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此外，他也是开国十大元帅中唯一一位终生从事政治工作的革命元勋。他从担任连队党代表到原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经历了我军政治工作初创、逐步发展到成熟的全过程，在政治工作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年11月26日，是罗荣桓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值此，我们深切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和革命风范，学习他高尚的思想品德、优良的工作作风，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对于新时代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坚持支部建在连上 贯彻古田会议决议
1927年9月，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改编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建军原则是党和军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当时红军队伍的组成复杂，其中既有工人阶级，也有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一度充斥于部队。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重要地位还相对比较薄弱。而“支部建在连上”是确立党的政治领导，保证军队无产阶级性质的组织根基。然而，当时对这个重大建军原则正确理解和认真执行的党员干部并不多。罗荣桓参与了三湾改编，并坚决贯彻执行“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思想，率先在他所在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建立党小组，发展了我军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士兵党员，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高度评价了罗荣桓的成功经验，他明确指出：“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
1929年12月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是党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罗荣桓参与了毛泽东为起草“古田会议决议”而召开的多次座谈会。他积极向毛泽东反映部队的情况，指出了废止肉刑和反对打骂士兵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将“废止肉刑问题”作为“古田会议决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加以突出强调。“古田会议决议”草案形成后，罗荣桓又参加了讨论和修改。会议召开期间，罗荣桓作为支队党代表，因“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当选为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对罗荣桓的政治才干大加赞赏：“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
古田会议后，罗荣桓调到第二纵队担任政委。这个纵队旧军队习气比较浓厚，为贯彻落实古田会议精神，他对决议精神进行反复宣传，还指示各支部逐条检查存在的问题。在检查过程中，有些人有抵触情绪，罗荣桓就以决议为武器，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和批评帮助，把检查结果向全体党员公布，发动群众讨论。这样，从上到下营造了一种反不良习气的氛围，打骂士兵、乱拿群众东西乃至吃喝嫖赌等不良习气都被一一揭发出来。针对少数恶习不改的人，他还发动群众对其批评帮助，对屡教不改的人开展严肃的思想斗争，这些人大部分在群众的监督下改邪归正，仅几个月的时间，就使纵队面貌发生显著变化。罗荣桓出色的工作，得到了前委的赞扬。
实事求是齐鲁整风 军政结合山东抗战
1939年3月，罗荣桓率领八路军第115师东进支队东渡黄河抵达山东敌后抗日战场，开始了在山东长达6年多的战斗生活。他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集中精力发展壮大根据地。1943年3月，中央军委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15师政委、代师长。同年8月，中央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分局书记。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他还称赞道：“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
1942年4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始进行整风运动，罗荣桓在整风运动中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左”倾错误，保证了整风运动健康顺利地进行，只整风不整人。在审查干部阶段，他秉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有效避免了肃奸扩大化的现象，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好评：“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词。山东分局运用这种坦白方法，取得了很好的经验。”
罗荣桓在山东抗战期间非常注重政治和军事的紧密结合。一方面，他强调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指出“党对各部门工作的领导，是以党的组织、政治工作去保证的”，强调做好政治工作必须首先发挥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要求政治干部不仅要懂政治，而且要懂军事，了解战争。1940年前后，罗荣桓让政治部、组织部、保卫部等部门的人员兼做司令部、作战科、侦察科的工作。让宣传部负责训练群众，把机关干部、勤杂人员，分别组成游击小组，警戒和侦察敌情。另一方面，他强调了解政治攻势的正确意义，主张必须把政治攻势与军事活动结合起来，不能机械地把两者分离对立。他明确指出，“分散性游击战争问题，就不仅是军事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反敌人特务斗争问题”，在最困难的1942年应以政治攻势为主，强调我们的斗争“一方是公开（在根据地，在部队中）、一方是隐蔽（在敌占区、在群众中），一方是流血、一方是和平，一方是打、一方是拉，要善于在各方面都采取这种不同的斗争方式”。罗荣桓还在坚持毛泽东游击战争战略思想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敌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翻边战术”。之后，他又多次成功运用此战术打击敌人。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一战术：“敌人蚕食了，是面向根据地，还是背向根据地？罗荣桓的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他掌握山东局面以后，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扩大。”
