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健是我国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南京云锦传统织造技艺非遗传承人。1982年，从苏州丝绸工学院毕业后，戴健进入南京云锦研究所工作，至今已经有30年。在这30年间，他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逐渐掌握了云锦的织造原理和制作工艺，成功复制出一件又一件古老珍贵的云锦织物。
“莫等闲”是戴健的人生信条，在他看来，只有持之以恒的努力，才能不断取得进步。心在一艺，其艺必工。于戴健而言，云锦是他一生热爱的事业，在追求极致的道路上，他力求每道工序都做到尽善尽美。传承、责任、坚持、创新，他用匠心铸就经典，开拓了云锦工艺新领域。
破解妆花绒织造的秘密
戴健
2006年，故宫博物院与美国建筑基金会合作，对乾隆花园中的倦勤斋进行抢救性保护。在丝织品修复中，4种云锦成功复制出了3种，剩下一种较为罕见的妆花绒工艺，已经失传200多年，故宫当时只存有匹料残片，复制难度极大。妆花是云锦中织造工艺最为复杂的品种，特点是“通经断纬”，色彩丰富、变化多样，妆花绒则是妆花工艺中最为烦琐的一种。妆花绒既要起绒、又要妆花，因其技术精巧细致，彼时专为宫廷服务。
复制妆花绒的任务落到了戴健和他的团队头上，为破解妆花绒织造的秘密，他们翻遍所有能找到的史书，苦苦寻找这种遗失的工艺。戴健花了整整2年的时间，参照《天工开物》上的图样，自己制造出一台特殊的花楼织机。他先是将云锦大花楼织机跟妆缎起绒的织机结合起来，重新设计了三层经丝的织机。传统的云锦妆花织机是一层经丝，宋锦织机是两层经丝，起绒的妆绒织机、妆缎织机也是两层经丝，而妆花绒为达到挖花的目的，必须要有三层经丝。之后，戴健又用1800个手工制作的泥坨分别挂在绒经线轴架上，用料珠重量调节织机上绒经的张力，使其在绒经开口时自由伸展、经平时自由回缩，以此来控制丝线的松紧度。“织机制成后，先后进行了10多次织造试验，终于织出长达100米的匹料”。
《云锦挂屏倦勤斋》 戴 健 供图
在妆花绒复制过程中，最难的工序是制造立绒效果。戴健先后数次往返故宫，分析妆花绒残片的组织结构和工艺技术。戴健和团队经过多次试验，在融合了云锦、宋锦和漳绒的织造工艺后，成功复制出能与倦勤斋内织物相媲美的“黄地缠枝菊花纹妆花绒床料”。
“云锦中绒地起妆花的品种比较少见，是由三组经线和三组纬线交织而成，绒经线要准确地缠绕在直径6毫米的钢丝上，织成后再割开丝线取出钢丝使之起绒，不织钢丝的部位用妆花工艺挖织彩纬。”2014年，戴健创造的妆花绒工艺和设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除了妆花绒，戴健和团队还承担了倦勤斋其他织品的复制，如“雪青地竹叶富贵万年妆花缎匹料”“湖蓝地折枝花卉杂宝宋式锦”“黄地四则缠枝莲妆花缎”等。这些文物织品除图案、色彩不同外，织造的工艺技术和材料规格也不一样。因此，必须根据高倍放大镜下观察到的原文物的交织规律，推导出织机的装造工艺和织造工艺及材料要求。在戴健看来，“复制出每一个织物品种，不仅再现了原文物的艺术特性，更为重要的是恢复了该品种的工艺技术”。
触摸云锦工艺的巅峰
挑花结本是云锦织造过程中的一项关键工艺和重要环节，是用古老的结绳记事法，把花纹图案色彩转变为织造程序，再上织机进行织造。明代科学家宋应星曾在《天工开物·乃服》篇中，对挑花结本做了概述：“凡工匠结花本者，心计最精巧。画师先画何等花色于纸上，结本者以丝线随画量度，算计分寸秒忽而结成之，张悬于花楼之上——穿综带经，随其尺寸度数，提起衢脚，梭过之后，居然花现。”
起初，挑花结本对于戴健来说，是个严峻的挑战。“不仅要把纹样按织物具体规格要求，计算‘分寸秒忽’，将纹样在每一根丝上的细腻变化表现出来，还要按纹样图案的规律，把繁杂的色彩进行最大限度的同类合并”。经过多年刻苦钻研，他终于掌握了这项难度极大的工艺。如今的戴健，已是云锦织造的全才，从纹样设计、意匠绘制，到挑花结本、染色、兜花、木机织造等，他都了如指掌。
“当代的工匠，不仅要苦干巧干，还要有专业知识和理论基础。”戴健依靠大学专业知识，运用丝绸织造的基本原理，结合多年来对明清云锦文物的复制实践，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恢复出多项织造工艺已经失传的云锦品种。2014年，戴健受韩国传统文化大学邀请，他凭借手掌大小的刚出土的丝路文物残片，成功复织出“鸳鸯纹织金锦”。此外，在为中国丝绸博物馆复制明代一品文官胸背服饰时，经反复推导和试验，戴健成功恢复了暗花和织金妆花相配合的织造工艺。
《黄地团龙凤缠枝花卉妆花缎》 戴 健 供图
在戴健的工坊里，有一台大号织机，这是戴健制造的可以织出1.8米幅宽云锦的设备，该织机长近6米，需由4人同时操作。戴健和他的团队用这台织机织制了目前门幅最宽的大型妆花释迦牟尼佛像，并成功复制出清代雍正年间的妆花龙袍。
在过去，按照传统古法制作龙袍可能需要5年之久，戴健带领团队改进技术，仅用13个月的时间就复制出了龙袍。“10个人用了一年多时间完成面料，北京服装学院的师生又花了2个多月时间手工缝制而成”。戴健复制的龙袍，从技术、图案、色彩都尽量地接近原物，“这是龙袍中的精品，质量和技术要求非常高，因此，任何细节都不能有差错”。
在龙袍复制过程中，戴健等人面临着许多困难。由于龙袍用料比较宽，他们必须对照博物馆的图案，才能把两个花本严丝合缝地拼起来，这一拼就是好几个月；一件龙袍是由对称的两边组成，尤其中间的龙都是对称的，这就要求织造时严格控制纬密，使左右花纹实现无缝对接，而南京的气温四季分明、干湿冷暖变化对丝的影响特别大，织造时手劲紧一点或松一点，都会出现重大偏差，可谓是“毫厘之间的较量”。
“必须把所有因素都核算出来，没有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和精心钻研很难做成，可以说，龙袍织造是云锦技艺的巅峰。”
有了成功复制龙袍的经验后，戴健又相继复原出清代乾隆年间的凤袍和一品官袍。2017年，受丝绸博物馆委托，戴健开始复制清代嘉庆七彩圣旨，在分析破损文物件的组织结构时，戴健发现，圣旨织造不仅含两组经线和两组纬线，织造中还要在经线上手工染上7个颜色，染色要准确而不影响左右相连色彩，这种织染结合的工艺非常罕见。
“与青铜器、瓷器那样易于长久保存不同，丝织品文物只有通过复制，重新延续这些古代珍品的生命，才能让我们民族灿烂的古代文明保护和传承下去。”择一事，终一生，戴健表示，他将继续做好对云锦非遗的研究开发，用最合适的工艺技术确保图案艺术完美表现，让珍贵的云锦技艺永远流传下去。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6月10日 总第3842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