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文学发展最早可追溯至距今4500年前的远古时期，出土文物上即有象形文字的气象记录。历朝历代，“上知天文”都关乎着国家治理和人民生产生活，人类对于宇宙的探索从未停歇。民国时期，随着观测设备日益精良、观测技术日益精湛，中国天文学研究取得较大进步。这个阶段，中国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天文学专家，他们创办天文学会、建立天文研究机构、创办刊物、编译图书等，为日后中国天文事业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陈遵妫便是其中一位举足轻重的领军人物。
1938年6月23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为报余青松离国参会期间所长职务由陈遵妫代理一事致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的公函。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初识天文 立志科学报国
陈遵妫（1901-1991），字志元，福建福州人。他童年时在家乡读私塾接受国学教育，《四书》《五经》是其必读课目。少年时期，陈遵妫赴在北京工作的其父身边继续求学。陈父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将陈遵妫送入著名的私立学校畿辅中学就读。之后，陈遵妫顺利考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在校期间，他不负众望，刻苦学习，最终以“甲等”的优异成绩毕业，其中尤以数学学科最为突出。
清末民初，政权更迭、军阀割据、社会动荡，一些爱国人士提出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主张，赴国外求学的留学生日益增多。1921年，20岁的陈遵妫踏上了东渡求学的旅程，进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预科班学习。语言学习是他留学的第一关，为提高日语水平，陈遵妫与其他留日学生成立“合一社”，翻译和编辑一些有关科学方面的书籍及文章。这为他日后从事编辑工作和天文科普工作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激发了他科学救国的理想抱负。
1922年夏，陈遵妫回乡探亲，偶遇其父挚友、时任民国政府中央观象台台长高鲁。高鲁发现陈遵妫对科学甚是痴迷，于是推荐他赴中央观象台天文科实习。实习期间，陈遵妫学会利用六分仪观测太阳高度，确认时间和测量计时表误差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他从中感受到把数学应用于天文学的乐趣。返校临行前，高鲁赠送给陈遵妫一本翻译书籍《图解天文学》，为他打开了天文学思考的新大门。正式入学后，陈遵妫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数学专业，他希望学有所用，把数学和天文学结合起来，以科技振兴中国。
坚守初心 从事天文研究
1926年3月，陈遵妫学成回国，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从事数学教育工作，但他依然坚持初衷，希望以数学之长促进天文学发展。因此，陈遵妫一直兼任中央观象台的历书编纂工作，并于当年加入中国天文学会。1927年6月至7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下设时政委员会，专门负责编纂历书。受教育行政委员会秘书高鲁邀请，陈遵妫放弃教育工作，投入天文工作，成为时政委员会的三成员之一，并于当年编成《中华民国十七年国民历》。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在江苏南京成立，欲设天文研究所并筹建现代观象台。之后，教育行政委员被裁撤，其下设时政委员会则被并入新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观象台筹备委员会天文组。观象台筹备委员会后又拆分为天文研究所和气象研究所，陈遵妫成为天文研究所第一批专任研究员，兼算学组主任。
观象台是从事天文观测最重要的基础。紫金山天文台是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现代天文台，是“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起初，紫金山天文台的筹建由天文研究所所长高鲁负责，陈遵妫曾3次陪高鲁赴南京勘察地形和选址。后来，余青松继任天文研究所所长，陈遵妫继续配合相关筹建任务，主要负责变星仪室的工作。1934年9月1日，紫金山天文台正式落成。然而，随着战火绵延，天文工作也难求安生之所。1937年底，紫金山天文台辗转内迁到云南昆明。这一时期，陈遵妫主要从事造父变星的研究工作。抗战胜利后，他被任命为天文研究所代理所长，主持天文台的回迁工作。
天文观测是天文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民国期间，我国共进行了3次大规模日食观测活动，分别是1936年日本北海道和苏联伯力日全食观测、1941年甘肃省临洮县日全食观测和1948年浙江省余杭县日环食观测。这3次观测任务，陈遵妫都参与其中。
新中国成立后，陈遵妫继续从事天文研究工作。1955年，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竺可桢的推荐下，陈遵妫到北京主持筹建天文馆。1957年9月，我国第一座具备现代化大型天象仪的天文学展览馆和科普基地——北京天文馆建成，陈遵妫任第一任馆长。
笔耕不辍 编撰科普著作
近代以来，科学文化界的爱国人士积极倡导、传播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因此，科学技术期刊蓬勃发展，相继涌现出大批自然科学类期刊。1930年7月，中国天文学会创办《宇宙》月刊。创刊伊始，陈遵妫担任编辑，后任总编辑，该期刊直到1949年12月才停刊。《宇宙》月刊以发行通俗天文著述为主，设有《论著》《杂俎》《宇宙消息》《中国天文学会消息》《天象》等栏目，其中《论著》占主体地位，它是当时联系各地天文学者和天文爱好者的纽带，同时也是天文知识普及的开路先锋。著名天文学家高鲁、高平子、陈展云、张钰哲等都是《宇宙》月刊的主要撰稿人。陈遵妫作为编辑，更是用本名和笔名刊发多篇文章，主要有天文学通论、天体、观测、仪器历时、天文以及天文专家传记及缅怀类文章。据不完全统计，陈遵妫共发表文章124篇。此外，他还在《东方杂志》《学艺》及《科学》等科普期刊上发表大量相关文章。
陈遵妫一生精业笃行，主要编译及编纂有《流星论》《星体图说》《自然科学词典》《星图》等近30部论著，其中除所编天文年历外，还有星座知识、天文学通论和天文学史。晚年时期，陈遵妫仍然坚持关于中国天文学历史发展的研究。此时，他的左眼已完全失明，仅有右眼残存一点视力。因此，他必须戴上1500度的眼镜，同时借助放大镜才能进行读书写作。但陈遵妫排除万难，致力于编写《中国天文学史》。历时9年，1989年底，《中国天文学史》全册陆续问世。该书不仅是中国历代天文史料的汇编，还是近代中国天文事业发展的详细记录，资料丰富翔实，极具史料价值。
我国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曾说：“科学普及是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把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相互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科学工作者。”陈遵妫正是这样一位“完整的科学工作者”。《史记·历书》中将天文历算称之为“畴”，此后，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便被称为“畴人”。陈遵妫自谦为“畴界老牛”，意谓愿意做天文工作的一头老牛，埋头耕耘。陈遵妫一生经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见证了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建立和发展，并为中国天文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2月3日 总第3940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