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十年报告》是旧中国海关资料中核心的部分，先后出过5辑，涉及时间分别为1882年至1891年、1892年至1901年、1902年至1911年、1912年至1921年和1922年至1931年，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开放口岸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海关十年报告》先后有3辑的内容直接记录了张謇与南通的情况，包括张謇成为状元、大生纱厂的经营、南通社会发展的起伏等，尽管篇幅不是太长，但叙述精到，视角独特，聚焦了张謇建设南通的辉煌成就。
成功的大生纱厂
1904年出版的《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江海关部分，共有3处关于张謇和大生纱厂的介绍，其中有关大生纱厂1899年开工后的经营状况，是笔者所见到的出版物中，西方人对大生纱厂最早的关注和评价。
第一处出现张謇是在第504页：“这10年里，张謇，一位通州人，高中了状元，他是在1894年获得这个殊荣的”；第二处是在第526页至527页，提到在过去10年里升职的20位江苏人名单里，最后一位是新科状元张謇。
关于张謇的简要介绍，是编写《海关十年报告》的例行要求。如果张謇仅仅是位状元的话，也许就淹没在史料中了。1895年，张謇受张之洞委任筹办大生纱厂，开启了探索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征程。大生纱厂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代表性企业，因此受到《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的关注。
关于大生纱厂的叙述，则是置于江海关所辖区域内的地方工业化背景中。《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用很多笔墨对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后，本地区工业发展情况进行了描述，主要是缫丝业和棉纺织业。在棉纺织业方面，该报告除了介绍几家外资企业外，还对位于上海的机器纺织局、华盛纺织总厂、裕源纱厂、大纯纺纱厂、裕晋纱厂等华资企业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文章里提及：
在过去5年中，上海有些华资纱厂获得了少量的利润。特别是刚刚过去的12个月内，它们发放了平均高达5厘的股息。
除了上海的这些纱厂外，下列地方各开设了一家华资纱厂，苏州、杭州、宁波和通州。这些纱厂看来都有可以获得利润的条件，其中收益最好的是通州的纱厂，因为该厂地理位置优越，靠近棉花产地，1901年已能发放7厘股息。
这些，就是直至目前为止在第一次试图沿用外国方式大规模建立中国地方工业过程中出现的主要事实。由于此事涉及大量资本，大家也一直对此甚为关注，所以才用了这些篇幅加以叙述。
大生纱厂创办初期向社会募集资金发行的股票及其存根 南通市档案馆藏
《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不惜篇幅详尽介绍上海的棉纺织企业情况，是由于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棉纺织业是主要的产业，而更为重要的是棉纺织业已经成为当时全球性的产业。仲伟民在美国学者斯文·贝克特所著《棉花帝国》的中文序里评述说：“棉花产业不仅是工业革命的摇篮、杠杆和跳板，而且在现代世界的形成过程中，还主导了世界贸易。与茶叶、咖啡、糖、瓷器等商品的生产和贸易比较，只有棉织品才是真正全球性的商品，只有棉织品才引致了生产与加工环节持续不断的技术革新，只有棉织品能够调动全世界的资本、土地和劳动力。”负责国际贸易监管的海关，对此显然了然，加以重点关注。
张謇在创业伊始，客观上就融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中。《棉花帝国》中提到，到了19世纪末，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面对进口棉纺织品对国内手工业的压力，有着建立工业经济的愿望，巴西、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和资本家寻求用国内生产取代进口的办法。《棉花帝国》随后以张謇作为中国的例子：“张謇对大量棉纱和棉布进口表示关切，特别在1895年《马关条约》允许建立外商独资棉纺厂的规定之后，他主张国内工业化，并且付诸实际行动，在自己的故乡南通建立了纺纱厂。”
