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挹翠路上，有一座高约8米的石桥式砖木结构门楼静静地伫立着，它就是“东园”。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正式成立。从此，中国青年运动翻开了崭新的篇章。东园附近的团一大纪念雕塑，仿佛向人们静静地诉说着那段风雷激荡的岁月。
地方青年团的创建
1918年10月，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第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群众组织正式创建。
1919年5月4日，北京青年学生齐聚天安门广场，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随着斗争的不断发展，浪潮波及20多个省的150多个城市，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这场运动为中国青年提供了直接的斗争经验，并锻造了一批进步分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提供了组织和人员准备。
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影响下，特别是在第三国际的支持下，1919年11月，苏俄等14个国家共29名代表在德国柏林召开会议，成立了“青年共产国际”。
中国的五四运动受到了世界的关注，尤其是共产国际的关注。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等抵达中国，访问了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并与李大钊、陈独秀会晤。5月，陈独秀组建了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于8月成立了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
进步青年是革命运动的重要主力，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建过程中，就注意到从青年中培养和挑选预备党员的重要性。于是，他们决定“收罗左倾及有革命性质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遂在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立不久，便立即委派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最年轻的俞秀松负责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的组建工作。
1920年8月22日，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位于上海法租界的霞飞路（现淮海中路567弄）渔阳里6号这幢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内正式成立。该组织成员最初包括担任书记的俞秀松及李汉俊、陈望道、叶天底、施存统、袁振英、金家凤、沈玄庐。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起到了全国青年团发起组的作用。
很快，北京、天津、武昌、长沙等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纷纷成立。各地团组织积极参加了马列主义的传播工作，向广大青年工人、学生传播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并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介绍关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以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为建党起到了一定的思想上的准备作用。1921年3月，全国已有团员千余人。就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发起组紧锣密鼓地筹办召开全国团组织的代表大会时，俞秀松接到了莫斯科青年共产国际发来的邀请函，请他派代表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其后，由于各种原因，团组织的活动一时停顿，召开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之事就延迟了下来。
团一大会址选择的内情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共一大研究了各地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的问题，并决定了吸收优秀团员入党的办法。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使中国革命和青年运动迈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8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张太雷（张椿年）从苏俄回到上海。根据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建团的指示，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意见，由张太雷主持，开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整顿、恢复和发展工作。在当时制定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中写到青年团“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同时，为了加强领导，临时章程中还规定：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并选举正式中央机关之前，暂由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
团临时中央局的成立及其工作，团的临时章程的颁布，再加上中共一大前后广大党员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的推动，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起来。到1922年5月，成立团组织的地方已有17处之多，团员总数达5000多人，大多数是工人和学生。有些地区不具备建立共产党条件的，一般先建立青年团，然后再在团的基础上建立党组织。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力量不断增强，各类活动也趋于常态化、规范化。当时，因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迅速，迫切需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和巩固自己的组织。1922年2月22日，团临时中央局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理书记”的名义，发出准备于4月在上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团临时中央局说明了急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理由是“议决正式章程，组织正式中央机关，以联络统一全国S·Y运动”。3月6日，谭平山写信给临时团中央代理书记施存统，建议团一大“大会的地点，如能够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自由”。
很显然，团一大在广州召开是由其一系列历史因素所决定的。纵观当时的广州，受孙中山民主思想影响，革命形势发展较好，政治环境宽松，革命团体活动不受限。而上海却在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直接控制下，革命团体活动很容易被监视和破坏。中央审时度势，立即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延迟到5月在广州举行。
其实，团一大选择在广州召开也有节省会议经费的考量。因为，当年各地出席团一大的代表大多数也是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就是安排在广州举行的。当然，也与广东青年运动的迅猛发展有关。而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就曾长期居住在广州，指导着广东的革命与青年运动。
广州东园的见证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正式召开。
上海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九卷第六号中写道：“这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是由上海临时中央局召集的。”会议开幕当天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这也公开表明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据广州老人梁梅枝1984年回忆介绍：团一大是在东园里面一座竹棚举行的，竹棚面积约有30多平方米，平日里人们用来讲“古仔”（粤语，即故事）和乘凉。“竹棚前面是一块空地，东西两旁各有一座四角凉亭，西边还有一座名叫襟江的茶楼。团一大开幕式在竹棚举行，它被布置成一个主席台，主席台上挂着一个马克思画像”。
当时，全国共有15个地方的团组织派出代表25人出席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经中央档案馆等有关方面长期努力，曾确认了有文献记载的其中21人名单：蔡和森、邓仲澥（邓中夏）、张椿年（张太雷）、许白昊、方国昌（施存统）、俞秀松、易礼容、王振翼、陈子博、谭平山、莫耀明、李树彝、吕一鸣、王仲强、谭植棠、金家凤、张仲毅、张继武、张绍康、梁复燃、陈公博。直至苏联档案解禁，全部25名代表名单才公诸于世，后来补上的4人分别是：叶纫芳、李峙山、梁桂华、谢英伯。
除了参加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外，出席此次大会的还有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大会的代表和来宾，共有1500多人参加了开幕式。
团一大的第一项议程，是由张太雷在开幕仪式上致开幕词。张太雷在开幕词中号召与会者三呼“社会革命万岁”，并向1921年在湖南牺牲的团员黄爱和庞人铨致以哀悼。会上，张太雷提出了大会的标语：“帮助劳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
张太雷致辞之后，由陈独秀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及来宾、劳动大会代表和团一大代表等16人先后发表了演讲。其中，中共中央局领导人陈独秀在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两大精神》的讲演，即“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达林也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演说。开幕式从下午1时一直开到5时多，最后在欢呼声中结束。据会议记录载：“演说者共十六人，多鼓吹社会革命，真是慷慨激昂，使人奋发。直至五时余，始三呼社会革命万岁而闭会。”可见当时会议的热烈程度。
团一大会议共召开了6天，在东园的竹棚里举行了8次会议。连日听取了施存统作的临时中央局和上海团的情况报告，以及各地代表谭平山（广东）、邓中夏（北京）、易礼容（长沙）、莫耀明（南京）等人所作的本地团的情况报告，并且讨论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等6个决议案。其中，《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是由陈独秀亲自起草的。党的中央局书记起草团的文件，这说明共青团自成立起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
团一大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第一次以文献形式表达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基本精神和建立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意向。大会规定团的性质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奋斗目标是“要建设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大会一致同意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青年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5月10日晚上，大会以无记名投票、过半数当选的原则选出了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高尚德（高君宇）、方国昌（施存统）、张椿年（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等5人组成，其中，方国昌（施存统）被推选为书记。大会最后在三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万岁”声中结束。从此，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团内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使之真正成为纲领明确的全国性的青年组织，标志着中国青年运动开始有了自己真正统一的核心。从这以后，作为党团结教育青年的核心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带动广大青年，参加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
团一大以后，各地团组织迅速传达了团一大精神，加强了与团中央的紧密联系，并对地方团组织进行了规范和整顿。青年团组织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5月6日 总第3827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