胸怀大局团结群众 政治建军屡建勋功
解放战争时期，第四野战军（以下简称“四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大主力中规模最大，作为四野政治委员，罗荣桓把四野的政治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四野的发展壮大，与他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息息相关。首先是罗荣桓广泛发动群众入伍参军，迅速壮大了部队规模。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曾给党中央打报告说兵源不足，毛泽东自信满满地回应：“罗荣桓肯定有办法。”果不其然，罗荣桓迅速组织了164个二线兵团，在仅有27万劳动力的松江省，动员了8万青年参军。其次是罗荣桓通过开展团结互助运动，极大增强了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他对原山东部队的领导干部强调：“现在东北的部队是从各个地区抽调过来的，一定要注意团结好各方面来的部队。山东来的部队多，是个大山头，要特别警惕，防止山头主义。往后，汇报工作、请示问题，不要老是找到我这里，要多找东北局和总部其他领导同志。”罗荣桓还在东北野战军推广“诉苦运动”，通过“倒苦水”“挖苦根”，使战士们明白“为谁而打仗”的基本问题。这一经验很快被中央军委、毛泽东批转全军，成为部队开展政治工作的典范，极大提高了战士们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他在选用干部方面坚持“德才兼备”条件的同时，特别注意秉持“五湖四海”的原则，在他的建议下，中央任命的三位副主任都来自不同的方面军，先后调任的二级部长也都来自不同的野战军。罗荣桓还主持制定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他认为提高文化水平是改善部队军事政治素质、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他要求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提高文化水平为首要任务，以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得到全军热烈响应，掀起了学习文化知识的高潮。1951年12月，罗荣桓向党中央呈请报告筹建解放军政治学院。他希望以政治学院的培训教育推进军队政治工作的正规化、现代化发展。毛泽东签署同意，朱德等同志都很赞同。新中国成立后，在军队建设中，曾一度出现了照搬苏联军队模式、削弱政治工作的问题。罗荣桓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要学，是学他们（苏联军队）的技术，在政治工作上，那就要慎重了。他们是一长制，那就不能学了。否则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就会搞坏。这一点，我们跟苏军顾问是对立的。肯定不能学它，学了就会使我们人民军队变质。”在他主持下，1954年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总结了党和军队几十年来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成为军队建设的重要法规。其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进一步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保障。
1954年，罗荣桓请毛泽东主席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信件（部分）。 中央档案馆藏
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告诫家人不搞特殊
古人说过：“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罗荣桓从担任连队党代表开始，就处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注重言传身教，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他人。冲锋时，他同连长并肩冲在队伍的最前头，退守时，又在最后面负责掩护；行军时，帮病号或掉队的战士扛枪；宿营时，坚持查铺，逐个将战士的被子盖好；战士病了，他一天几趟嘘寒问暖，嘱咐伙房做好病号饭；干部战士违反纪律，他也决不迁就，但总是耐心开导，从不简单训斥或发脾气。有些旧军队过来的干部以为党代表只会耍嘴皮子而不会打仗，挑衅地说：“党代表要是会打仗，兄弟就佩服。”罗荣桓虽是学生出身，但他打仗不怕死，学习军事很认真。七溪岭战斗、高陇战斗、草市坳战斗、永新困敌……都留下了他顽强拼搏的身影。他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干部战士的佩服，确立了其在部队中的威信。
罗荣桓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优良本色。战争年代，他和战士一样吃用老墙土熬出来的硝盐，穿补丁摞补丁的破军衣，晚上钻草堆、睡门板。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拒绝组织上为其改善住房的动议，长期住在一所窄小的房子里。当他得知管理部门趁他出差之机加盖了一间秘书用房和车库时，立即作自我批评，并向中央写出书面检讨。他身居高位，却从不以权谋私，对家人的要求非常严格。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为阻止家乡亲友来京谋取“好处”，要求湖南有关领导帮助劝阻来人，并不许他们免费乘车。罗荣桓很疼爱子女，但是对他们的思想作风，一直是严格要求，从未放松。1954年，他的大女儿罗玉英由于身体不好，难以坚持学习，想提前分配工作，她的想法得到了罗荣桓的支持。但是，分配工作时，罗荣桓并没有在城里机关为她找工作，而是要求她到工农群众中去，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不久，组织上便分配罗玉英到郊区的一个农场工作。农场条件比较艰苦，交通也不方便，周末要步行10多里然后乘公共汽车才能到家。在农场，罗玉英和其他职工一起学习和劳动，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罗荣桓感到欣慰，并鼓励她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
1963年春天，罗荣桓（左三）夫妇和孩子们的合影。
1963年12月15日，罗荣桓病情恶化，一度陷入昏迷。醒来后，他看看床前的妻子林月琴和子女们，拉着妻子的手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搞特殊。”说完后，他又慈祥地看着孩子们嘱咐道：“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16日下午2时37分，罗荣桓病逝于北京。
罗荣桓病逝后，毛泽东十分悲痛，写了一首七律以表悼念：“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常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这首诗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罗荣桓一生的高度评价。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11月25日 总第3912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