《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的作者是时任江海关税务司好博逊，写作时间为1901年12月31日至1902年12月15日，这是一位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的英国人。从好博逊拟写的报告看，他是敏锐的，眼光也是独到的。他从上海及周边地区近代工业的起步中，体会到中国社会区域性工业化的兴起。就南通而言，事实也的确如此，大生纱厂开工后连年盈利，带动了南通其他工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了南通教育、文化、慈善等事业的整体进步。《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为英文版本，出版后通过上海、香港、横滨、新加坡、不来梅、伦敦等地的书店出售，是大生纱厂早年社会形象在海外和在华外国人中的重要塑造者。
外国人理应到南通去参观游览
《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封面 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藏
在另一位江海关税务司戈登·洛德主持编写的《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第249页至250页，专门为南通设置了独立的章节，由二等帮办班思德撰写。那时的南通已经成为众口相传的模范城市，因此《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的叙述从关于张謇和大生纱厂的简单介绍，拓展为对南通城市的全面评析，摘要如下：
现为上海附属口岸的南通，早在1899年就开始了建设。它从一开始就坚持自治的原则。当地有财有势的商人在20年前就组成自治会，对南通后来的发展，对于建立警备力量、修筑道路、兴建医院、学校而筹措资金做出了贡献。
南通与中国内地城市不同，除街道比较狭窄外，一切都像上海的公共租界。市内有各种商店，西式楼房到处可见。
南通成为模范城市应归功于张謇先生的悉心经营。南通是一个不靠外国人帮助、全靠中国人自力更生建设的城市，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所有愿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将来作公正、准确估计的外国人，理应到那里去参观游览一下。
班思德的这段话，已经成为评价张謇及张謇时代的南通的经典，如今被很多学者引用。由这段话可知，南通取得了令外籍人士感慨的成就，成就的取得主要归功于张謇的引领，这些成就使得南通成为中国一个独特的城市，即两院院士吴良镛认为的“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它不同于租界、商埠或列强占领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中国人基于中国理念，比较自觉地、有一定创造性地、通过较为全面的规划、建设、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
1922年5月25日，张謇（前排左九）与前来为其祝贺生日的美、英、德、法、日等国嘉宾合影。
类似的对张謇和南通的赞誉，在同时代很多外国人的文章里都有体现。查尔斯·T·保罗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的召唤》一书南通部分指出，“让南通从中国所有城市中脱颖而出的原因，是由于在中国人少有的主动精神影响下，它成为改革和发展最有成效，进而也是最声名鹊起的地方”。对于张謇在南通崛起过程中的作用，查尔斯·T·保罗的评述相当到位：
这座河边大镇在过去十多年中逐渐发展成了现代化的模板，而促成这一转变的主要功臣就是被众人视为“全中国最慷慨、最热心公益”的张謇。作为一名前清朝政府的翰林学士，张謇后因支持共和而出任袁世凯第一任内阁成员，成为农商总长。这位富有远见及行动力的百万富翁、地主、实业家兼政治家辞官回到故乡，在那里打造他自己的新梦想。他在当地主导的市政建设以及公益项目使南通成为许多省市的瞩目之处，为这个刚萌发民主嫩芽国家里的富人树立了爱国主义与利他主义的新榜样。
在南通发展的过程中，天生港自开商埠是重要一环，也是张謇开放胸襟的体现。1906年，清政府批准天生港暂作可以起下货物之不通商口岸。天生港在江海关管辖范围，开埠工作得到了江海关技术上的支持。1907年2月22日，好博逊派江海关副理船厅鹤而生，与大生纱厂的翻译一同搭乘“鄱阳”船，前往南通测看天生港码头事宜。鹤而生回上海后向好博逊禀报了天生港码头建筑的基本情况，如“码头现已在动工创造，自岸边起至江心筑木桩250尺。外筑浮桥两顶，自25尺至30尺长，15尺至20尺开阔，一边放在方木桩之上，一边放在平底驳船之上。另外再作浮桥两顶，长30尺至40尺，阔15尺至20尺，接连趸船”。此外，他对用作趸船的“威靖”兵船，以及另外一艘“铁壳鸭尾船”如何移放码头，提出了技术上的建议。10月22日，根据总税务司的要求，好博逊又把后续产生的涉及天生港开埠的往来函件，包括上海道瑞澂迭次给江海关的来函，汇总上报税务处。之后，在好博逊给瑞澂的另外一封信中，还附录了江海关所拟的天生港征税试行办法、查勘埠头趸船绘图的说明等。
张謇的企业家精神
《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出版时，张謇已经去世。但这份报告依旧以较大的版面，单列一节介绍南通，作者为劳福德，开头一段是这样讲的：
