏那样长青的革命元老”。江浩经常向家人宣传革命思想，鼓励他们阅读革命书籍、接受革命锻炼。在江浩的影响下，全家人都积极参与革命实践，被誉为大革命时期“光荣的革命之家”。
身为江浩独子，江震寰各方面受江浩的影响尤深。在滦县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他经常收到父亲寄来的进步书刊，大量阅读加深了他对革命的理解，也坚定了他投身革命的决心。1924年3月，江震寰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6月，江震寰由中共北方区委保送，进入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学员；9月，江震寰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在那里，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对国内政治形势有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这位视信仰如生命的共产主义战士，愈发坚定了自己的选择。1925年10月，江震寰奉调回国。他以扶轮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积极投身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等革命工作。
这期间，江震寰得以和家人团聚，他经常与其父和姐姐们一起分享在苏联的所见所闻，讨论在革命斗争中遇到的问题。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因为观点不同，辩论得面红耳赤，激烈的思想碰撞和丰富的革命实践让江震寰迅速地成长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深入群众 宣传工运
小刘庄位于天津河西区东部、海河之滨，是工人集中居住的地方。曾有人形容那里，“工房及分租房林立，有数千工人寓其间，瓦屋林比，俨然如一市镇”。回津之初，江震寰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经常到小刘庄的工厂宣传革命思想，同时积极发展、组织工人加入工会。
1925年冬天，在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中，江震寰始终坚持“俯下身子干革命”，斗志昂扬，无所畏惧。虽身为党员干部，又喝过“洋墨水”，但他和工人打起交道来，却没有一点儿隔阂。江震寰经常摸黑赶往纺织工人的居住区，利用早晚换班的机会进入工区，和贫苦群众促膝谈心，向他们传播革命的星星之火。生性开朗的江震寰，时刻保持革命乐观主义，遇到问题从不退缩。12月25日，有同志在纱厂附近被捕，“各报上均有关于赤化之造谣新闻”，面对这种不利情况，众人十分担忧，江震寰及时安慰大家，此事“其实亦为我们宣传”。在他看来，“纱厂工作，虽一时暂感困难，但实际还能照常进行”，没必要因此中断革命活动的开展。
江震寰头脑灵敏、思维活跃，开展工作很有招法。对于整体情况较好的团支部，如高工、女师等，他定期组织学习，进行政治讨论和工作分配；工作开展相对较弱的团支部，他则多用谈话和个别训练的方式，谈话内容多选取有关生活、生产等大家感兴趣且容易理解的话题。江震寰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对工作有自己独特的思考。1925年12月，团组织工作较上月有一定进步，但江震寰却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批评了这一进步，表示“这种发展不是由于支部，而是靠地委或C.P.（中共党员的英文缩写）同志的力量进展起来的”，并将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于“各同志不明白支部作用和意义”。面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他总是积极探索解决办法，因国内形势紧张，青年工人宣传活动不得不完全停止，江震寰时刻关注时局，稍有缓解，便立即向各厂派出演讲队，继续宣传工人运动。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天津地委员书记期间，江震寰凭借过硬的工作能力，很快建立起天津纺织工会、工人俱乐部和学校，并领导工人群众积极同资本家、工头、工贼开展斗争，勇敢捍卫自身的权利。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意识逐渐觉醒，加入到斗争队伍中；工会小组规模不断扩大，由“已有相当成绩者只铁路工人”，变成除铁路工人外，“纺织工人，有组织的有320人”，“油漆工人，有组织的有80人”。
深受工人同胞尊敬与喜爱的江震寰，也充分得到组织的认可。1925年冬天，团天津地委在给团中央的工作报告中，称赞江震寰开展的宣传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亦可多少破天津之沉闷空气”。
誓死不屈 慷慨捐生
1926年3月下旬，国民革命军在帝国主义和直鲁联军（北洋军阀张宗昌部）的联合进攻下，撤出天津，退往西北，革命形势急剧恶化。直隶督办褚玉璞为镇压革命，设立直鲁联军密探局，秘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11月23日，在褚玉璞的指示下，天津警察厅勾结英租界，逮捕了江震寰、赵玉良、马增玉、王建文等9名共产党人和6名国民党左派人士。
这一暴行，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向导》周报刊载文章，指出这一严重事件是“英国帝国主义致奉鲁军阀的见面礼之一”，揭露了“租界是摧残革命运动，助涨反动势力的根据地”。中共党组织想方设法对被捕同志展开营救，远在广州的江浩也立即筹款，并派王积衡同志火速回津，参加营救工作。临行前，江浩特别嘱咐王积衡:“不要偏重营救震寰一人，要顾及全案”，充分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无私情怀。王积衡抵津后，立即将筹款交到中共天津地委负责人于方舟手上，但由于此案关系重大，营救工作困难重重，于方舟等人只能先行打通监守人员，使得牢狱里外能够互通信息，然后再从长计议。
铁窗之内，尽管遭受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江震寰从未停止斗争。他对其他同志说道：“用坚强不懈的共同斗争，英勇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去换取世界劳苦大众的自由解放是无限的光荣。”以此鼓舞大家的斗志，激励大家顽强抵抗。江震寰始终心系党组织，为避免党组织遭受更大损失，他将自己在牢狱中的情况，机智地用针尖在香烟盒上扎成密码传递出去，并嘱咐狱外的同志要“注意保护自己，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
江震寰的身上，总有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让大家在绝望中看见希望，在黑暗中看见光明。当意识到自己将永远离开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时，他依然镇定从容，无所畏惧。江震寰给妻子留下一封诀别信，他在信中写道：“敌人虽然打得我们皮开肉绽，但是他们得不到任何东西，我们把坐牢看做是休息，牺牲就是个人革命的成功。”江震寰安慰妻子“大好头颅待价估……一朝伏待相当价，愿卿莫做无谓哭”；他给自己还没出生的孩子取名为“赤星”，他相信共产主义的火种必同繁星一般，照耀中华大地。信的最后，江震寰叮嘱妻子一定要“抚孤之承我志，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期”。字里行间，充满了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视死如归的奉献精神。
1927年4月18日，江震寰等15位革命志士被押赴刑场，英勇就义。斯人已逝，精神长存，江震寰等人誓死不屈、慷慨捐生的英雄事迹，如同沉沉黑夜里的星星之火，蔓延至海河两岸，激励着一代代革命党人矢志前行。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4月1日 总第3812期 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