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后，为推动解放区土地改革进一步发展，1947年7月至9月，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批准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公开举起了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旗帜。
土地改革广泛发动后，在一个时期内曾发生“左”的偏向，中共中央采取了坚决措施加以纠正。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作的长篇报告《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就是纠正土改“左”倾偏向的力作。
敏锐洞察 敲响警钟
任弼时较早察觉到了土改中的“左”倾偏向，并及时敲响了警钟。1947年9月26日，中央工委在关于政权形式问题给冀东区党委的指示中提出：“解放区各级政权形式，应采取从下至上的代表会议制度，其名称或称农民代表会，或称人民代表会均可”“在土改中，被打倒的地主富农及其他反动分子，均不应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关于这两处，任弼时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大变动，需要谨慎处理。经过再三考虑，他于11月12日给毛泽东写信建议中共中央在转发这个指示时，加上两个“注”：一个是“各级代表会的名称以用人民代表会为妥”；另一个是在“地主富农不应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处加上“新式富农应除外”。此外，任弼时在信中还建议区别处理新式富农的土地和财产，颁发大体通用的、毛泽东于1933年拟写的“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对于这些内容，毛泽东批示“照办”。同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工委的这个指示时，分别加上了上述两个“中央注”，这一举措起到了团结全体中农及其他阶层人民的作用。
任弼时始终牵挂和关心着土改进展。一方面，他十分注重借鉴历史经验。1947年10月9日，任弼时致电中央秘书处处长曾三，请他查找关于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资料。大约半个月后，谢觉哉正好前往当时中央纵队所在的神泉堡，他回忆起陕甘宁边区政府曾把划分阶级成分的两个历史文件作为附件下发过。10月26日，任弼时致电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请嘱人查出并即派人送给我们。”11月下旬，任弼时终于得到了1933年苏维埃政府颁发的《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重发《怎样分析阶级》等两个文件的指示，正式提出要“适当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要求各地参考文件内容和实际情况，广泛征求意见，提出关于阶级成分分析的明确意见。另一方面，任弼时还扶病实地走访调研。同年11月中旬，因血压一度升至220毫米汞柱，他被送到钱家河养病。这里距离中央纵队驻地杨家沟十里地左右，环境僻静优美。但任弼时并未全身心休养，而是抓住机会对周围正在开展土改的村子进行调研，他四处走访，向农民征求意见；同时，他让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外出帮助群众干活的机会，调查、评定农村阶级成分和了解小商人的生意情况等。很快，任弼时就掌握了周围三十几个村子的基本情况。这些实地调研结果与各地土改材料一起，为任弼时分析问题、提出建议提供了素材。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
《中国土地法大纲》（部分）
提出划分富农的新标准
1947年底，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中共中央亟须召开会议，为夺取全国胜利制定行动纲领。任弼时在钱家河养病还不到20天，就匆匆赶回杨家沟，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紧张忙碌。会议分为两个阶段，12月7日至24日为准备阶段，25日至28日为正式会议。在会议的准备阶段，任弼时负责主持土改小组的讨论，认真听取了林伯渠、叶剑英、习仲勋、李井泉、张德生等人的意见建议。12月27日，任弼时在正式会议上就土地改革和整党问题发言，他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对待贫雇农、中农、富农、地主、工商业、知识分子、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等七个方面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将土改纠“左”具体化。次日，毛泽东指出，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要反对这种潮流。
“十二月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为了全面、准确传达中央精神，任弼时进行了充分准备。
1948年元旦刚过，任弼时就聚精会神地阅读各地材料，细致核对各种基本数据，认真起草讲稿。遇到问题，他便及时询问。1月8日，任弼时致电刘少奇，指出中央工委《关于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指示（草案）》中关于“雇贫农、工人及其他无地少地农民，在老解放区一般仍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估计，与太行地区关于“中农在土地分散地区，在抗战前即约占人口百分之四五十，现应更形增加”以及晋绥、陕甘宁地区“新旧中农合计，据估计与部分统计亦多在农村人口半数左右”存在明显出入。10日，刘少奇电复：“这个数字的根据是不很充分的，因此以不写这个数字为宜。”
1948年1月，毛泽东修改的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讲稿（部分）。
1月12日，在杨家沟小学的教室里，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通过大量案例和翔实数据阐明了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方法，正确对待工商业、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以及反对乱打乱杀六个方面的问题，举例生动，实用性强。在讲述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时，任弼时指出，“除剥削一项以外，拿其他几项作为定阶级的标准都是错误的。这样只在一个蔡家崖行政村，就定错了五十多户，约有三百左右的人口，被我们算到敌人阵营里面去了，这不是孤立了敌人而是孤立了自己”。具体到富农与中农如何区别这一关键问题，任弼时宣布了中央决定采取一个更为宽松的政策：“剥削收入不超过其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者，仍算为中农或富裕中农”“剥削部分超过百分之二十五而且连续三年者，才算富农。”这项新规定比1933年规定的百分之十五的限度更加宽泛。毛泽东在修改讲稿时专门补充：“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们及所有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均必须严肃地检查这个划成分的问题，公开地明确地改正自己所犯的错误。哪怕只是划错了一个人，也必须改正。”1948年2月，晋察冀中央局报告的《新标准实行后之反映》中提到，把定富农的标准从剥削收入百分之十五改为百分之二十五后，受到中农的热烈欢迎。
“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
对于任弼时的这篇讲话，毛泽东高度重视。1948年1月中旬，毛泽东向新华社作出批示：“用明码电报开始拍发，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印小册子。”此外，他特别强调，“不要译错文字或标点符号”。1月18日，中共中央会议原则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即“中央一月决定”），对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若干具体政策作了规定。3月17日，毛泽东电告刘少奇：“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5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中再次强调：“这两个文件中没有讲到的问题及关于富农和中农分界的问题，则应以中央发表的其他文件及任弼时同志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所说者为准。”同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及前委，嘱咐他们在给各级党委和工作团印发小册子时，“加入任弼时同志报告为附件”。此外，1948年4月25日，邓小平在河南鲁山召开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时也指出，“我们要用心研究毛主席的《新区土改要点》，任弼时同志的报告，这两个文件基本上可以解决新区土改问题”。
解放区农民在分得的土地上插界标
1948年春，毛泽东就解放区土地改革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指示、批示，中共中央及时调整政策策略，土地改革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从敲响土改“左”倾偏向的警钟到形成系统的政策策略，任弼时扶病查阅资料、实地调研、细密分析，提出对策，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修养和风范，叶剑英曾称赞任弼时是“党的骆驼”“人民的骆驼”。至1948年秋，各解放区的老区和半老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一亿左右的农民彻底从封建剥削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赢得全国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为中央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7月15日 总第3857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