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4日至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邓小平自始至终参加会议，每天八点半准时到会，认真听取专家们谈论教育战线令人焦虑的现状，还不时地插话。这也是他复出后第一次公开参加的重要活动。会上，邓小平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在他的启发和引导下，与会33位专家学者踊跃发言，会议议题很快从揭发“四人帮”的罪行转到为振兴科学和教育献计献策，而提高教育质量、改革招生制度，成为其中主要话题之一。
此时，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已经结束，并且形成了《关于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这个方案相对于以往的招生方案已有很大突破，明确规定考生要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生的文化水平、对考生要进行文化考试等。但依然沿用了“文革”期间“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招生办法，没有恢复“文革”前行之有效的大学招生文化考试制度。与会代表对此反响强烈，特别是武汉大学代表更是慷慨陈词，严厉抨击了当时的招生制度。专家们的建议和意见震动了邓小平，他询问参加会议的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恢复高考是否还来得及？”刘西尧回答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当场拍板决断：“改变现行招生办法，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意见重写。要拿出一个办法来，今年就开始改，不要等了。”一个改变招生制度的重大决策就在这样的气氛下决定了。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邓小平批示“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8月13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1977年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一年之内开两次招生工作会议，这是前所未有的。各省、市、自治区文教办或教育局和招生办的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部分高校代表80余人参加了会议，在要不要废除群众推荐、是否恢复高考制度等问题上，与会人员分歧很大，总是议而不决。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召集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副部长雍文涛、李琦等人谈话，严肃指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还明确指示：“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招生文件继续修改，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办事要快不要拖。”这些措辞严厉的话语，使教育部的负责同志受到极大的震动。几天后招生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形成。10月3日，邓小平在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等文件上批示：“此事较急”，并建议尽快开一次政治局会议予以讨论。
1977年10月3日，邓小平在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 中央档案馆藏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文件。12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12月16日 总第3921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