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神州大地腥风血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该何去何从？在这个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大共产党员积极动员和组织工农革命群众，艰苦斗争、奋勇杀敌，极大地推动了北伐胜利进军。然而在革命大踏步前进的情况下，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没有及时认识到共产党人掌握革命领导权和建立独立武装的重要性，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左派，幻想以退让求团结。正如李维汉回忆：“当北伐军胜利占取长江中、下游，农民革命高涨时，他（陈独秀）又不敢放手武装农民，夺取农村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却依靠上层谈判，而谈判则往往以退让、妥协告终。”
面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严峻复杂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湖北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并向代表们发了该书。虽然一些代表同意瞿秋白的观点，但这本小册子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和热烈讨论。党的五大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原则，但未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因而未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面对杨森、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等相继发动反革命叛乱的危急局面，5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并就此发出“五月紧急指示”，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中共自己的革命武装等挽救时局的重要主张，但却寄希望能与当时还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集团合作。对于这个指示，陈独秀表示“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6月郑州会议后，汪精卫加快了公开反共的步伐。在革命严重危机的关头，面对已经右转的汪精卫，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鲍罗廷等人的指导下继续妥协退让，助长了反革命气焰。7月15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同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了血泊之中，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中国革命到了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
八七会议召开于武汉最热的时候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节选）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次日，中共中央即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振奋了党内的革命精神。五人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决定了3件大事：举行南昌起义、发动秋收暴动、召开紧急会议。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是罗米那兹，于7月下旬到达武汉。
紧急会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筹备和召开的。会议原定于7月28日召开，但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直到8月7日，到会的外地代表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任上海的邓中夏。在不得已情况下，只好召集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还有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和负责人开会。参加八七会议的正式代表共21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等也参加了会议。因此，这次会议既不叫中央全会，也不叫中央政治局会议，而是叫中央紧急会议。瞿秋白主持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承担了很多翻译工作。罗米那兹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以下简称《告全党党员书》）后，瞿秋白在8月6日晚上连夜翻译成中文。
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参加了这次会议。1927年7月初，他离开西安中山军事学校辗转到达武汉，随即到中央军委报到。经中央军委介绍，邓小平被安排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央秘书，主要是管文件、交通、机要等事务，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作记录和起草一些文件。其间，邓小平随中央机关一会儿从汉口搬到武昌，一会儿又从武昌搬回汉口，顽强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秘密工作的需要，他把自己的名字由“希贤”改为“小平”。之前任中央秘书长的邓中夏随周恩来等人去了江西南昌后，中央秘书长一职由李维汉兼任。邓小平和李维汉一起住在瞿秋白夫妇家里，这里离开会地点很近，比较方便。
为了保证紧急会议的安全，会议在安保方面作了妥善安排。会址选在了俄租界三教街一幢西式公寓二楼的一间房屋内。这里位于汉口俄、英、法3个租界的结合处，前临僻静街道，后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连，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较易撤离。会议代表分3批由党内交通员从后门带进去，中央负责人最后进，最早走。邓小平是8月3日夜被交通员悄悄地带到会场的，他是最早来到这里的，又是最晚走的，前后共待了6天。为了保密需要，屋内门窗紧闭密不透风，闷热得像蒸笼一般。1980年7月，邓小平到武汉视察工作，特地参观了八七会议会址，他回忆，“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甚至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着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在这样的天气和气氛里，邓小平和陆续到达的与会者都挤在里面，困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饿了便倒杯开水吃点干粮，焦灼地等待会议的召开。
一份见证历史转折的会议记录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节选）
在中央档案馆内，珍藏着一份长达1.28万字的会议记录，详细记录了会议时间、参会代表、会议议程，记录发言56人次，甚至连人物的语气都有记载。这正是时任中央秘书的邓小平记录的“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
会议由李维汉主持。第一项议程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随后代表们发言讨论。这部分内容占了会议记录三分之二的篇幅。罗米那兹首先指出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迫切性及会议要解决的问题，进而就《告全党党员书》作长篇发言，主要说明了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对国际的关系问题。由于报告很长，他讲一段，瞿秋白就为他翻译一段，所以这个报告占用了将近一上午的时间。经过半小时的休息、饮食时间，参会代表陆续发言。首先发言的是毛泽东，他指出党中央在对待国民党的问题、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及组织问题上犯有错误。其中，军事问题上，毛泽东批评了“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错误，强调全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席话后来被概括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邓小平对这个论断印象深刻，他后来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多次强调：“最中心的是武装斗争”，只有“武装斗争能够打开局面”，只有“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大多数发言者都表示拥护罗米那兹的报告，批评了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的同志还批评了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最后，瞿秋白把《告全党党员书》中文版念了一遍，全体通过《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负责文字修改。
第二项议程是由瞿秋白代表常委报告《将来工作方针》。瞿秋白不是五人常委的成员，为什么能代表常委作报告？李维汉回忆，“秋白在七月中旬由武汉赴庐山，下旬已从庐山回到武汉，参加了中央常委的领导工作，并主持了八七会议的筹备工作”。瞿秋白在报告中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提出党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并具体提出3个方针：更加注意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由下而上地注意争取群众、在暴动中组织临时革命政府。最后，李维汉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提请大家讨论、发表意见。代表们的建议，有的被吸纳进去，有的则没有被采纳。例如，毛泽东提出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建议以50亩为限，50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共产国际代表则提出土地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实行土地国有。会议决定，3个议决案的文字修改交由临时政治局。8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一号》，将党的新政策传达到各地。
第三项议程是选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共产国际代表提议政治局委员7人，候补委员7人。讨论中，李维汉和蔡和森等主张让毛泽东加入政治局，而毛泽东一再提出准备参加秋收起义，不能加入。表决结果，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正式委员9人，候补委员7人，毛泽东被选为候补委员。至此，八七会议圆满结束。8月9日，会议选举出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
从血泊中奋起，继续战斗
面对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用血与火的誓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决心。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指出，“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八七会议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在湖南，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改组省委并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受挫后，果断改变计划，率部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寻找立足点。在广州，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发动广州起义，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虽因未能及时退向农村遭到失败，但英勇反击了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此外，党还领导了其他一系列武装起义，如海陆丰起义、琼崖起义、黄麻起义等，为后来建立与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基础。在此后的革命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勇敢探索，逐步走出了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并不断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胜利。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央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8月5日 总第3866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