南通之繁荣，如上次十年报告已提及的，是由于大战时期的繁荣、张謇先生的企业家精神和努力造成的。由于前者的崩溃和后者的去世，南通市况已日见暗淡。
《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认为张謇的企业家精神是南通发展的核心因素。张謇的企业家精神，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热词，也是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一般指张謇在兴办实业、教育和慈善事业过程中体现的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没想到的是，在张謇去世不久的1932年，劳福德就提出了这个概念。结合班思德撰写的《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有关南通的内容，在这些江海关外籍员工眼中，张謇的企业家精神聚焦在开拓创新方面。
胡适曾经有段话，与《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对张謇的评价可以互为补充：“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在中文语境中，相比于英雄迟暮、英雄末路这些表达，“失败的英雄”的说法似乎更有一层悲壮的渲染成分。无论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诸葛亮，还是传说中追日的夸父，都是“失败的英雄”的典型，但他们凭借着顽强不屈的斗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胡适所言的“失败”，按照历史学家章开沅的理解，“主要是就大生资本集团的破产而言，或者是就他为自己提出的宏伟目标尚未完成而言”。章先生认为：“张謇创办了大生，大生留给了社会。张謇以大生为凭借，发展了整个通、崇、海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其意义又远远超过创办若干个纱厂。”与其说是失败，还不如说是壮志未酬。
中国学者严中平认为，大生纱厂是一战以前华资纱厂中唯一成功的厂。据统计，大生纱厂从1899年开工至1921年，共计盈利1161万余两白银，1919年利润率甚至高达105.78%。1922年，大生纱厂连同大生二厂，从高额盈余变为大量亏损，导致整个大生系统陷入困境，大生系统主要企业的经营权被债权人接管。
尽管张謇在1926年去世之前，已经失去对大生系统企业的控制权。但毕竟大生企业的实体依旧在南通经营，只是暂时变更了经营主体。从《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对南通货物贸易情况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南通的经济依旧维持在一定规模上：
主要进口货物有：从汉口输入的棉花、棉籽、破旧的铁器；从上海、南京或杭州输入的黄豆、来自外洋的小麦。每年输入的供工厂用的开滦、抚顺煤，达10000吨之多。主要出口物有土产漂白布及染色棉布、粗布、棉纱等。
当大生企业陷入债务危机时，上海银团方面派李升伯到南通一带考察，并与张謇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李升伯受到极大的感动，深深为张謇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他设计了一个在大生不破产基础上的企业重组和技术改良方案，得到了上海银团的采纳，也为后来大生企业的涅槃提供了机会。在考察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人问李升伯总的感受，他回答说：“中国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尽管大生企业遇到了空前的困难，但李升伯从张謇及其创办的事业上，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和未来。而不甘心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是张謇在吴长庆幕府时心中的宏愿。由此，张謇认同李升伯是他的知己。
因此，所谓的“失败”，其实是个伪命题。张謇留下的物质财富，那些企业、学校、公益事业单位，今天还在造福社会，徜徉在南通，处处能够感受到张謇的存在。更为可贵的是，张謇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特别是他的企业家精神，不仅在当今没有过时，相信随着岁月的更迭，会愈发放射出夺目的光芒。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4月14日 总第3970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