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政之弊也，不徒弊于疏略，抑且弊于繁密。”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典章制度的集大成者。相对独立的文官行政处分制度，也是清代才出现的，其涵盖了文官在行政与司法活动中的方方面面，既细且繁。这一制度在突出君主权威、规范文官行为的同时，却因条例不断增删修订而日益琐碎，使得处分程序整体缺乏稳定性，难以发挥其应有之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朱批奏折中，有不少文官受到行政处分的档案，其中汤启声革职案就颇具代表性。
清朝文官画像（局部）
贤明知县被参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籍贯江都大桥镇的汤启声在乡试中考中举人，初入仕途即授江西余干县知县。雍正元年（1723），汤启声任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知县，他任期内勤政爱民，得到福建布政使黄叔琬的密折保举，赞赏汤启声是“均得民心，澹泊自甘，办事不辞劳苦，委系才干素著、廉洁自持之员”。作为雍正帝的亲信臣子，黄叔琬拥有御赐的密折，所言可直达圣听。雍正二年（1724），汤启声因担任福建乡试同考官时选拔人才出色而调任南安知县。当时，清政府极其重视台湾收复后的建设，而时任台湾府彰化县知县的张缟过于年轻、缺乏历练，闽浙总督高其倬故而破格保奏汤启声。经雍正帝面见考察后，汤启声被任命为彰化县知县。可见，此时汤启声政声颇高。到任彰化后，他在当地建设县署，兴办义学，关怀民生，被后世称为“彰化文教拓荒之前驱”。然而，仅仅一年后，曾经力举保荐汤启声的高其倬，参奏汤启声在任南安知县时“患病失察丁役犯赃”，即本身患有疾病，且对丁役贪赃枉法失察。虽然“审明并无别项赃私过犯”，但汤启声仍受到行政处分。这种因任内失察被连带处分的情形，称作“因公诖误”，清代时有发生。
清雍正元年（1723），福建布政使黄叔琬保举汤启声的奏折（部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依据律例论处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汤启声革职案相关档案，展现了清代文官行政处分（从提出到解除）遵循的既定程序。汤启声革职一案起始于闽浙总督高其倬的参奏。在处分提出环节，享有监察权的官员均可题参或密奏。其中，对地方文员的参奏主要由各地督抚提出，参奏一般依据下级官员的揭发举报。在处分议定环节，议处原则是区分公罪还是私罪、是情有可原还是咎无可逭。按照《大清律例》“凡一应不系私己，而因公事得罪者，曰公罪”的解释，公罪包含执行公务时的过失行为，汤启声被参情形就属于犯公罪。在基本定性后，参奏官员的地方督抚会一并提出处分建议，如闽浙总督高其倬就提出了革职的建议，之后经皇帝批阅再交吏部拟定执行。吏部主要依据《吏部处分则例》拟定处罚，处分等级大致分为罚俸、降级和革职三种，汤启声就被拟定了最重的处分——革职。因犯公罪而被革职的文官成为废员。他们要在规定时间内返回原籍地，继续受到都察院、地方官的监督，不得擅自离境。但革职并不意味着政治生涯的终结，清朝统治者规定受此处分的文官经过一段考验期，可以恢复原官或原衔，即适用开复制度而解除处分。汤启声被革职后，辗转成为安徽巡抚赵国麟的幕宾，负责料理刑名事务。在幕中助理的两年，赵国麟对汤启声颇为器重，甚至向乾隆帝奏请循例开复汤启声顶戴。赵国麟在奏折中写道：“其在幕中助理已经二载，近奉恩例，凡因公屈抑情属可原之废员，准照雍正二年之例，赴各该督抚具呈，查明具题，送部引见，酌予开复。”乾隆帝阅后朱批：“著照所请行将奉旨处咨部知之。”汤启声在垂暮之年终于得以解除行政处分，恢复原官衔。
清乾隆二年（1737），安徽巡抚赵国麟奏请循例开复汤启声的奏折（部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动辄得咎”写照
清代保持着以律为主导，用例来补充、变通的立法方式。律是正文，例是特别规定，律例并行于国家法典之中。清代行政处分制度的具体实施是建立在《大清律例》和各种则例的架构上。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行政处分制度的局限性难以避免，其内容之烦苛就是历代积累下的“顽疾”。如，清代皇帝对《吏部处分则例》有不同程度的修订编纂。嘉庆帝为将《吏部处分则例》删繁就简，特意下谕旨：“自定例屡经增改之后，条目滋多，日趋苛细，书吏因缘为奸，虽有贤能之员日罣吏议，而庸碌者或以幸免，于甄别人材（才）澄叙官方之道，甚无益也。”然而，光绪朝时《吏部处分则例》仍详细设置了231类3000余条款，涵盖六部各项职责中可能涉及的问题。产生这样的弊端，表面上看是《吏部处分则例》规定的内容细密烦苛，多因事定例、因案定例，针对处置当时具体情形，展现出法律规范的抽象性不够，立法条文趋向琐碎繁杂。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律例实施过程中人为因素往往起到关键作用，官员执行时比附律例、去轻从重，乃至通过奏请皇帝降旨等来影响判处结果，使文官行政处分制度的施行深受“人治”所累。
清乾隆二年（1737），乾隆帝同意解除汤启声革职处分的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朝统治者原本希望依靠制度去规范官员行为，却造成了“法愈繁而弊愈多”局面，反倒容易被官员援引徇私，上下其手，其弊端难以胜数，难怪有官吏信奉“居官求有功无过，无过便是有功”。汤启声从政期间三任知县，屡经保荐，政绩斐然。他因公诖误情属可原，却因此被革职。此案正是清代烦苛律例下文官为政动辄得咎的一个真实写照。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2月10日 总第3943期 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