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一个知识青年的身份投身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他传递；他作为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成员之一，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立作出杰出贡献！他就是从一介书生到革命者的俞秀松（1899—1939）。
时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1周年之际，本报记者赴上海采访了俞秀松烈士继子俞敏，聆听他讲述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俞秀松当年那段峥嵘岁月里的浴血荣光。
俞敏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汪志星 摄
“父亲俞秀松的世界观、思想转变是由小到大，我对他的认识亦是由浅至深。”俞敏说。“虽然从小是听着父亲故事长大的”，但在俞敏眼中，“父亲给自己的印象仅限于母亲安志洁口中的那位烈士”。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事已高的母亲对我父亲史料搜集心有余而力不足”，俞敏渐渐踏上有关俞秀松史料的挖掘之路。自1996年开始，俞敏10余次赴海内外，足迹遍及俞秀松生活、工作过的各个地方，走访档案馆、博物馆，从历史档案中挖掘有关俞秀松的大量珍贵史料和影像，随之，俞秀松的形象在俞敏的脑海中逐渐丰满、鲜活起来……
“我要等到大家都有饭吃，等到讨饭佬有饭吃时再回来”
“我父亲俞秀松出生于1899年8月1日，是浙江诸暨人，他的童年时期是在老家度过的。我们家是农民出身，靠耕田为生，但家里对教育非常重视。那时候，为了改变我们全家都没有文化的局面，我太爷爷举债让我爷爷去私塾读书。就这样，我爷爷俞韵琴才考中了秀才。1906年，我爷爷在村里创办行余初级小学，以后长期从事地方教育工作，当过诸暨教育局局长。我父亲9岁时在这所小学接受了新式教育。我爷爷思想非常开明，他不仅倡导新思想、新文化，还常给子女们讲岳飞、戚继光和秋瑾等英雄人物的故事。我父亲的爱国主义思想、忧国忧民情怀深受我爷爷言传身教的影响。初小毕业后，我父亲选择到萧山的临浦高级小学继续学习……”俞敏向记者娓娓道来。
1916年，俞秀松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该校是当时浙江规模最大的新式学堂，也是近代中国建立最早的著名高等师范学校之一。“在校期间，作为学生骨干之一的俞秀松思维活跃，求知欲旺盛，爱寻根究底，以善辩著称。他生逢其时，重任在肩，立下宏愿‘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人’。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承诺。”俞敏自豪地说。
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五四运动，消息传到杭州，12日，俞秀松和宣中华等人发动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约3000名学生汇集在湖滨公园，召开声援北京、上海两地学生大会，进行了杭州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示威游行，他也因此被誉为“杭州学生运动的领袖和先驱”。29日，全市中等以上学校总罢课，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同年，俞秀松和施存统、宣中华、夏衍等人共同创办了进步刊物《双十》半月刊（后改名为《浙江新潮》），锋芒直指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浙江宣传新思想最鲜明的一面旗帜。
俞敏说：“当时《浙江新潮》发行量很大，且全国发行。值得一提的是，在湖南发行《浙江新潮》的就是毛泽东。”
当年11月，俞秀松主编的《浙江新潮》第二期，刊登了施存统撰写的《非“孝”》一文。文章认为，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应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文章通篇洋溢着对封建旧传统的反叛精神，一经刊出，引起轩然大波，受到了当时浙江军政界的围攻和指责，并以“非议忠孝”为名，查封了浙江新潮社，禁止《浙江新潮》出版；北洋政府也通令各省“立予禁止印刷、邮寄《浙江新潮》”。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一师风潮”。
俞敏说：“‘一师风潮’之后，俞秀松被迫离开学校回到诸暨老家。后来，由于对其父安排的婚姻不满等原因，他又离开家回到杭州。俞秀松在离别之际对送行的大弟弟俞寿乔说，‘这次出去，几时回来没有数。我要等到大家都有饭吃，等到讨饭佬有饭吃时再回来’。”
“不想做个学问家，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1920年1月10日，俞秀松、施存统抵达北京，加入了工读互助团（该团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起的进步社团，主张‘工’与‘读’相结合，教育与职业相结合，创造一个‘人人工作，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社会）第一组。俞秀松抵京的当天便到琉璃厂海王村公园摄影留念。3月4日深夜，他准备把在京拍摄的这张照片寄给家人时，在照片背面提笔写下一封短信，告知其父母和诸弟妹，‘我来的目的是：实验我底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亨（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追求新思想、体验新生活的信心和喜悦。在半工半读的日子里，俞秀松一刻也不停歇，他抄印讲义、制作粉笔，同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李大钊、陈独秀的课，汲取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在工读互助团生活结束时，俞秀松、施存统认为‘工读互助’这种方式无法实现对社会真正的改造，从而婉言谢绝了李大钊、胡适等人让他们留下来的邀请。这件事对俞秀松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他在《给骆致襄的信》中说，‘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随后，俞秀松南下上海。经陈独秀介绍，俞秀松到星期评论社工作。该社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了不少调查研究，他积极参加这些调查活动。
1920年1月10日，俞秀松在北京加入工读互助团时留影，以及他于3月4日在照片背面写下的一封家书。
“为了更加深入了解社会，俞秀松改名换服，进入虹口厚生铁厂做工，投身工人运动，探索革命方式。五一劳动节那天，他率厚生铁厂等各业工人500多人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一次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会后还发表了《上海工人宣言》。”俞敏说。
1920年5月，陈独秀与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等人多次商议，开始创建新型政党的政治实践，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俞秀松是最早、最积极的会员之一。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今黄浦区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主义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
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俞秀松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望道叫我明天送他所译的共产党宣言到独秀家里去”
