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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扼襟喉趋朔漠,天留锁钥枕雄关”

——古北口史事拾遗

作者:郑海鑫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2-09-29 星期四

    古代称大道为关,小道为口,坐落在燕山山脉的古北口,正是万里长城的众多关口之一。“唐庄宗之取幽州也,遣刘广濬克古北口;辽太祖之取山南也,先下古北口;金之灭辽,希尹大破辽兵于古北口,取其燕京也……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之犯京师也,入古北口出古北口”。千百年来,古北口目睹了无数的战事纷争,见证了各个王朝的兴替。历经岁月的洗礼,如今,它依旧傲然耸立于崇山峻岭间。

兵家必争之地 筑祠以慰忠魂

    古北口地势险要,为历代军事重镇,其发展沿革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据《通献通考》和《密云县志》记载,古北口“虞属幽州,夏省幽并为冀州,商周仍之”。秦朝划全国为三十六郡,古北口属渔阳郡。西汉时期,古北口属要阳县,汉武帝在此修建古北口长城,后来经过东魏、北齐、北周和隋朝的不断修建、完善。到了唐朝,才正式有了古北口这一称呼。此外,唐朝在古北口设“守捉之官”,对其进行管辖。“橝州燕乐县有东军、北口二,守捉北口长城口也”。元朝设古北口千户所,“于橝州北面东口置司”。到了明清时期,古北口隶属密云县,明洪武年间在古北口设守御千户所,清朝在古北口设满洲章京。

    古北口虽为小道,不像居庸关、山海关一样称关,但其战略地位却尤为重要。明代《经世挈要》认为京师防御扼要有四,分别是冷口一路、古北口一路、昌平一路、紫荆倒马二关一路。在这四路中,以古北口一路最为紧要,因其“沙于水漫,万马驰骤,最难防御”。清代《方舆纪要》也生动描绘了古北口的险峻:“两崖壁立,中有路,仅通一车,下有深涧,巨石磊砢,凡四十里,为险绝之道。”如此险要的关口自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也因而有了先秦至清朝历代统治者对此的经略。

    在古北口北门外的山坡上,有一座杨令公庙,是为纪念宋代名将杨业而修建。杨业“屡立战功,所向克捷”,人称“杨无敌”。因此,杨令公庙也被称为“杨无敌庙”。据明代《丰润县志》记载:“宋杨业善战,时援无敌,屯兵拒辽于此,有功。故名令公庄。当时民赖以安,后复与辽耶律斜轸战于陈家谷,败绩死之,氏立祠于古北口,祀之。”

    宋雍熙三年(986),宋太宗赵光义发动北伐,大举攻辽。宋军分东西两路进攻,西路军由潘美任都部署,杨业任副都部署,进攻山西北部一带。杨业与潘美约定好在陈家谷口与辽军激战,但主帅王侁、潘美彼此争功,拒不救援,致使杨业“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兵败被俘后绝食殉国。元祐四年(1089),著名文学家苏辙出使辽国,途经古北口,留下《奉使契丹二十八首过杨无敌庙》一诗:“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

扼守京师门户 抵御蒙古入侵

    古北口作为北京通往蒙古的重要关口之一,明朝曾派重兵设防。洪武二十二年(1389),燕王率军出古北口袭击蒙古将领乃尔不花。永乐八年(1410),修古北口小关口及大关外门,仅容一人一马。嘉靖十七年(1538),设古北口参将,属司马台潮白河二提调。虽然嘉靖帝对古北口的设防有所加强,但仍然没能有效抵御蒙古军队的进攻。

    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地方势力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从古北口入进犯北京。为了交换得到中原的铁、布匹等物资,俺答汗一面要求明廷授予封爵、允许每年进贡、在长城关口恢复互市贸易等,一面又经常骚扰明朝边境。当时,蒙古与明朝的“贡市”关系时断时续,明朝输入蒙古的农业产品与手工业产品,在数量与品种上都难以满足以畜牧为生的蒙古族的需要。俺答汗为对付瓦剌,更好地统率蒙古各部,他迫切要求与明朝进行贸易。但明廷害怕“土木之变”重演,加以拒绝,并杀其来使。于是,俺答汗出兵袭扰明朝,企图通过战争来达到目的。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汗率军进犯山西大同,大同总兵重金贿赂俺答汗,使其勿攻大同。八月十四日,俺答汗率兵东进,入古北口,在北京怀柔、顺义杀掠无数,八月十九日至东直门,兵临北京城下,直至八月二十三日撤退,史称“庚戌之变”。

    受俺答汗入古北口兵临京师的影响,明朝此后便加强了在古北口的驻防,使其成为京师屏障。隆庆三年(1569),内阁首辅张居正为加强防务,特向明穆宗上奏,任命戚继光为蓟镇总兵。蓟镇所管辖的1200多里的长城,在戚继光的精心筹划和督修下,成为京师的坚固防线。此外,戚继光对古北口长城进行了修复,他不仅保留了北齐长城,还在长城墙外又加砌长城城砖,这便是著名的古北口双长城。

《清实录》中关于乾隆帝在古北口阅兵的记载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朝初期,顺治帝在古北口设章京,此时的古北口并未成为清军主要的防御关口,直到康熙年间,清廷才逐渐加强对古北口的管理,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蒙古。据《清实录》载:“康熙二十九年(1690)噶尔丹虽立誓而去、其人狡诈、不可深信。著于陕西各营步兵内、选素习征战、人材壮健、善于步行、能用大刀连节棍者二千人,戍守大同宣府以备明春时有事时调遣。再须善用藤牌大刀福建人数百驻于石匣以备调用。古北口石匣之军应设总兵官,即令与该部会同选择……该部亦于京城酌量招募、与各省兵、共足一千。以六百驻古北口,四百驻石匣。设总兵官一员、副将一员、游击二员、守备四员、千总八员、把总十六员。令总兵官驻古北口,副将驻石匣。游击以下等官、各以其半分驻。仍令总兵官统之。”由此可见,古北口总兵官正是康熙帝出于防备噶尔丹的考虑而设置的。

    之后,清军在与噶尔丹交战时,为更快传递作战信息和运输物资,他们在古北口设立了驿站。随着战争的平息,古北口驿站并未废弃,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加强北京与漠南蒙古地区联系的重要纽带。康熙帝、乾隆帝曾多次前往河北承德的木兰围场,举行规模盛大的木兰秋狝,届时,浩浩荡荡的随行队伍从古北口出入。为便捷皇帝与京城的联系、及时处理政务,古北口驿站亦发挥着重要作用。

    乾隆六年(1741),乾隆帝首次举行木兰秋狝大典,前往热河行围的第一站便选在了古北口。因“古北为畿辅藩篱”,乾隆帝决定在此检阅古北口官兵。乾隆帝见官兵队伍整齐、技艺娴熟,很是高兴。于是,从统兵提督到普通士兵均获得赏赐:“提督已赏马二匹,兹用加恩赏上用缎二疋。副将著赏官用缎二疋。参游以下、守备以上、官员每员赏给金牌一面。千把总每员赏给银牌二面。兵丁每名赏给银牌一面。以示鼓励。”由此可见,乾隆帝对古北口防御的重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9月23日 总第3887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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