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以下简称“红四方面军”）由陕西省西乡县进入四川省通江县两河口，在当地党组织的策应下，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第二大苏区。
撤离鄂豫皖 实行战略大转移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宣告成立，以鄂豫皖苏区部队为主力组成，下辖红4军和红25军，总兵力近3万人。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从成立到1932年6月，7个月的时间里，红四方面军积极开展外线作战，连续进行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等进攻战役，歼敌6万余人。鄂豫皖根据地得到迅猛发展，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景。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的同时，也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了“围剿”。在经过3次“围剿”失败后，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30多万国民党军向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在战略指导上的错误，苏区军民虽英勇奋战，但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10月，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在黄安县上新集镇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
12月7日，红四方面军进抵秦岭南麓陕南城固县小河口，并于8日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即“小河口会议”。会上，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等同志批评了张国焘在退却转移、肃反、土地革命等工作中的错误，批评其在领导工作中缺乏民主作风、独断专行，建议恢复“军委会”，实行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制度。会议最后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集体研究和决策重大事项，并在陕西建立革命根据地。
会后，红四方面军部队继续南进，于12月11日抵达城固以西汉水岸边的沙河营，准备南渡汉水。由于船只极少，时间紧迫，徐向前和陈昌浩等人便到江边勘察选点。而后，全军除伤病员和妇女坐船、骑马渡江外，其余均星夜涉过寒冷刺骨、齐腰深的汉水，直奔上元观。至此，红四方面军在冲破敌人一连串围追堵截后，终于摆脱西进以来的被动局面。
翻越大巴山 进驻通江两河口
1932年1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西乡县以南的钟家沟地区，受到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这让饱经转战之苦的将士们倍感温暖。起初，红四方面军本想在此建立根据地，但由于钟家沟地区常年遭受匪患，加之连年干旱歉收，粮食极缺，大部队无法久驻，只得另寻他处。此时，徐向前等人从报纸上得知，四川军阀正在成都一带混战，有隙可乘，于是决定进军川北。
为证实消息的真实性和准确度，徐向前带人到茶馆、旅店了解情况，又找到在四川通江、巴中来陕做生意的群众，打听川北一带敌人兵力的部署。12月15日，红四方面军在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进军川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会议分析了在陕南不便久驻和决定入川的原因。四川是“天府之国”，地势险要，物产丰富，适合红军发展。同时，混战的军阀无暇自顾，川北兵力空虚。因此，从供应条件、地形条件及敌情条件来看，以川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更为有利。徐向前曾回忆：“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达到了统一意志的目的，对部队鼓舞很大。”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的主要障碍是雄峙于川陕交界的“巴山天险”。大巴山脉，气势磅礴，横断两省通道。在向当地群众了解情况后，红四方面军总部拟定经天池寺、核桃树翻越大巴山，经川陕交界处两河口，直下通（江）南（江）巴（中）的行军路线。这条“鸟道”，是川陕往来的捷径，但山险路窄，人迹罕至，极难通行。当地人都说：“翻越大巴山，上山70里，下山70里，中间山梁70里，人称‘二百一’。”尤其是山梁70里，风雪弥漫，最为难走。时值严冬，冰雪封山，天寒地冻，战士们都是单衣薄裤，御寒衣物极其缺乏，部队行军面临着严峻考验。
为鼓舞大家的斗志和信心，出发前，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动员，并做了大量物资准备工作。其中，每位指战员要打两三双草鞋；带足3天的炒米和5斤用于铺路、取暖的稻草；集中马匹，供伤病员使用；尽可能向当地群众购买衣被等。12月17日，先遣部队红73师217团在团长洪美田、政委闻盛世的率领下出发，经2天急行军，翻越“巴山天险”，于18日占领川陕边陲通江两河口。红军大队人马于19日开拔，正式向川北进军。
行军路上，山路崎岖，泥滑难行，越往上爬越寒冷、越陡险。战士们相依互携，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陡窄冻滑的山路上艰难行进。时任红4军12师34团团长许世友回忆：“荒凉的山顶，没有一间房屋，部队只好在雪地上露营。挖一个雪坑，就是我们的房屋，垫一把稻草，就是我们的床铺，我们一把炒米一把雪，一口一口吞下去……越吃越冷，冷得浑身发抖，上下牙齿直打架。”战士陈松庭，身体本就瘦弱，但他一路上都替年幼、行军困难的战友背行李，将干粮、稻草让给别人。深夜，他则睡在草棚门口，用身体为大家遮风御寒。次日凌晨，当战友们醒来时，发现陈松庭早已被冻成冰人，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
解放通南巴 创建革命根据地
12月21日，翻越大巴山天险的红四方面军主力进驻通江县苦草坝，发布红军入川第一张布告——《红军入川十大纲领》。纲领号召人民群众“反对军阀和地主豪绅的剥削与掠夺，废除苛捐杂税；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参加红军；建立工农民主政府”。
为抓住川北兵力空虚这一有利战机，红四方面军决定兵分3路，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夺取通南巴：以红73师为右翼，经涪阳坝向通江城西北平溪坝，西出进击南江；红10师为左翼，东出进击通江洪口；总部率红11师、红12师居中，直下通江，解放巴中。向东发展的红10师，迅速占领了通江以东和东南面的洪口、至诚、麻石等地区。
12月26日，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11师和红12师2个团进入通江县城，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庆祝入川后解放第一座县城的胜利。红军进入通江城后，军纪严明，晚上露宿于街道两旁的屋檐下。屡遭军阀和土匪蹂躏的川北群众，从未见过这样好的队伍。百姓一传十，十传百，纷纷聚到路边街头，端茶送水，欢迎红军。
而此时正在成都酣战的田颂尧，慌忙从嘉陵江沿线调兵遣将，配合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胡宗南、刘恩茂部，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发动攻势。1933年1月，经过鹦哥嘴、得胜山、清江渡等一系列战斗后，红四方面军成功击退敌人进攻，并于1月23日解放川北重镇巴中城。之后，又于2月1日解放南江县城。至此，红四方面军入川仅1个月，即歼敌3个团，溃敌8个团，解放通南巴3个县城及周围大部分地区，初步实现进军川北的战略任务。
1933年2月，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和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相继召开，会议组建中共川陕省委，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宣告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建立。
1933年2月25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翻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部分）。 四川省档案馆藏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初期，领导有赤北、赤江、红江、南江、巴中5个县，苦草坝、洪口2个特区和巴中特别市，以及陕南特别区（包括陕南镇巴、西乡各一部地区）等工农民主政权，人口100余万。1933年6月，红军粉碎蒋介石、田颂尧对根据地的“三路围攻”后，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得到极大发展。根据地管辖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500万，先后建立起20多个县和1个市的革命政权，形成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到1933年11月底，红四方面军已发展到5个军15个师40多个团，约8万人。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不仅是苏区建设的典范，更是中华苏维埃旗帜高扬的象征，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12月16日 总第3921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