在此期间，俞秀松还参与了《共产党宣言》出版的相关事宜。
1920年初，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是当时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准备工作之一。当时，陈独秀、沈玄庐、戴季陶、邵力子等人，在位于白尔路三益里17号（今自忠路，济南路与顺昌路之间）的《星期评论》编辑部商讨后，决定由陈望道来翻译《共产党宣言》。
后来由邵力子出面，向陈望道发出了邀稿函，请他试译《共产党宣言》一书，计划译好后在《星期评论》周刊上连载。
完成《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后，陈望道带着译本从故乡义乌分水塘赶回上海。谁知《星期评论》周刊突遭军阀当局查禁，同年6月6日宣布停刊。
于是，6月27日夜，陈望道找到了俞秀松，委托他将《共产党宣言》译本转送至陈独秀处。28日9时许，俞秀松将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译本送到陈独秀家，即当时的《新青年》编辑部。
俞敏对记者说：“之前，我们只知道是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但由于缺乏史料佐证，不清楚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俞秀松的日记为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
“《俞秀松日记》中又是如何记载这段历史的呢？”记者追问道。
俞敏笑着说，“无巧不成书，如果不是老家人在一间破旧柴房中的意外发现，我父亲俞秀松将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译本送到陈独秀手中的这些细节可能永远都不会被世人知晓。那是在1990年，我母亲回老家诸暨，与我小姑姑拉家常时，小姑姑说好像以前发现过有铅笔、钢笔写字的本子。我母亲听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连忙说，那赶紧去找。我姑父在旁边搭话说，到柴房去看一看，结果找到一个本子，上面全是灰，他拿出来抖了抖，一看，竟然是我父亲写于1920年6月25日至7月31日的日记。这个日记本重见天日后，我认为其所记载的内容透露了两点重要信息：一是关于共产党的成立；二是《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流程。现在，这本日记收藏于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是国家一级文物。”
《俞秀松日记》中有关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译本交给陈独秀的记载 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藏
时光跨越百年，历史的烽烟远去，记者在泛黄的日记本中寻找到了答案。俞秀松在1920年6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所译的共产党宣言到独秀家里去，这篇宣言底原文是德语，现在一时招（找）不到，所以只用英俄日三国底译文来对校了。”28日，俞秀松在日记中写道：“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我们说些译书的事，总该忠实精细……”
“为什么陈望道让俞秀松去送刚翻译好的《共产党宣言》呢？”记者好奇地问道。
“因为俞秀松既是陈望道的学生，又是陈独秀的得力助手，所以把这个事情交给他去做是非常合适的。”俞敏答道。
据陈望道回忆：“我于1920年四五月间到上海。在此以前，我被一师赶出来，在家翻译《共产党宣言》，这书是《星期评论》约我翻的，原来准备在该刊发表。”
俞敏接着说道：“从《俞秀松日记》中可以看到，陈望道到上海后，就与俞秀松等人一起住在星期评论社，经常一起讨论问题。所以，这也是陈望道让俞秀松把《共产党宣言》译本捎给陈独秀的原因。”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又由俞秀松拿给陈望道审定，最终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对外公开出版。
“当过三回共青团书记”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为了更好地在青年中进行社会改造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团结和教育聚集于上海的大批优秀青年，同时也为了从中培养和挑选预备党员，陈独秀指派俞秀松等人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经过俞秀松等人的努力，1920年8月22日，中国最早的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俞秀松担任书记。随后，团员们迅速积极地发动和指导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天津等地青年团组织的建立。
同年9月，俞秀松和杨明斋在渔阳里6号挂起外国语学社的牌子，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建立的第一个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俞秀松任秘书，管理学社内外事宜，以学社掩护革命活动。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都曾在此学习。
1921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俞秀松担任临时团中央书记。
俞敏对记者说：“当时，党的活动是秘密的，而青年团的活动却可以公开或半公开。在俞秀松的努力下，到1921年上半年，上海的团员已发展到200多人，党的许多活动也是以青年团的名义进行。俞秀松的出色工作，得到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格林的表扬，称赞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
俞秀松因工作出色，受邀参加1921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那是思想浪潮奔涌向前、革命星火遍地燃烧的觉醒年代，全国各地在准备建党的同时纷纷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翌年5月，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成立了全国统一的组织。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俞秀松在其间扮演着什么样的重要角色呢？”记者问道。
俞敏告诉记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俞秀松当选为5位中央执行委员之一，施存统当选为书记。后来，施存统因身体原因，辞去书记一职，由俞秀松接任。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召开前，全国各地已经有了一些团的早期组织。所以说，俞秀松当过三回共青团书记：一个是最早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还有一个是临时团中央书记，最后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以后当过书记”。
正如俞敏所说：“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最早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俞秀松将个体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连接在一起，他将自己短暂而绚烂的一生投身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洪流，为家国情怀写下最生动的注脚。”
文中所示档案图片由俞敏提供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5月5日 总第3979期 第二版 | 