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十分严峻。国际上，是尖锐对立的冷战局面。美国对华采取极端敌视的政策，在外交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政治上颠覆。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中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边进行抗美援朝，一边恢复发展经济。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三年时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1952年5月，鉴于朝鲜战局趋于稳定，中共中央及时确定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这些决策，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提供了遵循。在编制“一五”计划的过程中，周恩来倾注了大量心血。
集中精力 初定轮廓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责成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着手编制“一五”计划。经周恩来提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6人组成领导小组，负责编制“一五”计划。
“一五”计划要对全国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未来发展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周恩来与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开展计划编制工作伊始，即面临统计资料不全、经验不足等诸多困难。再加上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影响，经济工作存在比较多的变数。要在短时间内完成长期计划的编制工作难度很大。按照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策，“三年时间准备”即从1950年到1952年。时间已十分紧迫，周恩来需要集中精力来分析中国的经济状况，研究从1953年开始的五年建设的任务，以便向中央提出全盘性的建议。为此，他于1952年7月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由返国治病已经痊愈的彭德怀留在北京接替自己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这个建议被采纳。10日，他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等，提出拟在7月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其它工作当尽量推开”。“对五年计划，当着重于综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并准备交涉材料”。为此，周恩来提出由邓小平担任副总理并主持一段时间的政务院工作，对此建议，毛泽东批示同意。
这样，周恩来得以抽出时间和精力，集中思考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这个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研和思考，他在起草的《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中提出，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在周恩来的整体考量和中财委做的大量工作基础上，“一五”计划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那时在国家计委工作的王光伟回忆道：“总理亲自指导编制计划，审定计划。他工作非常细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几乎每一个数字他都要过问，几乎每一个百分比他都要亲自计算，有些数字差错往往是总理纠正的。”
访问苏联 争取援助
争取苏联对我国建设的援助，是中央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1952年7月，中财委根据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勾画出中国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幅宏伟建设蓝图草案，即《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以该草案作为向苏联提出援助要求的基本依据。
8月15日，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此行的目的，除了就一些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外，主要是寻求苏联政府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并希望苏联对中国的“一五”计划提出建设性意见。他们先后同斯大林举行了三次会谈。周恩来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全面介绍了中国国内情况，着重介绍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设想，主要内容是：（一）中国的经济状况；（二）五年建设的方针；（三）五年建设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经过商谈，苏联同意为中国实现五年建设计划提供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在达成一些主要共识后，9月22日，周恩来、陈云、粟裕等离开莫斯科回国向中央汇报。李富春仍留在莫斯科继续与苏方逐项具体磋商。回国后，周恩来继续关注和直接过问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的会谈进程，及时审阅请示电报，并给予明确指示和答复。
1953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的社论，宣布：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已经胜利结束，今年将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一五”计划虽已宣布开始执行，但它的编制工作实际上还没有完成，采取的是“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的做法。后来，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谈到中国代表团等在苏联谈判的情况时说：“去以后的几个月中，就是靠我们的财委打电话送数目字，在座的都知道，你们都给我们送数目字。送来后，我们一整理就送走。到那里以后，我们的代表团又搞了半个月。总起来，我们自己前后大概搞了三个月。”
3月初，斯大林病逝。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其间，他听取了李富春等同志关于中苏商谈“一五”计划轮廓的情况汇报。同时，他与苏联新领导人谈了援建问题。后仍由李富春留下继续谈判。4月8日，周恩来约见奉命回国汇报中苏会谈进展情况的宋劭文（时任中财委秘书长），详细询问了苏联政府对中国“一五”计划的意见。30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李富春的电文，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等8个文件，并授权李富春为全权代表签订这些文件。5月15日，双方签署了上述8个文件。这样，从1953年起苏联将援助中国兴建91个工业企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援助的50个，和1954年增加的15项援建项目，共156项重点工程列入“一五”计划。
历时四载 数易其稿
1953年6月28日，周恩来关于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报告的修改问题致毛泽东等的信。
争取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取得圆满成功，此时“一五”计划草案编制工作还在紧张进行。1953年6月28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对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报告稿，提出了多处修改意见，大到过渡时期目标任务的表述，小到个别容易产生误解的词语，都是他的关注点，无不体现着周恩来富有远见的战略筹谋和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
1954年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陈云、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等组成的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还成立了草案起草小组。在陈云主持下，起草小组将草案提交6月29日至7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1月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在广州用20多天时间，集中精力审核修改“一五”计划的草案初稿。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这个计划草案发给中央各部委党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讨论，并要求各省应特别注意本省的农业发展计划。1955年2月，计划草案编制工作基本完成。经过不断修订、调整、补充，历时四年，数易其稿，“一五”计划草案终于在周恩来领导下摆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面前。
1954年，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图表
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原则通过了“一五”计划草案。6月27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对将要提请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作了说明。7月30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会议认为，这个计划“是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一五”计划的编制，为以后制定历次五年规划和远景目标提供了经验借鉴。周恩来立足党和国家发展全局，深思熟虑、统筹谋划、亲力亲为、日夜操劳，为编制“一五”计划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央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4月7日 总第3967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