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组织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是党执政大厦的地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
1948年2月，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补充的《中共中央关于老区与半老区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部分）。中央档案馆藏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改进行的整党，做到整党与日常中心工作两不误、两促进，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1948年2月22日，在中共中央发出的由周恩来起草的《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指示中，推荐了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的整党经验，即“经过党的支部，邀集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及干部”。该指示对纠正“左”的偏向、将土地改革运动纳入正轨，起到重要作用。
因地制宜划分土地 保障中农利益
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属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着重讨论土改和整党两大问题，并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随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解放区迅速开展起来。
然而，土改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各地起始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向。例如，对阶级成分划分没有统一的标准，将许多中农划为地主或富农，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有人因为在募捐、慰劳活动中不积极，便被认定为富农；有的地区在划分阶级成分时，不按照实际剥削情况来区分，而以生活水平高低来衡量，甚至出现“查三代”的现象。有的地方为获得更多的生产物资，将追查范围扩大到父亲和祖父一代，只要有一代存在剥削行为，就将其算作富农或地主。一位贫农曾说：“我们村里的人，不管是谁，怎能穷三代呢？他要是穷了，他儿子就成不起亲，儿子不成亲，就不能有第三代。”
这些问题逐步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毛泽东认为，若任由错误倾向发展蔓延，将会迟滞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因此，他告诫全党，如果“现在不严重地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在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后，从1947年十二月会议开始，中共中央相继发布一系列重要指导性文件，对土地改革的政策和策略作了许多完善性的规定和说明。
1948年2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指示，毛泽东作了修改补充。指示将全国所有老区（抗战胜利前解放的地区）与半老区（抗战胜利时的收复区和战略进攻前解放的地区）分为三类。第一类地区，是土地改革较为彻底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土地已经平分，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农民各阶层占有土地的平均数相差不多。中农已发展为多数，约占乡村人口的50%到80%。第二类地区，是土地改革尚不彻底的地区。由于种种原因，致使这些地区土地平分尚不彻底，封建制度尚有残余，农民各阶层占有土地的平均数相差较大。中农只占乡村人口的少数，约为20%到40%。第三类地区，是土地改革很不彻底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土地并未平分，封建制度依然存在，地主旧富农仍占有大量的土地财产，贫雇农仍然是人多地少。
通过具体分析这三类地区的实际情况，指示提出，不同地区应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对于土地改革较为彻底的地区，决无再行平分的必要，只需在较小范围内，用抽补方法调剂土地及一部分其他生产资料，使尚未彻底翻身的贫雇农，从地主旧富农尤其是占有超过农民许多土地财产的干部家庭那里，补进土地及其他必需的生产资料。对土地改革尚不彻底的地区，需实行较大范围的调剂。某些特殊地方，在多数农民要求并取得中农同意的条件下，也应当重新平分。至于土地改革很不彻底的地区，则完全适用平分土地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方针，平分重点应放在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及征收旧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上。
1948年2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该指示时，加写了一段话：“在平分或调剂土地时，对于在抽动新富农及中农的土地时必须充分说明理由取得本人同意一点，甚为重要。如果本人不同意，则应向他们让步，不得采取强制办法。”
按照中国当时的土地结构，平分土地必然与中农利益产生冲突。针对土改过程中出现的侵犯中农利益的情况，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作的报告中便强调，实行土地改革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二是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后来，中共中央在《中国土地法大纲》第六条中添加一条注释：“在平分土地时应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并容许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在老区半老区平分土地时，应按照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进行。”
此外，指示还提出，平分土地时需对土地数量、质量、产量及位置远近等进行综合考虑；调剂土地时要对各类人群有不同的考虑，应首先补足缺地较多的贫雇农等。
以基层组织为重点 首次开门整党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党永葆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必然要求。自抗日战争胜利以来，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到1947年，党员数量已达270万人。历经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党的队伍状况总的来说是好的。但由于战争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客观生存环境的严酷性，致使部分党员缺少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严格的组织生活训练。对于基层党员，尤其是新党员的学习教育抓得不够严格。毛泽东曾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
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开展，在一些党组织特别是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中，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的问题也明显暴露出来。有些党员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对封建势力打击不力，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搞家长制、一言堂；有的党员干部私欲膨胀，出现贪污现象；有些党员干部阶级意识模糊，执行土改政策不坚决，甚至袒护地主、富农。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强调了整编党的队伍、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对于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与解放战争的重要性。他坚定地指出：“为了坚决地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必须整编党的队伍。”
在整党工作中，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创造了整党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典型经验，为开展整党工作提供了范例，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肯定。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赴华北开展工作，其中一项重要任务便是研究部署如何在解放区进一步开展土地改革。在转赴华北途中，中央工委决定在平山县、建屏县各自建立一个土改试点，以获得在土改中整党工作的实际经验。
5月下旬，时任中共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率领土改工作团到达平山县。工作团分成若干组，到各村开展工作。在工作中，冯文彬要求大家“走贫问苦”，“不要陷在原有干部的圈子中”。经过一系列曲折的探索后，平山县逐渐找到一套开展整党工作的有效办法：一是公开党的支部；二是把党的会议同群众大会合二为一，在广大农村群众的帮助下，公开整党。同时规定了参加会议的人员比例，党员人数占20%到30%，非党员的贫农、中农占70%到80%。有时，平山县的民主整党会议能连续召开一天一夜，群众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大家纷纷表示：“这下可与毛主席通气了。”
1948年1月18日，刘少奇向毛泽东总结汇报了平山县把土改与整党相结合的成功经验。2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表示老区的工作中心，“应当是按照平山经验，用党内党外结合的方法整理党的队伍，解决党同群众间的矛盾。”
22日，周恩来在起草的《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指示中推荐了平山县的整党经验，指出：“各地整党工作正在开展，并创造了许多方法。其中，以经过党的支部，邀集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及干部的方法，为最健全的方法。平山县的典型经验，应为各地所取法。”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不仅党的方针、政策要依靠群众制定和执行，党的建设也应当依靠群众监督和参与。毛泽东在指示中加写了一段话：“一切党的支部，在其讨论有关群众利益的问题的一切会议上，包括党的批评检讨会议在内，均应有党外群众参加，不许开秘密会议，借以破除群众对党的组织与党的会议的神秘感觉，使党内一切好的与坏的现象暴露于群众之前，为群众所监督，为群众所批评或拥护。”
指示最后强调，“各地党委在整党工作中，应当分别情况，解决问题。”对于犯有重大罪恶的人，应当开除出党；对于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不可救药的党内蜕化分子，均应坚决清洗出党；对于犯有较轻错误的党员，不论其出身如何，均应采取教育方针等。
到1948年底和1949年初，大部分老区、半老区的整党工作基本结束。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普遍受到教育，觉悟得到提高，党同群众的联系也更加密切，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争取土地改革深入开展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2月17日 总第3946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