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上了年纪，总爱忆苦思甜，我80岁的老母亲也不例外。每次与母亲闲聊，听她讲述当年下放后嫁在农村、后凭档案落实政策的一段经历，她都会说，感谢党让现在的日子越过越好，感谢档案让生活“节节高”。同时，母亲还不忘叮嘱我：“档案很重要，咱们家里的证件、发票等一定要保管好，关键时刻能帮大忙。”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土地由集体耕种，从事农活的叫社员，也叫劳力。我父母自然是社员中的一分子。每天清晨，他们与其他社员一样，伴着生产队长急促的哨声，集合领任务，然后下地干活。按工分标准，男性壮劳力“足工”10分，其余的9分、8分；女性壮劳力“足工”8分，其余的7分、6分。60岁以上的人员相应减少分值。“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道出了那个年代工分的重要性。当年，我父亲年轻力壮，舍得卖力气，累活脏活抢着干，每天都是“足工”，连年获评先进，家里墙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奖状。
母亲原本是城里人，在南通市邮电局上班。20世纪60年代初，她被下放到农村，在姑妈家暂住。没多久，她与我父亲相识相知，成就了一桩异地姻缘。待邮电局通知母亲复工时，她刚生了我姐姐正坐月子，没法回城上班，从此便在农村扎下根，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听说国家要落实有关下放工人的政策，我母亲当即找到原来的单位。但因年代久远、单位搬迁，加上母亲拿不出相关证明材料，连跑好几趟都被劝了回来。后来，在市邮电局劳资科一位有着强烈责任心和同情心的老同志的帮助下，母亲终于在那一年的大年夜，收到了一张60元的汇款单——单位发放的年度下放工人生活补贴。
事后，母亲才知道，那位老同志不厌其烦，辗转多个部门，终于在一个破旧不堪、沾满灰尘、散落在墙角的文件袋中找到了母亲的档案，证实了母亲的身份。随后，他帮母亲填表、申请、报批，落实了下放工人政策。尽管补贴不多，可在那个艰难的岁月，简直就是一笔“巨款”。
每次领回补贴，母亲总要发出感叹：感恩党的好政策，感谢那位老同志尽心尽力查找，感慨档案的重要性。靠着母亲每年如期而至的下放工人生活补贴，我家的生活条件有了好转。之后，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姐姐进城当了工人，弟弟做了裁缝，我大学毕业后也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我家的生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天比一天好。
8年前，按照有关政策，父母在交齐一笔费用后，由“农保”转为“城保”，每人每月可领取2000多元的养老金。如今，父母虽年逾八旬，却精神矍铄、身心健康。看着他们幸福的笑脸，我总会想起母亲常说的那句话：“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档案……”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4月17日 总第3971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